曾珺
2020年05月26日07:53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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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使他們設法就業”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就業問題,是民生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事關人民幸福、社會穩定。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十分關心民眾的就業問題,在1954年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新中國第一部《憲法》中,就明確規定:“勞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有勞動能力的公民的光榮的事情。”在日理萬機的工作中,毛澤東十分重視就業問題,多次就此作出批示。
1952年6月16日,原國民黨軍官費帖致信毛澤東,反映就業困難的問題。信中說,一些原國民黨下級軍官陷於失業的困境,要求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到文教局辦理失業知識分子登記和請求勞動局介紹工作等,都遭到拒絕,走投無路。費帖在信中要求國家予以收容和改造這些下級軍官,不使其流浪社會。
6月25日,毛澤東將這封信批轉給周恩來,並寫下批語:
周總理:
此信代表失業舊軍官,值得注意。請交失業救濟會議處理。
毛澤東
六月廿五日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責成相關部門負責人認真研究這個問題。當年冬天,就舉辦了一次“失業軍人就業”活動,使一大批軍人得到了安置。
1956年1月25日,在審閱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呈送的《關於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說明稿》時,毛澤東對其中的就業問題作了集中修改。改畢,他將說明稿批示給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
尚昆同志:
此件請即付印,校對勿訛,印350份,於一月廿五日下午三時帶到勤政殿,發給到會的人,每人一份(共有320人左右)。
毛澤東
一月廿五日零時
次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件說明稿。其中,經毛澤東修改的有關就業問題的全文是:“許多人感覺短期內難於解決的城市一百多萬失業人員問題,現在也出現了新的情況,浙江省嘉興專區就要求從上海移入十萬個勞動力,江西省也向上海要求把能從事農業生產的失業人員移五十萬人到那裡去。至於地多人少的邊遠地區迫切需要勞動力,就更不待說了。解放以前遺留下來的這個一百多萬尚未就業的失業人員,由城鄉兩方面去作安排,就可以在幾年內使他們就業了。”
1963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編印的《群眾反映》第84期上登載了《上海有很多人迫切要求給予生活出路》一文。該文說,近年來,上海地區要求解決工作、生活問題的來信有顯著增加。從目前趨勢看,來信還在逐步增加。來信的人,以被精減的職工為最多,其次是未能升學就業的社會青年,再次是其他各類無業人員。精減職工中,大致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已經回鄉的老、弱、病、殘職工,他們一般小孩比較多,本人勞力不強,農事不熟,工分掙得少,往往入不敷出﹔另一種是家在上海市區,被精減后斷了生計,現在隻好“坐吃山空”。一些未能升學的社會青年,或者是家裡人口多,收入少,或者是父母雙亡,本人無依無靠,他們都要求就業。從來信看,有一部分人情緒極為不滿,也有些人要求去香港謀職,或者寫信給蘇聯大使館,要求接受他們去蘇工作或學習,還有些人搞投機倒把等,少數人甚至參加或組織了反動團體。
文中提到的問題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12月13日,他將這期《群眾反映》批轉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華東局第一書記、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市長柯慶施和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陳丕顯,並在首頁寫下批語:
柯老、丕顯同志:
此件請閱。此事必須解決。一定要使他們設法就業。即使暫時不能就業,也要支出一筆救濟費把他們養起來,以待逐暫〈漸〉設法就業。上海共有失業者多少?是否有幾十萬?請查告。你們對此問題的解決意見如何,請考慮見告。
毛澤東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隨后,他又將這期《群眾反映》和自己的批語批轉給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
劉、鄧、彭真同志:
我在《群眾反映》第84﹝期﹞上寫了幾句話給上海柯、陳二同志,送上請閱。如以為不妥,請退回修改。如以為可用,請交尚昆加封寄去。此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
毛澤東
十二月十三日
1975年9月7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就對在押的國民黨省、將級黨政軍特人員的處理意見的報告作了批示。報告說,我們對各地在押的國民黨省、將級黨政軍特人員進行了調查摸底,並於最近召開了清理工作會議。現將情況和處理意見報告如下:(一)全國現押的這類人員有三百四十一名,刑滿就業的有六百一十二名。(二)在現押的這類人員中,擬對其中以歷史罪或主要以歷史罪判刑的二百三十二名予以清理釋放。因現行罪逮捕判刑的一百零九人,這次不予清理。(三)對清理釋放人員,要給予妥善安置。1.發給釋放裁定書,同時宣布摘掉帽子,給公民權。2.有家的回家,無家可歸的、自願留下的由原勞改單位安置。願回台灣的可准予回去,並提供方便。3.釋放時發給衣被和零用錢,安置回家的發給路費,回家后生活有困難的酌情予以補助。4.生活和教育問題由當地民政部門和基層組織負責,其中按起義投誠人員對待的,由統戰部門負責,並酌情安置工作。(四)對刑滿就業的人員,擬同時清理。除表現很壞的以外,均可摘掉帽子,給公民權。清理后的去路同對待在押犯的原則一樣。(五)對因歷史罪判刑在押的三千三百多名和已刑滿就業的一萬名相當於縣團級以上人員的清理,將經過調查研究,參照上述精神予以考慮。
9月9日,毛澤東在這個報告上寫下批語:
建議一律釋放。本地不能就業的,轉別地就業。如何,請酌定。
毛澤東
一九七五年九月九日
毛澤東關注就業問題,是中國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重要體現。在他的關心下,早在1950年,各地就相繼成立了失業工人救濟委員會,有計劃、有步驟地全面開展失業登記和失業救濟工作,通過政府介紹就業、轉業訓練、以工代賑生產自救、自謀職業和回鄉生產等多種措施解決就業問題。這些政策的實施,穩定了當時的社會秩序,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樹立了黨在人民群眾中的良好形象,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
毛澤東十分重視群眾來信,將其視為了解基層情況、密切聯系群眾的一個重要渠道。他認為,從群眾來信中可以了解百姓的生活和工作情況,知道黨和政府各級機關的工作情況,檢驗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施行效果。新中國成立后,為了杜絕黨和政府各級干部墮落為脫離人民群眾而高高在上的官老爺的現象,毛澤東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要重視群眾來信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幾乎對每一封來信都親自閱示處理。后來,由於來信太多,才由田家英等秘書先行篩選一部分后再送他處理。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就收錄了數量眾多的毛澤東對群眾來信的批語。
1950年5月上旬,北京市委收到了清華大學張景鑫轉來原該校學生鮑潔如寫的一封信。鮑潔如參加過南下工作團在中共浙江省寧波地委的工作。信中反映了該地區農村工作中的一些違法亂紀情況。北京市委隨即把這封信轉呈毛澤東。5月11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名義寫下批語:
華東局,並轉浙江省委,並告各中央局、分局,並轉各省委、區黨委、地委:
接北京市委送來浙江工作同志張景鑫(鮑潔如)一信,特轉給你們。這種違反政策及命令主義的工作作風,是不能忍耐的,必須實事求是,徹底檢查,切實糾正,並以結果報告中央。各省各縣有同樣情形的,必須檢查糾正,並厲行整黨整干,徹底糾偏。
中央五月十一日
1951年2月,《新民報》編輯部寫信給毛澤東,反映紡織工業部漠視北京市田建發明的漿紗劑,使其得不到推廣應用一事。23日,毛澤東將這封信批轉給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李富春,同時寫下批語:
富春同志:
此事請你處理一下,查明紡織工業部為什麼採取那樣的態度,並請該部負責人給我寫一報告。
毛澤東
二月二十三日
1952年3月25日,上海市勞動局干部蔣立致信毛澤東,就私營企業中工人監督生產問題提出了建議。毛澤東認為建議提得非常好,於4月3日寫下批語:
這是上海勞動局一個同志關於工人監督生產問題的意見。請尚昆同志印發在京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全總黨組、中財委及其所屬各部門黨組,並從陸地寄送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作為研究這一問題的參考材料。
毛澤東
四月三日
1958年9月5日,毛澤東收到一封匿名信,反映安徽省靈璧縣有些鄉謊報畝產,多報種植面積以致於發生餓死人的災情的問題。10月2日,毛澤東將這封信批轉給安徽省第一書記曾希聖,同時寫下批語:
曾希聖同志:
是否屬實,請派人去那裡查一下,酌量處理。
毛澤東
十月二日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安徽省委派出檢查組進行了調查,並於12月23日報告毛澤東,說信中反映的問題基本屬實,對此省委作了自我檢查,並採取措施,進行處理。
1962年2月12日,上海市普通工人金祥根給毛澤東寫信反映物價上漲,工人們節衣縮食多年積蓄的錢一天天地貶值的問題。為此,他提出了兩條建議:一、政府盡最大努力穩住物價,使人民對幣值有充分的信心。二、每月公布物價總指數,存款採取保本保值的辦法。3月4日,毛澤東將信批轉給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財經小組副組長、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同時寫下批語:
先念同志:
請你找幾個內行同志在一起,研究一下,看這個文內所提兩項辦法是否可能做到,怎樣做到,何時做到。如有結果,請告我。
毛澤東
三月四日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教員李慶霖致信毛澤東,反映正在插隊的孩子生活上遇到的困難。信中說,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停發后,孩子勞動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年都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靠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加上又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因此生活很困難,請求國家能盡快給予應有的合理解決。信中還反映了在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招工、招生、招干工作中存在的拉關系、走后門等情況。1973年4月25日,毛澤東給李慶霖復了一封信,並寄出300元錢。之后,毛澤東要求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在開黨委擴大會議時認真研究這個問題。1973年六七月間,國務院召開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擬定《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草案》,要求認真改進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
1975年8月5日,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紅線女給毛澤東寫信說:“最近我到延安、大寨、紅旗渠參觀學習,發現那裡的食鹽賣得太貴了。太原食鹽是1角1分1斤,林縣賣1角3分,昔陽縣皋落大隊賣1角6分,其他有的地方還賣到了1角8分。山區的鹽比城市貴那麼多,我覺得這是對待山區,特別是老解放區的態度問題。像食鹽、布匹這類人人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必須照主席歷來關心群眾生活的教導去辦。因此,僻野山區的鹽價就是要比城市低廉才對。”8月13日,毛澤東指示將該信“印發政治局在京各同志,並議一下”。后來,這封來信和毛澤東的批語,作為中共中央1975年9月23日至10月21日召開的農村工作座談會會議文件印發。
毛澤東不但自己重視群眾來信,還要求各級黨和政府機關認真對待這件事情。這從1951年的一份批示中就可以看出。這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給毛澤東寫了一份報告,反映某些領導同志對人民來信來訪不夠重視的情況。16日,毛澤東在這個報告上寫下批語:“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系的一種方法,不要採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如果人民來信很多,本人處理困難,應設立適當人數的專門機關或專門的人,處理這些信件。如果來信不多,本人或秘書能夠處理,則不要另設專人。”
原載:《黨史文匯》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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