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聶榮臻與晉察冀邊區醫療衛生事業

蘇小平

2020年05月27日08:04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黨史文匯》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1937年9月平型關戰役后,八路軍第一一五師一部共3000余人由聶榮臻率領駐守五台山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同年11月7日,晉察冀軍區成立,聶榮臻任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晉察冀軍區成立后,面對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部隊和駐地群眾缺醫少藥。當時,軍區基本上沒有醫療衛生機構。為了盡快開展工作,軍區衛生部成立后即著手組建軍區醫院。為了組建醫院,經上級同意,除由廖明亮、劉小康帶領來五台山接收傷員的八路軍后方醫院二所的21名醫療衛生人員外,還通過邊區政府從五台縣愛卿醫院征得部分藥品、敷料等,以此作為組成軍區后方醫院(即軍區醫院)的基礎。

醫院初建時,被服、糧食、經費需求量較大,衛生部與供給部需經常接觸。當時,這兩個部同住耿鎮,而離司令部較遠。按理說好多事情應該征求司令員的意見,但為了工作方便,聶榮臻讓兩個部之間協商辦理,不必再向他請示、匯報,從而大大提高了醫院的工作效率。

醫院建成不久,白求恩率加拿大和美國醫療隊從延安來到晉察冀邊區,聶榮臻請他負責醫院的工作。在一年多的時間裡,白求恩提出了一系列改進衛生部門工作的建議。軍區衛生部和醫院在他的倡導下建立了志願輸血隊、特種醫院等,較好地解決了戰場搶救的諸多問題,醫院不斷發展壯大,醫療水平明顯提高,被《八路軍軍政雜志》贊譽為“模范的傷兵醫院”。

由於對敵作戰頻繁,部隊人員不斷增加,戰場救護醫療任務十分繁重,軍區后方醫院的規模也越來越大,與此同時,各分區的醫療衛生機構紛紛成立,而當時除軍委衛校分配來的幾名畢業生與動員地方的幾名醫生參軍外,整個軍區的醫生、護士以及醫務干部等顯得十分缺乏,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在此情況下,衛生部設想通過自行培訓醫護人員來解決,但面臨的困難較多,如師資問題等。對此,聶榮臻予以大力支持,衛生部與軍區后方醫院克服重重困難,首先開辦了看護員與調劑員短訓班。接著又於1938年4月籌建醫務干部訓練班,進行醫生、醫助的培訓。衛生部部長葉青山、副部長游勝華親自授課,聶榮臻還聘請白求恩大夫擔任軍區的衛生顧問。

在軍區成立后一年多的時間裡,衛生部和軍區后方醫院共培訓醫務人員170多名,學員畢業后被分配到各軍分區擔任醫生、醫助。冀中軍區和各軍分區也開辦了不少訓練班,培養了一批初級醫護人員,為戰地救護、醫療護理工作補充了技術力量。1938年9月,晉察冀軍區召開第一次全區衛生工作(擴大)會議,聶榮臻等軍區首長對衛生訓練班的工作給予充分肯定。1939年7月軍區成立衛生材料廠,在此基礎上建成軍區制藥廠,能生產40多種藥品,邊區的醫療衛生事業逐漸發展起來。

為培養更多能夠適應戰爭需要的醫護干部,聶榮臻一直期望創辦一所衛生學校。1938年8月7日,聶榮臻與白求恩在五台山金崗庫村的談話就表明了他的這一願望。當時,白求恩設想把“模范醫院”建成全區培訓醫生和護士的學校。聶榮臻聽了非常贊同,但是他說:“軍區部隊發展很快,目前已發展到近10萬人,我們的醫護人員太少……我們急需創辦一所衛生學校,來培養大批醫護干部,才能適應抗日戰爭的需要。”

1939年4月,軍區衛生部向軍區首長提交了在原衛生訓練隊的基礎上組建衛生學校的報告。

聶榮臻十分高興,很快就批准了這個報告,還把衛生部的領導叫去,共同研究創辦衛校事宜,並指定江一真為校長,負責籌辦。為了加強教學力量,他還特別從冀中軍區調請殷希彭、劉璞、陳琪園、張文奇等醫學專家教授參加衛校的組建和教學工作。經過3個多月緊張的籌備,軍區衛生學校於1939年9月18日在河北省唐縣牛眼溝村正式建立。這所學校發展很快,在當時環境十分惡劣的情況下培養了大批醫務人員。

抗戰時期,許多著名的醫學專家和學者如白求恩、柯棣華、巴蘇華、傅萊、殷希彭、陳琪園等都曾在軍區衛生學校工作過。對於這些知識分子,聶榮臻不僅重視發揮他們的作用,而且十分關心和愛護他們。聶榮臻與白求恩有著十分深厚的感情。1938年6月17日,白求恩來到邊區后即受到聶榮臻的熱情接見。在此后一年多的時間裡,兩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經常相互交流思想,暢談工作,有時從下午一直談到晚上。白求恩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深切關懷,使聶榮臻十分敬佩。1938年9月的一天,敵機對軍區機關駐地進行掃射,燒毀了軍區后方醫院。白求恩十分痛心,聶榮臻安慰他說:“不必過於痛心,我們可以由此獲得經驗和教訓。今后,我們醫療工作的重點,應是哪裡有傷員,就到哪裡去。”這番話啟發了白求恩,使他認識到“醫生應當找病人,而不要等病人來找醫生”,從而轉變工作方法,主動到戰場上救治傷員。

白求恩不幸犧牲后,聶榮臻非常悲痛,為了紀念這位“大眾的科學家和政治家”(聶榮臻語),軍區衛生學校改名為白求恩衛生學校(白求恩醫科大學的前身),還建立了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模范醫院”)。1940年春,聶榮臻在為白求恩生前寫的《游擊戰中師野戰醫院的組織和技術》一書作序時沉痛地寫到:“這是他一生最后心血的結晶,也是他給我們每一個革命的衛生工作者和每一個將士和傷員的最后不可再得的高貴的禮物!”白求恩衛生學校是知識分子比較集中的地方,聶榮臻曾多次指示學校領導要給予他們生活上的照顧。當時,敵后抗日根據地的物質條件很差,但為了使這些同志有個好身體,聶榮臻就讓學校給他們開小灶,使他們盡量吃好一點。反“掃蕩”打游擊時,還經常派出部隊去保護他們的安全,並為方便他們轉移而配備乘馬等。

聶榮臻對知識分子的關懷還表現在政治上。白求恩衛生學校有幾位知識分子曾留學國外,獲得醫學博士學位。這些同志都有比較鮮明的個性特點。一些工農出身的干部對其言行看不慣,認為他們思想有問題,工作中因此鬧了一些別扭。聶榮臻知道后,把當時的校領導王進軒、俞忠良叫去,反復同他們講:“對知識分子同志千萬不能這樣看。實事求是地講,這些同志不但有知識,有技術,而且還有高度的愛國主義思想。這是最主要的方面……不但戰時我們需要他們,將來勝利了搞建設,我們也需要他們。”正是堅持了這種正確的態度,白求恩衛生學校的知識分子才在1940年的“反汪派”與1942年的“整風運動”中免受沖擊。在這兩次運動中,軍區都採取了實事求是的態度,因而大家不僅避免了“左”的錯誤,而且提高了認識,加強了團結,沒留下任何后遺症。

有一段時間,白求恩衛生學校在黨員發展問題上存在一些偏向,工農出身的發展多,知識分子發展少。原來,學校一些領導認為這些人出身復雜,還得進一步考驗。聶榮臻了解到這些后,不無感慨地說:“復雜什麼呀!無非就是嫌人家出身不好。這個問題人家怎麼能選擇呢?至於考驗,他們早就接受了考驗。他們從大城市跑到我們這個窮山溝,和我們一道打鬼子,這就是很大的考驗,是個很大的進步,說明他們有很高的覺悟。現在有的教員來了兩三年,表現又比較好,應該考慮他們的入黨問題了。不要長期把他們拒之黨的大門之外。”聶榮臻這番話,使學校黨委放下了思想包袱,發展了一批表現好的知識分子。這些同志入黨后,更積極主動抓工作,使教學質量有了明顯提高。

聶榮臻十分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在白求恩衛生學校,他曾多次同校領導講,辦好學校,最重要的是要有好的教員,有了好的教員,才可能出好的學生。他認為一個好的教員應該具備三點:一是要有政治覺悟,就是熱心抗日戰爭﹔二是要有教學能力﹔三是能適應戰爭要求因時因地搞好教學。在他的思想影響下,校領導對知識分子採取了任人唯賢的做法。繼白求恩之后,白求恩衛生學校教員中有兩名國際友人,一個是印度的柯棣華,一個是奧地利的傅萊,學校對他們就像對本國的專家教授一樣,根據各自的特長發揮他們的作用。對黨內外的知識分子也是一樣,在委任殷希彭擔任教務主任、柯棣華擔任附屬醫院院長、陳琪園擔任醫院醫務主任時,他們都還不是共產黨員,但學校對他們十分信任,積極支持他們的工作。由於採取了正確的知識分子政策,專家們的工作熱情很高,成績也十分突出。

在聶榮臻的關懷和支持下,晉察冀軍區的醫療衛生事業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逐步發展起來。一是缺醫少藥的問題基本得到了解決。全面抗戰期間,白求恩衛生學校培養醫生、司藥、護士1500余人,並涌現出如邢竹林、張哲等許多衛生戰線上的英模代表和白求恩式的工作者﹔藥品器材方面,東拼西湊,因陋就簡,採集山間土藥制成丸散代替西藥,打制土造的器械以代替西洋儀器,用鄉間木制機織造棉紗繃帶,用自造扑瘧靈代替奎寧等。二是醫療衛生機構建立健全起來。如軍區所屬的二級軍區和各軍分區下屬單位普遍建立了衛生處、休養處、衛生隊等。三是培養了一批醫務骨干,軍區以他們為基礎成立醫學會,開展了一系列學術交流活動。1943年7月20日,胡雨村、康克、朱子衡等出席邊區自然科學界協會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並作學術講演,展出了自制藥品、解剖標本圖表等,得到與會者的高度評價。

晉察冀邊區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不僅使根據地無數將士康復重返戰場(據統計,抗日戰爭期間,軍區共收容傷病員28.6萬余人,治愈22萬人,治愈率達73%),而且在日軍殘酷“掃蕩”,使得瘧疾、回歸熱、痢疾等疫病流行,人民群眾發病率死亡率較高的嚴重情況下,根據地克服了醫務人員缺乏、技術低下、藥品拮據等困難。全面抗戰八年中,為了給群眾治病,軍區共組織醫療隊(組)44個,發放藥品5.6萬余磅,服務、救治病人25.85萬人﹔為開展地方衛生工作,還曾派遣優秀醫務骨干開辦中西醫訓練班、婦嬰衛生訓練班、村衛生員訓練班等,並舉辦醫藥合作社,扶植地方衛生事業發展。這些事實,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和革命軍隊為人民的光榮歷史。聶榮臻說得好:“隻有真正為著人民服務(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軍隊,才真正關心人民的痛苦,並盡力幫助他們解除……”正因為如此,邊區人民才打心眼裡感激、擁護愛戴我們的黨和我們的軍隊,這種魚水之情,正是我們能夠取得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乃至整個事業勝利的可靠保証!

原載:《黨史文匯》2020年第3期

(責編:曹淼、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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