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了歷史認知的一扇大門

　　在向學術化方向持續推進過程中，將中國共產黨歷史研究置於一個更廣大的范圍內予以解讀的聲音不斷高漲，這既反映了學界對中國共產黨歷史研究嚴肅認真的求知態度，也是學術進步的重要體現。這樣的趨勢應該肯定。

　　將研究建基於社會和民眾生活之上

　　和整個歷史研究一樣，革命史研究近年的明顯變化是許多研究者轉向基層尋找問題，由單純的文本解讀和事件追索轉向對社會肌理的解剖。早在上世紀80年代，魏宏運就倡導從社會經濟角度研究中國共產黨革命。1991年，張靜如提出要以社會史為基礎深化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這一倡議得到熱烈響應，相關呼應文章不斷出現。之所以如此，應該和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不斷發展的社會史研究熱潮有關系，社會史的熱潮可以說覆蓋了史學的各個領域，形成80年代以來中國史學的重大方法論突破，張靜如的呼吁和這一史學思潮匯合，促成了革命史研究和社會史研究相結合的趨向。正如研究者指出的：歷史不僅僅是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它還有更豐富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內容。即便是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如果不與當時的社會聯系起來進行考察，也不可能得到合乎實際的認識。革命史研究最應當引起重視的，正是中國共產黨革命中社會、經濟與文化的變遷，或者說中國共產黨革命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系。

　　將中國共產黨革命歷史的研究放置於社會的變遷中，在不放棄革命史宏大敘事的前提下，將研究建基於社會和民眾生活之上，這一研究趨向有利於深化研究基礎，拓展研究視野。對政治力量和政治革命予以技術化理解和剖析，打開了歷史認知的一扇大門。技術化的理解有助於更加全面、准確地把握研究客體，進而深切感知政治力量的彈性和多面性。一般而言，任何政治力量都不可能沒有政治技術，必然具有政治力量共通的一些特質。從政治技術角度切入，可以發現之前單純從政策路線角度觀察無法發現的許多歷史面相，有助於推進歷史認知的深化。近年來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的深入推進，與這樣的觀察角度的引入密不可分。

　　將國共兩黨政治力量，放在一個平面下觀察

　　近年來，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另一個重要趨向就是會通國共兩黨兩支對立方的政治力量，將其放在一個平面下觀察兩支力量的博弈，而不是以往革命史研究或民國史研究通常呈現的單方面視角。這一點，研究者早有注意。何友良曾撰文強調：治蘇區史者，應會通民國史，將兩者有機結合，建立互為照應、融會貫通的視野和思維，把蘇區史放在民國史的大框架和國共兩黨發展中國的政略、道路構想的大視野中去系統研究。長期以來，由於中國共產黨革命史領域的特殊性，革命史研究不太注意與其他學科之間的溝通，對歷史進程中其他力量的關照和研究不足，常常成為自身力量的循環論証，缺乏足夠的說服力，也難以回應其他學科的質疑。注意對對手方的研究，可以避免自說自話，有助於全面觀察互動的、動態的歷史發展進程。

　　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這一趨向同樣是整個史學潮流發展的一環。上世紀末以來，歷史研究者樂於發現不同研究對象的共通之處，尤其從曾經截然對立的政治力量，看到其中的同，讓人頓有耳目一新之感。不過，任何的新，當其被過度使用和解釋時，又不免於走到另一個極端的風險。和文學作品一樣，當研究者滿足於發現各種政治力量的共性時，卻忽視了歷史中的“這一個”才更加值得關注，否則文學中的千人一面又會在歷史研究中上演。如果說文學的千人一面是因於作者想象力的貧乏，歷史研究的千人一面就更加讓人無法接受，因為無論是個體還是群體，歷史中的人和事本來就是豐富多彩的。

　　相對而言，在國共兩黨中，國民黨史的研究者把國民黨寫得缺乏特點還容易理解，因為國民黨本身的特質確實不夠鮮明，即便這樣，也必須看到，國民黨有國民黨的理路、原則、目標、特性、法源，是其他政黨無法替代的。研究國民黨，還是應該回到國民黨本身，要對國民黨的內在脈絡有了解，才能把國民黨研究清楚。至於中國共產黨，大概很少有哪種政治力量會具有如此鮮明的特性，會是如此有別於其他政治力量的這一個，把共產黨混同於其他政治力量，不去深挖這個黨的本身邏輯，這樣的研究最多只是觸及研究對象的皮毛。

　　尋找並揭示中國共產黨革命的內在脈絡，呈現中國共產黨革命的“這一個”

　　年輕一代的中國共產黨革命歷史研究者常常強調，中國共產黨黨員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常人存在的各種各樣的問題，自然，這樣的看法有其充足的道理。看到這一點，相對於傳統革命史研究的確也是進步，可以讓革命史研究更加落到實處。但只是看到這一點，對准確認知中國共產黨革命卻未必有實質的推進，因為這只是說出了一個基本的常識而已。歷史研究者的使命恰恰在於，在常識的基礎上如何繼續向前推進，如何在看到中國共產黨革命也具有常態化特征同時，發現中國共產黨革命的獨特之處，尋找並揭示中國共產黨革命的內在脈絡，呈現中國共產黨革命的“這一個”，這是研究者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

　　當然，任何完整展示一個政治力量各種特質的工作都是有意義的，強調發現革命的“這一個”，絕不意味著否定多面相展現的努力，只是說，研究的取徑需要存著更高遠的目標，需要關注影響著時代的重大問題。比如說，無論在歷史還是現實中，我們都能發現中國共產黨革命力量的強大，其執行力、貫徹力、控制力常常讓人嘆為觀止，各種關於中國共產黨革命歷史的書寫對這一點也多會涉及，但這一點如何做到，具體的、細微的、有說服力的研究卻並不是很多。許多的解釋只是大而化之地告訴人們，中國共產黨具有強大的組織力、宣傳力，中國共產黨干部有理想、有信仰，所以他們能做到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對於歷史研究者而言，應該追問的問題起碼還有：中國共產黨這種強大的組織力、宣傳力從何而來？和歷史、現實及其周圍的世界是怎樣的關系？中國共產黨干部的理想、信仰如何建立，力量如何發揮？這些似乎不言而喻，但仔細想，本身何嘗不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嗎？（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閱讀延伸

　　張靜如與“以社會史為基礎深化黨史研究”

　　上世紀80年代著名中共黨史專家張靜如提出以社會史為基礎深化黨史研究的觀點，他指出“怎樣為基礎？並不是說把黨史改為社會史，而是說黨史中的重大問題，包括大的歷史事件和有影響的人物的思想及實踐，利用中國近現代社會史研究的成果，從社會生活諸方面進行分析，找出形成某個重大歷史現象的復雜的綜合的原因，並描述其產生的影響在社會生活諸領域的反映。”

　　為了做好這件事，張靜如教授作了進一步的說明： 以社會史為基礎，不是說黨史中的一切問題，都從社會生活諸領域進行分析。以社會史為基礎，也不是說對每個大的問題的分析，都要無遺漏地涉及社會生活諸領域，而是應該根據某個問題和哪些領域關系密切，有重點地進行分析。以社會史為基礎，還可以體現大的變革在社會生活諸領域的反映，從而說明這種變革的深度和廣度。以社會史為基礎，是為了深化黨史研究，而不是敘述社會史本身，目的一定要明確。以社會史為基礎，自然要在黨史研究中加進去一些過去所不用的材料，特別是一些統計材料、社會調查材料。以社會史為基礎，一定要用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這些論述，對於中共歷史學界以社會史為基礎深化中共歷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左明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