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家風：立守規矩待親友

（《黨史縱覽》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眾所周知，一代偉人毛澤東對自己的至親子女一貫要求嚴格，對待親朋好友也約法三章，禁越雷池﹔而對於有困難的親朋好友，他會給予無私的關懷與幫助，但這種關懷也總有一把看不見的尺子，從不超過某個“度”。

嚴訂“約法三章”

毛澤東有8個表兄弟，相互之間關系都很好。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曾多次給他們寫信，寄錢寄物，也曾接他們進京觀光。但是，當親戚和朋友們紛紛給他寫信提出請他推薦參加工作或介紹到北京工作的要求時，毛澤東卻從未答應，他說這樣做“人民要說話的”。身邊的工作人員告訴毛澤東：“人民政府各機關部門，由於工作需要，招收了許多新人。也有許多老干部的家屬和親朋來了，隻要歷史上沒什麼問題，一經介紹也就參加工作了。”但毛澤東卻回答說：“別人的親友可以來，我的不能來。”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他要率先律己樹立一種風范。

為此，毛澤東對秘書田家英說，處理親友一般來信原則是：“凡是要求到北京來看我的，現在一律不准來。來了也不見。凡是要求安排工作的，一律謝絕，我這裡不介紹，不推薦，不說話。”甚至他給親友回信直接告訴他們：

我們共產黨的章法，決不能像蔣介石他們一樣搞裙帶關系，一個人當了官，沾親帶故的人都可以升官發財，如果那樣下去，就會脫離群眾，就會像蔣介石一樣早垮台。現在全國剛解放，人民剛取得政權，我對你們“約法三章”：一不要來京看我﹔二不要來京找我安排工作﹔三不要借我的名義找地方政府安排工作。

無論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毛澤東一直關照犧牲了的妻子楊開慧的家人。開國伊始，要做的工作很多，各地區要建立正常的秩序和恢復生產，各行各業都需要大量的就業人員。開國大典之后沒幾天，楊開慧的哥哥楊開智曾很抱希望地給毛澤東寫信，提出想在長沙謀個“廳長方面的位置”。為此，毛澤東給時任湖南省軍政委員會委員、長沙軍管會副主任的王首道拍去電報，並另有一封給楊開智的電報，請王首道轉送。毛澤東在給王首道的電報中稱：

楊開智等不要來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適當工作，任何無理要求不應允許。其老母如有困難，可給若干幫助。

毛澤東在給楊開智的那封電報中說：

希望你在湘聽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湖南省委派你什麼工作就做什麼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不要使政府為難。

與此同時，毛澤東外祖家的親戚也常去北京看望他，有些人回去后在眾鄉親面前表現得很傲氣，不把當地政府干部放在眼裡。毛澤東得知后，於1954年4月29日寫信給外祖家的鄉黨支部和政府，信中寫道：

……

我的親戚唐家圫文家，過去幾年常有人來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驕傲起來，不大服政府管，這是不對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鄉裡眾人一樣，服從黨與政府的領導，勤耕守法，不應特殊。請你們不要因為文家是我的親戚，覺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態度是：第一，因為他們是勞動人民，又是我的親戚，我是愛他們的。第二，因為我愛他們，我就希望他們進步，勤耕守法，參加互助合作組織，完全和眾人一樣，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為，應受批評，不應因為他們是我的親戚就不批評他們的缺點錯誤。

……

毛澤東的表兄文運昌曾給田家英寫了一封信，並隨信開列了14名親屬的名單，要求在工作或升學上給予相應照顧安排：

文澤湘，17歲，初小﹔彭述英，女，17歲，高小。“系賜生之子媳”。

文仁山，14歲，高小﹔文星山，12歲，高小：周力仁，女，17歲，高小。“系砥瀾之子媳”。

文商山，12歲，初小。“系南鬆的孫”。

文期深，16歲，高小﹔文上國，17歲，高小﹔文上禹，15歲，高小﹔文上元，14歲，高小﹔文葭知，女，15歲，高小。“系墓沖伯外公的子孫”。

文錫祥，15歲，初小﹔文愛蘭，15歲，高小﹔文美秀，16歲，初小﹔文杰娥，15歲，初小。“系西頭叔外公的子孫”。

在這封信末尾他寫道：

以上14名（實為15名——引者注），均是高小生，體格強壯，可為技工學徒，內商山一名可入育才學校，葭知、愛蘭二女子，最優秀，可深造。鈞請田秘書家英設法培植一下，並候指示祗遵。

信的落款時間為7月20日，沒有注明年份。

田家英接信后，看到毛澤東的外祖家這麼多人要求參加工作或升學，感到事關重大，於是將此信轉呈毛澤東閱示。毛澤東閱后，當即在信上鄭重批示：

多人介紹工作，不能辦，人們要說話的。

這封信在2011年由湖南省長沙市一名退休老干部捐獻給了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據這名老干部回憶，1969年他從唐家圫附近一名小學教師手裡得到了這份珍貴文物，珍藏了幾十年。

秉持“公私分明”

對待其他故舊、好友，毛澤東仍然秉持這樣一個好傳統：公事是公事、原則是原則，感情歸感情、私誼歸私誼，絕不因私誼而廢公事，因感情而棄原則。

1954年3月2日，毛澤東給田家英寫了一封批示信，信中說：

李淑一女士，長沙柳直荀同志 （烈士）的未亡人，教書為業，年長課繁，難乎為繼。有人求我將她薦到北京文史館為館員，文史館資格頗嚴，我薦了幾人，沒有錄取，未便再薦。擬以我的稿費若干為助，解決這個問題，未知她本人願意接受此種幫助否？她是楊開慧的親密朋友，給以幫助也說得過去。請函詢楊開智先生轉詢李淑一先生，請她表示意見。

李淑一是柳直荀烈士的遺孀。柳直荀是我黨的先驅者，早年與青年毛澤東同為新民學會成員，是毛澤東的摯友。他參加過南昌起義，先后任紅二十五師、鄂西北獨立團、洪湖獨立團、紅八師的政委，為鞏固和發展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做出過巨大貢獻。他既有大功於革命，又遺厚誼於領袖。如今，烈士的遺孀“年長課繁，難乎為繼”，給這樣一個人推薦一份工作對毛澤東來說應不是什麼為難事。而且以李淑一能詩善文的才氣，加上與楊開慧的深厚友誼，於情於理毛澤東舉薦其為文史館館員，實屬當然。

但毛澤東考慮再三后，最終毫不含糊決定“未便再薦”，寧願以自己稿費相助。他之所以不為如此有功、有誼、有才之人推薦工作，保障其有一個安穩的老年生活，最根本原因在於：他心中時刻牢記並恪守著“規矩”二字。

從毛澤東給田家英的信中看出：他曾向文史館推薦過館員，結果竟“沒有錄取”。他明白了“文史館資格頗嚴”，這就是文史館選人的“規矩”。共產黨人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按照人民的意願行事就是合乎“規矩”﹔否則是不守“規矩”。

與以上“規矩”相比，范圍更廣泛、內容更明確、要求更嚴格的“三不原則”，則是毛澤東曾說過的自己的“親情規矩”三原則：戀親不為親徇私，念舊不為舊謀利，濟親不為親撐腰。

“言傳身教”奏效

父親不徇私情、嚴於律己，言傳身教，自然給了子女們尤其是長子毛岸英很深的影響。毛岸英以父親為榜樣，嚴格要求自己，自覺抵制親屬中違反原則的事情。他外婆的本家親戚向三立曾托他幫助安排一個好工作崗位，捎信人也講：“幫幫忙，這是人之常情……”然而，當毛岸英了解到這是外婆家裡不少親人們的思想狀況后，便鄭重地寫了封長信：

三立同志：

來信收到。你們已參加革命工作，非常高興。你們離開三福旅館的前一日我曾打電話與你們，都不在家，次日再打電話時，旅館職員說你們已經搬走了。后接到林亭同志一信，沒有提到你們的“下落”。本想復他並詢問你們在何處，卻把他的地址連同信一齊丟了（誤燒了）。你們若知道他的詳細地址望告。

來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長沙有廳長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慚愧。新的時代，這種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極端落后的了，而尤以為通過我父親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國之所以不同於舊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不同於國民黨，毛澤東之所以不同於蔣介石，毛澤東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於蔣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於此：皇親貴戚仗勢發財，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靠自己的勞動和才能吃飯的時代已經來臨了。在這一點上，中國人民已經獲得了根本的勝利。而對於這一層舅父恐怕還沒有覺悟。望他慢慢覺悟，否則很難在新的中國工作下去。翻身是廣大群眾的翻身，而不是幾個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問題要整個解決，而不可個別解決。大眾的利益應該首先顧及，放在第一位。個人主義是不成的。我准備寫封信將這些情形坦白告訴舅父他們。反動派常罵共產黨沒有人情，不講人情，如果他們所指的是這種幫助親戚朋友、同鄉同事做官發財的人情的話，那麼我們共產黨正是沒有這種“人情”，不講這種“人情”。

共產黨有的是另一種人情，那便是對人民的無限熱愛，對勞苦大眾的無限熱愛，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親戚在內。當然，對於自己的近親，對於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層特別感情的，一種與血統、家族有關的人的深厚感情的。這種特別感情，共產黨不僅不否認，而且加以鞏固並努力於倡導它走向正確的與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於人民的途徑。但如果這種特別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圍並與人民利益相抵觸時，共產黨是堅決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義滅親”亦在所不惜。

我愛我的外祖母，我對她有深厚的描寫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許現在在罵我“不孝”，罵我不照顧楊家，不照顧向家，我得忍受這種罵，我決不能也決不願違背原則做事。我本人是一部偉大機器的一個極普通平凡的小螺絲釘，同時也沒有“權力”，沒有“本錢”，更沒有“志向”，來做這些扶助親戚高升的事。至於父親，他是這種做法最堅決的反對者，因為這種做法是與共產主義思想、毛澤東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與人民大眾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極不公平、極不合理的。

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群眾觀點與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個人觀點之間的矛盾正是我們與舅父他們意見分歧的本質所在。這兩種思想即在我們腦子裡也還在尖銳斗爭著，隻不過前者佔了優勢罷了。而在舅父的腦子裡，在許多其他類似舅父的人的腦子裡，則還是后者佔著絕對優勢，或者全部佔據，雖然他本人的本質可能不一定是壞的。

關於撫恤烈士家屬問題，據悉你的信已收到了。事情已經轉組織部辦理，但你要有精神准備：一下子很快是辦不了的。干部少事情多，湖南又才解放，恐怕會拖一下。請你記住我父親某次對親戚說的話：“生活問題要整個解決，不可個別解決。”這裡所指的生活問題主要是指經濟困難問題，而所謂整個解決主要是指工業革命、土地改革、統一的烈士家屬撫恤辦法等，意思是說應與廣大的貧苦大眾一樣地來統一解決生活困難問題，在一定時候應與千百萬貧苦大眾一樣地來容忍一個時期，等待一個時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別人好。當然，餓死是不至於的。

你父親寫來的要求撫恤的信也收到了。因為此事經你信已處理，故不另復。請轉告你父親一下並代我問候他。

你現在可能已開始工作了罷（吧）。望從頭干起，從小干起，不要一下子就想負個什麼責任。先要向別人學習，不討厭做小事，做技術性的事，我過去不懂這個道理，曾經碰過許多釘子，現在稍許懂事了——即是說不僅懂得應該為人民好好服務，而且開始稍許懂得應該怎樣好好為人民服務，應該以怎樣的態度為人民服務了。

為人民服務說起來很好聽，很容易，做起來卻實在不容易，特別對於我們這批有小資產階級個人英雄主義的、沒有受過斗爭考驗的知識分子是這樣的。信口開河，信已寫得這麼長，不再寫了。有不周之處望諒。祝你健康！

岸英 上

10月24日

毛岸英在信中本著對親戚、對長輩負責的態度，直截了當、毫不留情、苦口婆心講了自己的心裡話，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和觀點，非常精彩地闡述、深入地剖析了某些人想搞“裙帶關系”“跑官要官”的嚴重危害和整治不正之風的極端重要性。

正是在毛澤東的長期嚴格要求和教育下，毛岸英才能有如此的認識和見解。就這樣，毛澤東的許多親戚好友都安心在家鄉工作或務農，過著普通勞動人民的生活。

原載：《黨史縱覽》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