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張愛萍上將軍旅軼事

蘇振蘭

2020年06月04日08:20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黨史縱覽》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張愛萍(1910-2003),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上將。戰爭年代,他率部沖鋒陷陣,表現英勇頑強,為中國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勛﹔和平時期,他殫精竭慮,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為“兩彈一星”事業做出過重大貢獻,被人們譽為“神劍將軍”。

在他波瀾壯闊的革命生涯中,有無數的傳奇經歷,這些經歷是人民軍隊發展壯大的一個縮影,期間也留下許多啟迪后世的軼事。

兵敗青陽岔,受教瓦窯堡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后,以劉志丹的陝北騎兵為基礎,組建了第一支在中央軍委直接領導下的騎兵部隊,番號為中國工農紅軍騎兵第一團,又稱軍委騎兵團,張愛萍被任命為團長兼政委。之所以要組建這支騎兵部隊,是鑒於長征后期紅軍迭遭敵人騎兵追襲之苦。不難想見,在當時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組建這樣一支部隊,中央是下了很大決心的,對部隊主官的人選,也是經過反復推敲的。但是,這樣一支中央寄以厚望、張愛萍也傾注了全部心血的騎兵隊伍,卻在幾個月后的一次戰斗中意外失利。

1936年2月,陝北靖邊縣青陽岔,張愛萍走了“麥城”。《中國人民解放軍步兵第八師(原騎兵第一師)師史》記載了這一敗仗,文字比較簡約:

1936年2月下旬,騎兵團在靖邊張家畔全殲鹽寨子民團。……后在張愛萍率領下,部隊轉至安邊配合蒙漢支隊作戰。不久,奉命返回瓦窯堡。途經靖邊縣青陽岔的北道川時,遭敵伏擊,戰馬損失三分之一。

當時,為配合紅軍主力東征山西,張愛萍率騎兵團一舉蕩平了盤踞在北部三邊地區的馬匪武裝。仗打得艱苦,但還順利,首先全殲了靖邊之敵,部隊隨即奔赴安邊,與蒙漢支隊聯合作戰,仗打得同樣比較順。當時,張愛萍在馬背上興奮賦詩,裡面有一句“百裡揚鞭奏凱歸”,豪邁之情溢於言表。可惜,在回師瓦窯堡途中,他被游匪打了個埋伏。

騎兵團回師途中路經青陽岔,得知我邊區政府遭一股游匪的襲擊。敵情就是命令,張愛萍命第一營斷后,自己率大部追擊,一口氣追出去15公裡,戰馬的汗水把他的褲腳、鞋子都打濕了。這幫游匪見紅軍窮追不舍,隻得丟棄掠來的人員、物資,逃之夭夭。這次遭遇戰如果見好就收,也就皆大歡喜了。但是,被俘的干部群眾咽不下這口氣,一個個怒不可遏,強烈要求活捉匪首,下面的部隊指戰員也嗷嗷叫,紛紛要求趁勢端掉土匪的老巢。張愛萍眼見群情激憤,遂下令去端土匪窩。打進去后才知道,那個人稱“炮兵張營”的匪首帶了他的大隊人馬出外游獵去了,土匪窩裡沒有幾個人。既然土匪主力外出,那就撤吧。剛剛端了土匪窩,部隊難免鬆懈。這邊土匪頭子率部剛好返程,聽說老巢給端了,就在紅軍撤回的路邊設下了埋伏。而張愛萍預先安排掩護的第一營久等大部隊不來,放心不下,擅自決定撤離了警戒位置,向主力靠攏,這就給了土匪設伏的條件。

各種偶然因素交織在一起,使騎兵團幾乎招致滅頂之災!

回到瓦窯堡后,軍委決定召集連以上干部對此事開批判會。第二天,軍委下令通報全軍,給張愛萍以撤職查辦處分。當時,周恩來找他談話說:對你的處分要重一些,主要是從政治上考慮,畢竟你是中央派到陝北紅軍的。

就在張愛萍接受批判自我反省的日子裡,他遇到過去在中央蘇區共青團共事的凱豐。凱豐調侃道:“張愛萍,你《落馬湖》這出戲唱得倒不錯嘛!”《落馬湖》是施公案中的故事,說的是施公率黃天霸等眾英雄擒寇,回歸半途,不意被落馬湖水盜鐵臂猿猴李佩所擒的過程。被凱豐這一激,張愛萍便沖口而出:“勝敗不過兵家常事!”對方也不饒他:“打了敗仗還嘴硬?小心軍法處置!”張愛萍更火了:“要殺頭,老子伸長脖子等著!”……

兩天后,張愛萍接到通知,立即去見毛澤東。

毛澤東看他走進來,把書往桌上一扣:“怎麼!你還不服氣?”

“我沒有不服氣,我接受處罰。”

“接受處罰?勝敗乃兵家常事嘛!對吧?”

壞了!這句氣頭上講的話,怎麼這麼快就捅到毛主席這裡來了?張愛萍有點慌。

“報告主席,那是句氣話。”

“勝敗乃兵家常事,這句話並不錯,世上哪裡有百戰百勝的將軍呢?但這話從你嘴裡說出來,就不行!接受教訓吧!”

見張愛萍不吭氣了,毛澤東語氣緩和下來。

“后來就是閑扯了。問起了我的經歷,知道我在上海做過地下工作。天南海北的,很親切。”張愛萍后來回憶說。

告別之時,毛澤東問他:還有什麼想法?

張愛萍誠懇地說:這些年來,就是猛沖猛殺,有機會還是想好好學點東西。

毛澤東很高興,說紅軍大學要開學了,我就當你的介紹人吧!他拿起毛筆,給擬任紅軍大學教育長的羅瑞卿寫了封信。1936年6月,紅軍大學開學,張愛萍成為第一期學員。毛澤東親自為學員上課,講的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解放后,張愛萍曾撰文《親切的教誨》,記述了當初在聽毛澤東講課時的感受:

毛主席上課講到,一個魯莽的、專憑熱情的軍事家,之所以受敵人的欺騙,被表面或片面的情況所引誘,被部下不負責任的、無真知灼見的建議所鼓動,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或不願意知道,任何軍事計劃,都是要建立於必要的偵察和對敵我情況周密的思索的基礎之上。聽到這裡,和講台上的主席目光對視,我就把頭低下去。晚飯后散步到主席的窯洞,他問我們對講課的意見。我說想到青陽岔一仗,你說的那個魯莽漢就是我。他大笑起來說,紅軍中有不少這樣的同志,總怕被敵人打爛壇壇罐罐……

直到晚年,張愛萍都記得那次談話中毛澤東對他說的話:“一個優秀的指揮員,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被部下不負責任的意見和情緒所左右。”

推崇彭雪楓,關愛彭小楓

張愛萍性格耿介,與人寡合,但與彭雪楓相知甚深。張愛萍之子張勝這樣回憶:

在我很小的時候,聽父親講起他自己的經歷時,總會時不時地蹦出彭雪楓這個名字。我讀過《彭雪楓家書》,林穎(筆者注:彭雪楓夫人)編撰。她在前言中說,在她和彭雪楓相識后的短短3年裡,彭給她寫了80多封信。實在是不算少了!信中那些文筆流暢、細膩婉約的語言,凸顯出30年代新潮派文人的風格。……以我有限的涉獵范圍,我至今尚不曾發現在黨內老一輩人中是否還有第二個人,像彭雪楓這樣將文人雅士的多情善感,與金戈鐵馬的軍人氣質集於一身。俠骨柔腸啊!

彭雪楓,生於河南省南陽市鎮平縣七裡庄,比張愛萍大3歲。兩人相識是在中央蘇區的時候,彭是紅三軍團中堅,歷任第六師、第二師、第四師政委等職,而張是少共蘇區中央局秘書長、少年先鋒隊中央總隊總隊長。長征初期,彭任過軍委第一梯隊司令員兼政委、軍委一局(作戰)局長、紅三軍團第五師師長,張在紅三軍團紅四師當政治部主任。彭雪楓資歷比張高,能力很強,甚得張愛萍的贊佩。1935年2月,紅軍在雲南扎西改編,紅三軍團取消師的番號,軍團直轄團,彭任紅十三團團長,張任紅十一團政委。同年6月,過了大渡河,張調紅十三團當政委。談到父親和彭雪楓的交往,張勝說:“與彭雪楓一起翻雪山、過草地,可以說是生死至交了。”“過雪山時,他有些喘不上氣來,彭雪楓說,你病了嗎?騎我的騾子吧!……兩人你推我讓,最后還是傷員騎了。”在紅軍大學,彭、張又是第一期同學,多了一份同窗之誼。

1939年5月,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時任新四軍游擊支隊司令員兼政委的彭雪楓主持豫皖蘇地區黨政軍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討論游擊支隊發展方向問題,彭主張向西,張主張向東,二人發生共事以來最激烈的爭論。最終,張愛萍隻身奔赴皖東北,很快創建起皖東北抗日根據地,拉起一支抗日武裝,讓彭雪楓刮目相看。當然,張愛萍東進“創業”,彭雪楓沒有坐視,在劉少奇的指示下,借給了張愛萍一個團,這無疑是雪中送炭了。同年12月,新四軍游擊支隊改稱新四軍第六支隊,張愛萍拉起的武裝被編為第六支隊第四總隊,彭為支隊司令員,張為總隊長,又並肩抗擊日軍。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當月,中共決定重建新四軍軍部,對新四軍部隊進行整編,彭雪楓部被改編為新四軍第四師,彭任師長兼政委,張則到第三師工作。當年4月,彭雪楓部在津浦路西遭到國民黨頑固派圍攻,作戰失利,被迫東撤皖東北,張愛萍奉命指揮2個旅接應。彭雪楓見到張愛萍,第一句話就說:“逃難逃到你這裡來了。”顯然,他對於當年東進、西進之爭,不無遺憾。張愛萍安慰說,“這是什麼話啊!我到這裡來不就是給你搞后方根據地的嘛!不要想那麼多,這裡就是你的地方嘛。”兩人相視一笑,攜手前行。

隨后,在總結路西反頑失敗的仁和集會議上,有領導主張以張愛萍接替彭雪楓領導第四師,張堅決不同意,還為彭雪楓辯護:“我不贊成把責任統統歸於一個人。敵人那樣強大,我們是那樣弱小,哪裡能百戰百勝?因為一次失利,就把所有的罪名加上來,什麼好大喜功啦,不執行上級指示啦,算總賬,這是不公平的。”“失敗並不可怕,在戰爭年代是常有的,我自己就經歷過。彭雪楓的態度是誠懇的,我贊成這種態度,不推諉,勇於承擔責任。”

1944年8月,彭雪楓奉命回師津浦路西根據地,他決心一雪前恥,不幸竟於9月犧牲在河南夏邑縣八裡庄。張愛萍驚聞噩耗,痛哭失聲,為彭雪楓寫了一首長長的挽詩,寄托了無限哀思。為彭雪楓送葬時,他的這首長詩由彭雪楓創辦的拂曉劇團譜曲並演唱。隨后,張愛萍接任第四師師長兼淮北軍區司令員,整軍經武,迅速恢復路西地區,迎來了抗戰的最后勝利,完成了彭雪楓的遺志。每當談起彭雪楓的犧牲,張愛萍總是感慨萬千:“在哪裡跌倒就在哪裡爬起來,彭雪楓就是這樣的人。我們分手時他說,路西根據地,失之我手,還要復之我手。他真厲害!”

對於張愛萍、彭雪楓的戰友情,張勝如此理解:

父親和彭雪楓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他們都是極富理想的熱血男兒﹔都是小知識分子出身,博覽群書,擅長吟詩作賦﹔既熱衷於真刀真槍地拼殺,又喜歡鑽研軍事理論。性格氣質上,又都是那樣桀驁不馴﹔甚至,兩個人名字的風格都那樣相似,一個愛萍,一個雪楓,都帶著同樣的飄逸和浪漫。……也許正是這種相似,使他們在情感上惺惺相惜﹔而在建立功業上,都會固執地沿著自己的軌跡前行,而義無反顧。

2004年9月,正值彭雪楓犧牲60周年,張愛萍的夫人李又蘭通知人在美國的兒子張勝一定趕回來:“知道為什麼一定要你趕回來嗎?你爸爸生前,在眾多的高級干部中,唯獨和彭雪楓關系不一般。”

是的,張愛萍與彭雪楓關系的確不一般,還曾多次對彭雪楓之子彭小楓施以援手。

曾任解放軍第二炮兵政委的彭小楓動情地說過:“我能有今天,多虧了張叔叔。”

當年,由於母親林穎被錯劃成右傾,彭小楓不能報考哈軍工。他找到張愛萍,張對政審部門的同志說:“難道彭雪楓的兒子也不能信任嗎?”彭小楓如願考上了哈軍工后,分到一系,畢業后搞常規武器。當時,導彈專業是最時髦的,年輕的娃娃們誰不想去?正巧張愛萍到哈軍工檢查工作,他把兒子張翔和彭小楓找去,說今天找你們兩個來,就是吃紅燒肉——那時正趕上三年自然災害。席間,兩個娃娃都爭著要去導彈專業學習,張愛萍指著兒子說:“小楓我可以給說句話,但你,不行!”后來,由於政治風雲變幻,彭小楓曾受到組織上的審查,張愛萍路過沈陽聽說后,對軍區負責人說:“審查可以,但不能在身體上、人格上折磨人家。”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上面能有這麼一句話,其作用可想而知。

按黨內政治生活的准則,張愛萍的做法的確有悖常理,甚至違背了原則,也不是他自己一貫倡導的風格。但他都做了,為什麼?因為那是彭雪楓,彭雪楓死了,而他,還活著!

推誠黃克誠,建功第三師

張愛萍為人正直,與人交往開誠布公,他與紅三軍團另一名將黃克誠的交往就是明証。

黃克誠,生於湖南省永興縣油麻圩,比張愛萍大8歲,兩人認識也是在中央蘇區的時候。黃是紅三軍團中堅,歷任第三師政委、第一師政委、軍團政治部代主任、第四師政委。黃任第四師政委時,張是該師政治部主任,黃資歷比張高,能力也很強,甚得張贊佩。1935年2月,紅軍在雲南扎西改編時,黃任紅十團政委,張任紅十一團政委,兩人開始比肩。也許是黃克誠少年老成吧,僅僅8歲的跨度,就像兩代人一樣遙遠,張習慣稱黃為“黃老”,也有時稱之為“黃瞎子”。

鮮為人知的是,長征途中張愛萍還與黃克誠有過“過節”。

1935年2月下旬,紅三軍團奪取婁山關、二佔遵義后,國民黨吳奇偉部2個師反扑上來,首先對防守在老鴉山左翼的紅十一團發起攻擊。關於此戰,張愛萍回憶說:“敵人從1個團增加到2個團,我們3個營都頂上來了,膠著在那裡,但后續的敵人還在源源不斷地上,我看光靠自己是不行了。黃克誠的十團(筆者注:團長張宗遜)守在老鴉山頂上,我跑上去要他配合從敵人側面出擊一下。黃不干,說他的任務就是守衛老鴉山頂。我看說服不了他,隻好又跑了回來。想不到的是,敵人看攻不動我們,就改變轉向攻擊老鴉山頂,十團頂不住退了下來。彭老總命令我們從左側攻上去奪回主峰,攻了兩次沒拿下來。這時陳賡的干部團上來了,彭要我們配合再攻,又把彭雪楓的十三團用上,並要他統領十二團,他們從側面,我們從正面,把敵人打下去了。我們一直追到鴨溪,一軍團追到刀把水,敵人把浮橋截斷,結果后面1個營當了俘虜,吳奇偉的2個師就這樣被消滅掉了。”

這是紅軍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戰后,紅三軍團在鴨溪開戰評會,張愛萍直來直去地說:“你黃克誠就是見死不救!”對於當年這一幕,張愛萍晚年回憶起來,仍然忍俊不禁:“我才不管他是誰呢!彭德懷很惱火,把黃、張給撤了,黃下連隊,張宗遜當伙夫。不久,他們又回來了,有意思。”

對於張愛萍這次發飆,黃克誠不以為意,他凡事出以公心,推誠布公。1941年9月,為加強新四軍第三師指揮機構,師長兼政委黃克誠提議把張愛萍調來當副師長:“我考慮到自己的實際情況,體質弱,高度近視,這都是作為一個軍事指揮員的不利條件。而且我這個人偏於謹慎,選擇戰機時,對可能造成較大犧牲的作戰行動,有時果斷不足,這都是作為一個高級軍事指揮員在指揮大兵團作戰時的不利條件。”

張愛萍后來擔任過新四軍第四師師長,但他在抗日戰場的最突出表現是在第三師副師長任上,這也說明黃克誠眼光獨到。

1943年春,日軍在“掃蕩”淮海區之后,緊接著對鹽阜區實行更大規模的“掃蕩”。此次“掃蕩”,由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擬定戰役計劃,調集日軍第十七師團、第三十五師團、第十五師團之獨立十二混成旅團1萬余人及偽軍近1萬人,以海、空軍配合,於1943年2月中旬,對鹽阜區分進合擊,自北至南構成一個弧形大包圍圈,並以艦艇封鎖根據地沿海港口,在飛機掩護下,實行“梳篦式”的反復搜索。

面對洶洶而來的強敵,張愛萍臨危受命,建功第三師。黃克誠回憶:

為適應斗爭需要,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於1942年底轉移到淮南路東地區。敵“掃蕩”開始時,我先率師部(區黨委機關)跳出敵包圍圈外。我軍在第三師副師長兼第八旅旅長、鹽阜地委書記張愛萍統一指揮下,首先避敵鋒芒,採取內線與外線、分散與集中相結合的戰法,開展了反“掃蕩”斗爭。在敵向我合圍時,我以一部主力沿途阻擊、襲擾,消耗、疲憊敵人,大部主力則轉至敵側后,尋機反擊。敵合擊扑空后,又實行分區“掃蕩”。我各地區相對集中兵力,襲擊敵據點,予敵以沉重打擊。地方武裝和民兵則積極展開襲擾戰,陷敵於四處挨打的境地。至3月中旬,敵被迫開始撤退,我軍即集中主力進行反擊,取得黃營子、單家港等戰斗的勝利。旋即我軍轉入全面反擊,連克敵偽據點十余處。我軍又乘勝收復濱海縣小尖子地區,攻克陳家港。至4月中旬,歷時兩個月的鹽阜區反“掃蕩”勝利結束,共斃傷俘日偽軍1800余,攻克敵偽據點30余處,並爭取一批偽軍攜槍反正。

張愛萍指揮的這次反“掃蕩”斗爭的勝利,大大改善了蘇北地區的戰略態勢,大大鼓舞了根據地軍民的斗爭熱情,大大堅定了抗戰的勝利信心。在晚年自述中,黃克誠對張愛萍及第三師的戰功仍然贊不絕口:

鹽阜區士紳在慰軍大會上,稱頌我軍“運用游擊戰術,不斷打擊敵人,時分時合,神出鬼沒,或攻或守,將卒用命,民族精神發揚無余,民氣鼓勵,收效甚宏,於此足知中國之不會亡”。阜寧縣國民黨書記長亦稱:“敵寇以泰山壓頂之兵力,‘掃蕩’新四軍,新四軍能保全主力,已屬難能可貴。不料又大舉反擊,恢復陣地,足見抗戰必勝之前途。”救國會領袖鄒韜奮先生目睹反“掃蕩”的勝利,喜不自勝,感慨地說:“新四軍與士紳朋友密切配合,能於生死之際互相信托,於敵偽高壓之下毫無背離,此乃中共統一戰線政策之偉大成功,絕非謊言,余不到敵后根據地,余亦不信能做到如此成功之地步。”

原載:《黨史縱覽》2020年第2期

(責編:曹淼、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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