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告訴你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為什麼好

5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強調，內蒙古自治區是我國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區，要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快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步伐，繼續在促進各民族團結進步上走在前列。

5月正是草原返青時節，大地新綠萌發，生機盎然，5月，也是內蒙古自治區成立的月份。

1947年5月1日，在解放戰爭的炮火硝煙中，在迎接新中國成立的曙光中，內蒙古自治政府宣布成立，讓歷經滄桑的古老草原煥發新生。

比共和國早成立兩年的內蒙古自治區，作為穩固的大后方，為新中國誕生發揮了重要作用。

73年來，內蒙古一直為國之屏障。自治區各民族始終和諧相處、繁榮發展，確保北疆安寧。去年末自治區成功阻擊鼠疫擴散，今年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得力，還派出849人的醫療隊，運送大批牛羊肉、牛奶支援湖北。3月以來，呼和浩特承擔國際航班分流任務，內蒙古成為防控境外疫情輸入的前線。自治區盡最大努力完成這一國家交給的任務，調動資源，閉環管理，未發生社區擴散。

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關心內蒙古發展，勉勵自治區自覺擔負起我國北方重要生態安全屏障和祖國北疆安全穩定屏障的重要作用。這是基於歷史和現狀，立足全國大局的精准定位和高度概括。

守望相助七十余載，北疆風景更加亮麗。內蒙古繁榮發展的根本經驗在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在領導全國革命事業時，為蒙古族等少數民族探索出民族區域自治道路。內蒙古一直模范執行，充分顯示出這一道路、制度的優勢，為世界處理民族問題提供了中國樣本。

周恩來稱贊烏蘭夫，“單刀赴會”解決了一個“共和國”

回溯近代史，一些統治者對蒙古族採取弱化政策。日軍侵華，滿蒙地區為戰略重點，給蒙古族帶來重重苦難。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內蒙古地區形勢仍然錯綜復雜。國民黨試圖恢復之前的統治，蒙古族少數王公貴族搞起所謂“獨立自治”“獨立建國”以及內外蒙古合並等行動。中國共產黨則堅持“民族自治”的主張。事關內蒙古前途命運的三條道路，蒙古族如何做出正確的選擇？

受黨中央指派，烏蘭夫擔起歷史重任。1945年10月，他成功解決了蘇尼特右旗“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問題。雖然當時形勢非常危險，但為顯示誠意，烏蘭夫僅帶了少數隨從人員深入“臨時政府”大本營。

“因為沒有帶武裝，父親隻能靠談判來說服對方，讓他們明白隻有接受中共領導才是唯一出路。”烏蘭夫的兒子烏杰回憶說。

經過艱苦細致的思想工作，烏蘭夫說服“臨時政府”中的多數人，促使政府重新選舉，他成為“臨時政府”的實際領導人，而后用暫時停止活動的方式使其自生自滅。事后，周恩來稱贊烏蘭夫“單刀赴會”解決了一個“共和國”。

此后，在黨中央領導和相關黨組織支持下，烏蘭夫聯合內蒙古各界人士，1945年11月在張家口成立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並當選為主席，標志著內蒙古民族解放運動進入由中共實際領導的，有統一組織、統一領導、統一奮斗目標的新時期。

然而1946年初，內蒙古東部王爺廟街（今烏蘭浩特市）又成立了“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主要負責人為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骨干，接受蘇聯的社會主義道路，受到當時蘇蒙聯軍中某些人的支持，集中了一些有民族民主思想的蒙古族熱血青年。東蒙古自治政府有自己的軍隊，基本上控制了內蒙古東部地區。他們主張內蒙古革命由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領導，實行高度自治。

根據黨中央決策，經中共中央西滿分局和冀熱遼分局運籌，促成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和東蒙古自治政府代表在承德會談。從1946年3月30日至4月2日，雙方召開了5次會議，仍無法達成共識。

關鍵時刻，烏蘭夫找到與他一起從莫斯科回國、長期在內蒙古東部工作的特木爾巴根談心。兩位同窗各傾衷言，通過深沉的回憶，從歷史經驗教訓中找到了契合點。特木爾巴根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冀熱遼分局很快批准。特木爾巴根態度的轉變，給會談帶來了轉機。

最終，東蒙古自治政府的代表放棄了原來的主張，接受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主張，同意以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作為內蒙古自治運動統一的領導機關，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隨即自行解散，東蒙古自治政府也隨之撤銷。

“承德會議是內蒙古民族解放運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會議，結束了自清代以來內蒙古東、西部地區長期分裂、隔絕的狀態，為內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堅實基礎。”內蒙古興安盟黨史辦副主任那順烏力塔說。

1946年8月1日，烏蘭夫致電黨中央，提出建立內蒙古自治政府的初步構思。他在電報中說：“承德會議在蒙人中影響極大，但蒙人一般不滿目前的分盟自治與歸省政府（解放區民主政府）領導，要求統一自治。如何適當滿足蒙（古）族這一要求，這與解決土地問題有同等重要的意義。”

當年11月15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國民代表大會”，也激烈討論了內蒙古自治問題。11月18日，西滿分局關於成立內蒙古自治政府的電報中說：“現東蒙無論老年、青年，進步的、落后的，都主張成立（內）蒙古自治政府……在此情況下，我們對內蒙自治政府問題應採取如何態度，是否召開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准備成立比自治運動聯合會更具政權性質的機關。此問題根據全國形勢，我們是否可以在國民黨之先有一確定之主張。”

1947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同意成立內蒙古自治政府。經過多方籌備，4月23日，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終於在王爺廟街隆重召開。

小小的城鎮彩旗招展，如同過節一般，但同時形勢也十分緊張。當時擔任大會警衛工作、今年已90歲的離休干部烏力吉圖回憶說：“國民黨軍隊駐在吉林洮南，還需要提防土匪襲擊和特務破壞，會址四角架著重機槍。但是參會的許多代表雖然衣著破舊卻喜氣洋洋。”

會議選舉產生內蒙古自治政府，選舉烏蘭夫為主席，徹底結束了內蒙古地區蒙古民族300多年來被分割統治的歷史，初步實現了蒙古族各階層人民多年來渴求統一與自治的願望。5月1日，烏蘭夫宣布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

“內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是黨的政策主張的勝利。”內蒙古興安盟委黨校教授白海軍說，中國共產黨從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原則和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自誕生之日起就主張民族平等，最符合長期分裂的蒙古民族的根本利益，因而能夠戰勝其他政治派別，成為受到蒙古族衷心擁護的領導力量。

永葆“模范自治區”本色

從解放戰爭到新中國成立初期，從三年困難時期到改革開放，73年來內蒙古始終保持著“模范自治區”的本色。

內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使東北和華北兩大戰區聯為一體，發揮了戰略后方的重要作用。東北野戰軍攻打錦州的主力就是從今內蒙古境內悄悄繞過去的，曾在今通遼市南部山區潛伏幾十萬大軍。當時在今內蒙古通遼市境內建有100多個兵站，為遼沈戰役提供糧食等物資支援。1948年1月1日，內蒙古人民自衛軍改稱為內蒙古人民解放軍，騎兵等部隊直接參加遼沈戰役、平津戰役，立下赫赫戰功。

1948年10月23日，遼沈戰役黑山阻擊戰的序幕——胡家窩棚阻擊戰打響了。凌晨3時，東北國民黨軍在重炮與飛機掩護下，向內蒙古騎兵第一團陣地發起猛烈進攻。內蒙古騎兵第一團300余名戰士，與人數五六倍於己，且有步、炮、空立體聯合的國民黨軍精銳部隊展開了艱難的抗衡。

敵人將他們三面包圍，並逐步縮小包圍圈，同時用飛機、大炮輪番進行狂轟濫炸，將他們的主陣地炸成一片火海。在這種嚴峻形勢下，內蒙古騎兵第一團指戰員勇猛果敢，頑強抵抗，依托簡陋工事苦戰7個小時，以密集火力和手榴彈打退了敵人的多次沖擊，頑強堅守著陣地，直至進行白刃格斗。

在這次戰斗中，他們斃、傷敵數百人，犧牲60余人，用沉重的代價完成阻滯敵人7小時的艱巨任務，為東北野戰軍的主力展開和進行防御作戰贏得了寶貴時間。

從誕生之日，內蒙古自治區天然就帶有“堅持黨的領導”“珍惜民族團結”的基因。新中國成立后繼續長期保持“模范自治區”的崇高榮譽，展現了內蒙古各族人民對黨和國家強烈的認同感。

1958年，黨中央正式批准在內蒙古額濟納旗建設我國第一個綜合導彈試驗靶場——東風基地，也稱酒泉衛星發射中心。自治區黨委做出決定：額濟納旗向北遷移140公裡，以支持國防建設。

當年的南斯勒瑪才16歲，回想起那段日子她還歷歷在目。一家人收起氈房、趕著牛羊，駱駝上馱著三大箱家當，與300多戶、1100多名牧民一起離開數代人生活了300多年的富饒牧場。牧民們一步三回頭，流著淚向心中的神山巴彥寶格德磕頭告別，但沒有一個人提出反對意見。南斯勒瑪說：“即使心中有萬般不舍，但隻要國家建設需要，我們就搬。”據了解，當年參與搬遷的牧民約佔全旗人口的1/4，遷徙牲口7.04萬頭（隻）。

在三年困難時期，內蒙古在糧食問題上堅持“先中央后地方，先區外后區內”的原則，向中央上繳糧食10億余斤，向兄弟省市輸送耕畜數萬頭。那時，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等地陷入物資匱乏、食物奇缺的困境，米糧眼看就要見底，被政府收養的幾千個孩子面臨飢餓威脅。在周恩來總理和烏蘭夫的安排下，約3000名孤兒從遙遠的江南來到內蒙古草原，被草原牧民收養。蒙古族人不喜歡“孤兒”這個詞，所以，他們把領養的這些孩子們稱為“國家的孩子”。

孩子中年齡最小的不滿周歲，最大的也僅僅5歲，來到草原后，需要先在保育院調理好身體，才能被牧民們領養。1960年的一天，牧羊姑娘都貴瑪被招進四子王旗臨時建立的保育院工作，一下子成了28個“孩子”的臨時媽媽。那一年，她18歲，尚未成家。

接下來的10個月裡，年輕的都貴瑪在一位助手的幫助下照顧這些體弱多病的嬰幼兒，讓他們慢慢適應北方的寒冷、牧民的飲食，向黨和國家履行“接一個、活一個、壯一個”的承諾。在那個缺醫少藥、生活艱苦的年代，在都貴瑪的精心呵護下，28個孩子無一人因病致殘，更無一人夭折，都被健康地送到養父母家中。如今，這些孩子們也已年過花甲，子孫滿堂。

內蒙古之所以“模范”，關鍵在於做到了“五個認同”。錫林郭勒盟行政學院副院長那日森等專家表示，從歷史看，蒙古族對“中華”有著強烈的歸屬感﹔蒙古族包容性強，與漢族等民族交流融合歷史久遠。從現實看，在黨的帶領下，走社會主義道路，內蒙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蒙古民族從生死邊緣走向全面小康，站上了新的歷史起點。

“20世紀初以來，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基本脫離中央政權管轄，直到內蒙古自治區的成立才改變了這種狀況。內蒙古的模范作用，給各少數民族做出了表率，大大增強了他們對黨中央的擁護、對國家的認同。”那日森說。

“要恢復內蒙古歷史上的本來面貌”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的一個方面的顯著優勢。

這個“制度”就是一直作為國家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內蒙古作為這一理論和制度的最早探索地、實踐地，它的歷程充分証明了這一制度的“顯著優勢”所在。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一直在積極探索解決民族問題的辦法。長征途中與少數民族進行了廣泛接觸，逐漸形成符合國情的民族政策。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基於當時的抗戰形勢，綏蒙成為黨領導抗日反蔣斗爭，打通通往蒙古國和蘇聯國際路線的戰略地區之一。12月召開的瓦窯堡會議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12月20日，毛澤東發表《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闡述了內蒙古民族問題和黨對內蒙古革命的方針政策。此后，黨中央派紅軍分別進入今內蒙古與陝西、寧夏交界的烏審旗、鄂托克前旗等地，建立根據地，后來這些地區成為陝甘寧邊區的組成部分。

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第一次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民族區域自治成為黨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實際政策。194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明確提出“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區”。此后，邊區政府先后建立了5個回民自治區和1個蒙民自治區，5個回民自治區建立在漢回雜居的地區，位於今鄂托克前旗的城川蒙民自治區是唯一建立在少數民族聚居區內的民族自治試驗區。

烏蘭夫、習仲勛先后指導陝甘寧邊區民族自治區建設。1946年4月，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在第三屆邊區參議會第一次大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充分肯定了城川地區開展的民族自治政權建設工作。

長期從事相關研究的鄂托克前旗政協副主席於國強說，城川地區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充分驗証了中國共產黨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的正確性，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少數民族的認識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城川地區的成功實踐，也為之后我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提供了寶貴經驗。

1945年，烏蘭夫離開延安回到綏蒙工作，在黨的領導下，堅決執行黨的民族政策，最終實現內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從這一過程可以看出，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是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符合國情，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顯著的優勢。內蒙古自治區的成立及發展，源於黨的決策，黨的領導是最根本的經驗。

內蒙古自治政府管轄區域是今內蒙古東部5個盟，人口約200萬人。1949年3月，毛澤東對烏蘭夫說：“要恢復內蒙古歷史上的本來面貌。”毛澤東的這一指示，主要包括撤銷熱河省、綏遠省和察哈爾省，逐步建立東西蒙統一的內蒙古自治區。毛澤東讓烏蘭夫選首府，烏蘭夫選中了歸綏（今呼和浩特）。

1952年初，毛澤東得知“蒙綏合並”久拖不決是因為有的領導干部不同意，他說：“不能再拖了，誰不同意就撤誰，幾個不同意就撤幾個！”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說：“這事是中央定了的，我去做工作，請主席放心。”

1952年6月，內蒙古自治政府由張家口遷到歸綏。此后，察哈爾省、綏遠省、熱河省建制陸續被撤銷，轄區劃歸內蒙古自治政府管轄。至此，“恢復內蒙古歷史上的本來面貌”基本實現。隨后於1955年底，屬甘肅的阿拉善、額濟納劃歸內蒙古，最后在1962年河北省商都縣劃給內蒙古，基本形成了現在的行政區域。

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布赫在回憶文章中說，實現“內蒙古民族徹底解放”，實現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內蒙古全區域統一自治”，史冊永存。它不僅使內蒙古民族結束了被分割和貧窮落后的歷史，走上了統一、繁榮、幸福的光明大道，開創了新的歷史征程﹔也為新中國成立后以民族區域自治作為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開了先河，樹立了榜樣。

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時，草原上疫病流行，后來國家派出大批醫務人員到牧區消滅傳染病，保証人民的健康，很快扭轉了內蒙古少數民族受疾病折磨、人口負增長的悲慘景況。

“一五”時期，國家在內蒙古建設包鋼等一批重大項目，使內蒙古工業從無到有，來自五湖四海的工程技術人員支援建設，最終扎根邊疆，奠定了內蒙古發展的基礎。

早在1946年夏，內蒙古解放區同全國其他解放區一樣，仿效農村的“耕者有其田”，提出“牧者有其畜”。烏蘭夫在深入調研中發現牧業經濟的特點和牧區社會結構、階級關系與農村有很大不同，逐步形成了“不分不斗，不劃階級，牧工牧主兩利”的“三不兩利”政策。內蒙古較晚解放地區的牧區民主改革，都照此掌握，由削弱封建到消滅封建，穩步完成了內蒙古全區的牧區民主改革任務。

在烏蘭夫主持下，內蒙古劃分為農業區、牧區和半農半牧區。后來，在蒙漢交叉居住地區，結合土改和行政區劃調整，取消了“蒙租”，解決了旗縣並存、蒙漢分治的問題，永遠消除了長期以來造成蒙漢矛盾這一主要原因，改善了民族關系，加強了民族團結，出現了蒙漢及其他各民族間互相幫助、共同發展的新局面。

1953年6月，中央民委總結全國少數民族牧區工作，把內蒙古實行的“慎重穩進”和“人畜兩旺”牧區工作方針，提升為全國少數民族地區牧區的工作方針，把“三不兩利”提升為全國少數民族牧區工作“十項政策”中的第一項。內蒙古先行一步的牧區工作經驗成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全國少數民族地區牧區工作的指導方針。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任亞平說，自治區成立之初，在黨的堅強有力領導下，以烏蘭夫為首的共產黨人針對當時相當數量的蒙古族同胞特別是青壯年出家當喇嘛、蒙古民族經濟和人口發展受到嚴重影響的問題，制定出符合內蒙古實際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措施。

內蒙古還把加強少數民族干部隊伍建設作為貫徹黨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內容。70多年來，自治區不斷完善少數民族干部選拔、培養、任用機制，培養了一大批德才兼備、蒙漢兼通的少數民族干部，充分發揮他們在民族地區管理和改革、發展、穩定中的關鍵作用。

任亞平說，當時推行的宗教改革政策、“三不兩利”政策和培養民族干部政策，是內蒙古成為模范自治區的三大基石，為內蒙古的長治久安、經濟社會發展和民族團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烏蘭夫在內蒙古自治區40年大慶時總結了四條基本經驗：一是堅持黨的領導，二是一切從實際出發，三是加強民族團結，四是培養干部。

2017年3月，內蒙古自治區成立70周年紀念日前夕，布赫發表文章稱要“牢牢把握大方向”。“這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維護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堅持民族平等、民主自治。這是根本，是奮斗目標，也是歸宿。”

參考史料：

《中國共產黨興安歷史·第一卷》

《紀念烏蘭夫誕辰100周年：繼承遺志 造福人民》

《站在歷史的高度看歷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內蒙古自治運動勝利的意義與啟示》

《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陝西省檔案館和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檔案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