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友人眼中的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對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在延安精神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一些外國友人高度關注，他們從堅定信念、實事求是、艱苦奮斗和為民服務等各個方面描述共產黨人這種精神風貌。通過他們的傳播，中國共產黨人及其倡導的延安精神為世人所知。
　　閃爍著“興國之光”的“神奇的隊伍”
　　全面抗戰爆發初期，一些外國友人通過他們手中的筆和鏡頭彰顯共產黨人堅定的理想信念、艱苦朴素的作風等革命風貌。最早描述中國共產黨人革命風貌的是第一個到達陝北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他向世人揭開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神秘面紗，使得全世界開始了解中國共產黨人。接著，艾格妮絲·史沫特萊、海倫·斯諾、詹姆斯·貝特蘭等數十位外國人先后到達陝北蘇區，將清貧而廉潔的共產黨員、裝備低劣卻奮戰在民族解放第一線的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呈現給世人。
　　經過4個月與共產黨人朝夕相處，斯諾採訪了上至領袖毛澤東下至普通戰士等許多共產黨人，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資料，並迅速撰寫了全面系統介紹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的《紅星照耀中國》，該書問世后迅即風靡世界。書中，斯諾首次向世界全面報道了紅軍長征，稱“長征是軍事史上一場偉大的壯舉”。他的描述引起世人的關注，當時美國“差不多每一位評論家都選出斯諾對長征的描述加以評論”。通過長征，世人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創造的人類歷史上的奇跡，看到了共產黨人的堅韌和執著﹔另一方面，斯諾也展示了現實生活中的共產黨人，如此的朴素、如此的奮發向上！財政部長林伯渠，身穿一套褪色的制服，紅星帽的帽檐軟垂，慈藹的眼睛上戴著一副眼鏡，一隻腿架已經斷了，用一根繩子系在耳朵上。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彭德懷，同部下一樣僅有兩套制服，另有一件用繳獲的降落傘做的背心﹔伙食也同部下一樣，一般是白菜、面條、豆子、羊肉﹔他善於馳騁，又能吃苦耐勞。斯諾還讓全世界都看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大學——一所獨特的高等學府，“以窯洞為教室，石頭磚塊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牆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轟炸”。感慨之下，他將中國共產黨人這種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精神稱之為“東方魔力”，並斷言這是“興國之光”。
　　隨后，斯諾夫人海倫進入延安，她以獨特的身份走近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張聞天等早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經過接觸發現他們有著新思想、新精神，且在開辟著新天地。她發現中國共產黨人的奧秘——在中國共產黨內，一個人社會名望的上升和他降低自己生活標准的能力（在低標准情況下仍能保持工作效率不變）正好成正比例。能以最少量的東西維持生命，這就是天生優越的標志，也是天然領袖的資格。
　　第一個到延安和敵后根據地的西方國家軍人是美國軍官埃文思·卡爾遜。他見過毛澤東、朱德、聶榮臻、賀龍、鄧小平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在敵后根據地與八路軍同甘共苦的生活，使他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由衷地產生敬佩之情。在他的著作裡，中國共產黨人是一群大公無私的人、廉潔奉公的人。他認為八路軍力量的源泉來自強大的思想政治工作，來自黨員干部的以身作則、官兵一致，來自廣大人民的支持。在延安，他住的是諾爾曼·白求恩大夫住過的窯洞。當然，作為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態之一，白求恩精神也自然地出現在卡爾遜的著作中。
　　“還政於民，言必信，行必果”
　　抗戰勝利前后，一些來到延安的外國記者、專家和軍人紛紛撰寫文稿，展示中國共產黨人所特有的堅定的理想信念，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當時，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兼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約瑟夫·史迪威在他的日記裡表達了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態度。早期，他自問“共產黨人靠的是什麼呢”？上世紀40年代中期，他對中國共產黨有了一定的認識，認為中國共產黨減稅、減租、減息，提高生產和生活水平，參加管理，實踐諾言，看到了中國共產黨“還政於民，言必信，行必果”的特質。
　　在駐延安的美軍觀察組成員們眼裡，中國共產黨人是與普通中國人不一樣的人，因為他們有一種使命。謝偉思如實記錄了他眼中的中國共產黨人和延安精神，“這裡也完全沒有貼身保鏢、憲兵和重慶官僚階層中的嘩眾取寵的夸夸其談”“衣著和生活都很簡朴，除農民外，幾乎每個人都穿著同樣普通的、用土布縫制的中山裝”“那裡有驚人的政治覺悟。無論人們向誰——理發員、或是農民、或是管理房間的服務員——提出問題，他都能很好地說明共產黨堅持抗戰的綱領”。而且，他還發現陝甘寧邊區經濟形勢得到改善，“軍隊給養有了改善﹔黨政工作人員伙食和服裝比以前好了﹔當地醫院裡營養不良病例幾乎完全絕跡了，而三年前這類病例是為數眾多的”，其原因在於共產黨人領導開展了著名的大生產運動。當然，謝偉思也發現中國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的精神和修正錯誤的勇氣，他說，“一項具體措施或者政策發現是失敗的或是不適合情況的，而經過討論產生出看來是一種較為合適的替代措施或政策時，他們就毫不猶豫地承認失敗，作出改正，順應情況和願意改正在每一個領域都很明顯——軍事戰略、征稅、土地政策、教育、群眾組織等。”
　　美國記者白修德告訴世界：無論過去或是現在，中國共產黨人都是富於獻身精神、首先犧牲自己的人。他們完全獻身於共產主義運動，把自己的身軀當作給農民照亮路途的火炬。美國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不但描述了中國共產黨人延安時期的成就，指出他們生活清苦，但從不夸夸其談，而且堅信中國人民必勝。中國共產黨人的出發點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箴言是“到群眾中去”“向群眾學習”。中國共產黨人常常會提到“人民”“中國人民”，最后往往總要提到“世界人民”。“到人民中間去”“向人民學習”的口號，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最終的信念。而且，她還特別注意宣傳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是她第一個把毛澤東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和“毛澤東思想”傳播給全世界。
　　“延安時代給勝利者留下了一種革命斗爭的英雄傳統”
　　新中國成立后，伴隨著延安精神的成熟和在國內宣傳弘揚，一些外國友人開始從多個角度闡述延安精神。美國教授莫裡斯·邁斯納在他的專著《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中，專門有一節論述延安精神，稱其為“延安傳統”。他認為，“延安時代給勝利者留下了一種革命斗爭的英雄傳統，這就是被奉為神聖的‘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風’”“所有共產黨人都把‘延安精神’稱頌為壯麗的革命年代的象征”，這是“一種能為未來提供模式的活生生的革命傳統”。他認為中國共產黨人所著力稱贊和高度評價的延安傳統，是制度方面和革命價值觀方面的遺產。他還進一步強調，“為當今的中國共產黨人所推崇備至的‘延安精神’，其主要內容，實際上是精神方面和倫理方面的，更具體地說，它是各種社會道德觀念和生活態度，因為這些東西被他們看成革命變革的持續進程中的根本因素”。他提出延安精神是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價值觀念，包括“為人民的利益英勇斗爭、敢於犧牲的觀念﹔艱苦奮斗、勤奮努力、勤儉節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以及自我約束等觀念”。曾經的美軍觀察組成員高林·約翰專門撰寫了《延安精神：戰時中美友好篇章》，認為延安精神是一種無私奉獻和團結友愛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