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為了人民群眾的健康

（《紅岩春秋》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無論是在艱苦卓絕的戰爭歲月，還是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周恩來始終牽挂著人民群眾的醫療衛生狀況，為發展中國衛生防疫事業，提高人民群眾健康水平，作出了重要貢獻。

延安人民十分需要它，一定要安全送到醫院，不能有差錯”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擔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領導黨在南方國民黨統治區和部分淪陷區的工作，時常往返延安、重慶之間。

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剛進駐延安時，當地疫病叢生，缺醫少藥，醫療衛生條件非常落后。為盡快改善陝甘寧邊區的醫療衛生狀況，提高邊區人民的健康水平，中國共產黨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先后成立中央衛生處、軍委衛生部、陝甘寧邊區政府衛生處等醫療衛生管理機構，下設各機關衛生所、中央醫院、陝甘寧邊區醫院等一大批醫療衛生單位，並頒布了一系列醫療衛生條例。

周恩來時常鼓勵醫務人員，我們要建立自己的醫療衛生事業，造福廣大勞動群眾，把“東亞病夫”的帽子摘掉，我們現在的醫療條件是差一些，但我們要努力奮斗。在重慶期間，他多次為延安的醫院招募醫務人員，採購藥品和醫療器械。他還經常囑咐工作人員購買一些醫學方面的雜志，每次回延安，他就把這些醫學雜志帶去送給延安中央醫院和有關的醫生。

1940年夏天，延安及周邊地區暴發了嚴重的傷寒疫情，剛剛建立不久的中央醫院在日寇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封鎖下，醫療物資匱乏，藥品奇缺。中央醫院院長何穆聽說周恩來要從重慶返回延安，就向中央衛生部請示，希望讓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從重慶帶來一點傷寒杆菌菌種，這樣就可以研制出疫苗，減少抗日根據地軍民傷寒疾病的發生。

不久，一紙電文送到了周恩來手中。當時周恩來為維護國共合作抗戰大局與國民黨方面正進行緊張艱巨的談判。他深知菌種對延安百姓的重要性和急迫性，硬是擠出時間，親自出面，弄到了一些傷寒杆菌菌種，分裝在三個玻璃瓶中。醫生一再叮囑他：人的皮膚不能接觸菌種，否則很容易傳染。在抗戰時期的醫療條件下，若是染上傷寒病很可能危及生命。

對於如何攜帶這三管菌種，周恩來費盡心思。放在箱子裡，怕顛碎﹔放在包裡，怕摔壞﹔交給身邊工作人員保管，又擔心他們不小心弄碎或弄丟。最后，周恩來不顧醫生的忠告，決定把菌種放在自己中山裝的上衣口袋裡。無論工作人員怎麼勸說，他都不同意。

回到延安后，周恩來第一時間把菌種交給工作人員，讓立即送到中央醫院。他反復囑咐道，菌種很珍貴，延安人民十分需要它，一定要安全送到醫院，不能有差錯。

在醫院，看到工作人員小心翼翼地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三管菌種，醫務人員都愣住了，不由責怪道，傷寒菌種不能隨身攜帶，這樣很容易感染。

但是，當得知周恩來攜帶菌種的經過，醫生們感動萬分，久久說不出話來。

“你們可以來檢查政務院的愛國衛生運動，如果搞得不好，就點我的名登報批評”

新中國成立不久，在毛澤東“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的號召下，全國人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防疫衛生運動，消滅了大量的蒼蠅、蚊子、老鼠等病媒虫害，清除了累積成山的垃圾。

1952年3月至12月，全國清除舊社會積留在城市的垃圾約7465萬噸，修建下水道3.3萬千米，改善和新修廁所492萬座，城鄉衛生面貌煥然一新。當時正在中國調查細菌戰的國際科學委員會對此高度評價，說“今天在中國正在進行著一個偉大的運動，在促進個人和社會衛生。這個運動是受五萬萬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的，這樣規模的衛生運動是人類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

為了使群眾衛生運動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中央決定把防疫衛生運動定名為愛國衛生運動，作為衛生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將各級防疫委員會改為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統歸各級人民政府直接領導，周恩來仍兼任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

1952年12月，衛生部召開第二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受到中央領導人的高度重視，毛澤東、朱德紛紛為會議題詞。周恩來在會上強調，對於衛生工作，我們不能有絲毫的鬆懈，必須把愛國衛生運動堅持下去，達到普遍深入和經常化。衛生工作必須與群眾運動結合，才能將成績鞏固起來並向前發展，否則衛生工作“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的三大原則就不可能很好地貫徹。為此，周恩來建議衛生工作方針增加一條，即“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

在開展愛國衛生運動中，周恩來還特別強調領導干部的關鍵作用。1952年在檢查北京的衛生工作時，他曾對衛生局一位負責人說：“愛國衛生運動搞得好不好，關鍵在領導，領導搞不好要批評。你們可以來檢查政務院的愛國衛生運動，如果搞得不好，就點我的名登報批評。”“市政府搞不好，就點市長的名。”

百忙之中，周恩來還經常利用接送外賓的機會檢查北京車站、機場等展現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的衛生工作。一次在首都機場檢查衛生工作時，他對現場的領導干部和工作人員耐心的教誨道，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衛生搞好了，能體現我國人民嶄新的精神面貌，體現我國人民講衛生、愛清潔的好傳統，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在中央和周恩來的大力推動下，全國愛國衛生運動收到很好的效果，尤其是農村面貌大有改善，出現了南京五老村、上海南翔鎮、山西太陽村、廣東水東鎮等一批先進典型。南京五老村，之前在歌謠中的衛生形象是：五老村苦惱村，垃圾污水臭水熏死人，蛆成堆，蠅成群，灶上爬，碗上飛，蚊子碰人臉，尿球隨水流，瘟神趕不走，疾病不離身。衛生狀況大為改變后，“苦惱村”變成了“歡樂村”。

1960年12月，周恩來和國務院副總理陳毅陪同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一行參觀了五老村，對那裡的衛生工作表示贊賞。

“應當團結中西醫，組織他們共同為人民衛生事業服務，共同發揚祖國醫學遺產和發展醫藥科學”

籌備新政協期間，周恩來特別指出，要“團結並教育全國可用的醫生、護士及一切衛生人員，改造舊醫生，使他們都能為中國人民的衛生、防疫、醫療、助產等工作服務”。

新中國成立后，醫療衛生工作面臨極為嚴峻的形勢。在1950年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上，毛澤東為大會題詞“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斗”。“團結中西醫”也成為指導新中國衛生工作四大方針中的重要一條。

針對當時歧視中醫的錯誤傾向，周恩來強調“中西醫團結搞不好，對廣大群眾損失很大，我們應從實際出發解決問題”，“今天中國在這方面的實際是：廣大群眾患了病沒人治，因之，死亡率很高，尤其是小孩子。共產黨不是孫悟空，拔根毫毛一吹就可變成醫生。現在全國中醫有九萬多人，西醫才有二萬人，人數比例相差很大，老百姓又迫切地需要醫生”，“因此，在廣大群眾迫切需要醫生和醫生少，西醫更少，而中醫又能治好一些病並與群眾有密切聯系的情況下，在目前的過渡時期，我們就需要團結中醫和改造中醫。首先是團結他們，把他們的積極因素發揚出來，把消極因素去掉”。

為了加強中醫研究工作，在周恩來的支持下，新中國第一所全國性的中醫科研機構——中醫研究院於1955年12月在北京正式成立。中醫研究院會集了全國各地幾十位學識淵博、經驗豐富的各科名老中醫，建成后，衛生部請示中央領導人為該院題詞，毛澤東批示“請總理題”。周恩來熱情地題寫了“發揚祖國醫藥遺產，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中醫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

在建立中醫研究院的同時，根據一些名中醫的提議，中央決定籌建中醫學院。周恩來對此非常重視，從全局考慮，指示衛生部在東南西北各辦一所，最后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共辦四所中醫學院，后來又一度增至23所。1962年為貫徹中央精簡精神，有關部門曾打算將各地中醫學院大大壓縮。周恩來知道后當即指示“中醫學院問題再考慮”，最后作出了“中醫學院不動”的決定，使初具雛形的中醫高等教育事業得以保存和繼續發展。

經過中央和周恩來的努力，歧視中醫的錯誤傾向逐漸得以糾正，但又一度犯了抬高中醫、貶低西醫的錯誤，引起了思想混亂。周恩來為此專門指示，要採取正面引導的方法，寫一篇全面闡述黨的中醫政策的文章，以此來廓清那些思想迷霧。

1959年1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認真貫徹黨的中醫政策》，全面系統闡述了黨的中醫政策，強調必須團結中西醫，把中醫和西醫擺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堅持中西醫並重，號召“在我國的醫藥學遺產裡面，有大量的具有科學性的精華，我們必須把這些精華認真地吸收起來”，努力推動、發掘、整理、提高祖國醫藥學。最后強調，“認真貫徹黨的中醫政策，是加強中西醫團結合作，更好的為人民服務的關鍵，也是做好我國醫藥學遺產研究整理工作的關鍵，希望各級衛生行政領導部門，團結全體中醫西醫，努力地正確的執行黨的這個政策，取得更大的勝利”。

4月，全國人大二屆一次會議召開，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明確提出：“應當團結中西醫，組織他們共同為人民衛生事業服務，共同發揚祖國醫學遺產和發展醫藥科學。”

“一個國家的總理還談到血吸虫病，真令人感動”

新中國成立初期，多種傳染病肆行無忌，寄生虫病分布廣泛，危害甚烈。當時，“全國人口的發病數累計每年約1.4億人，死亡率30‰以上，其中半數以上是死於可以預防的傳染病上，如鼠疫、霍亂、麻疹、天花、傷寒、痢疾、斑疹傷寒、回歸熱等危害最大的疾病，而黑熱病、日本血吸虫病、瘧疾、麻風、性病等也大大侵害著人民的健康”。

1949年10月，即新中國成立當月，察哈爾省暴發鼠疫，半月內蔓延300余裡，前后共波及10個村子，一度逼近平津，給華北人民造成了極大的生命威脅。毛澤東親自出馬，董必武挂帥，和政務院一起運籌帷幄，僅用了一個月就扑滅了鼠疫，取得了新中國防疫第一戰的勝利。

那時，威脅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最大的一種疾病是血吸虫病，其在我國流行已久，病害流行地區遍及江蘇、浙江、湖南、湖北、安徽等12個省（市）的350個縣，患病人數約1000多萬，受感染威脅的人口則在1億以上。

周恩來非常重視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明確指出“消滅血吸虫病已成為我們當前的一項嚴重的政治任務，必須充分地發動血吸虫病流行地區的廣大群眾，堅決地為消滅這一病害而斗爭”。並強調：“為著根本消滅這一病害，取得最后的勝利，就必須實行積極防治的方針，採取綜合性措施，切實掌握充分發動群眾和科學技術相結合，防治工作和發展農業生產、興修水利相結合，堅決進行反復的斗爭。”

由於時刻惦記，甚至在接見外賓時，周恩來也會主動詢問國外在防治血吸虫病方面的經驗，並歡迎他們到我國流行血吸虫病的地方察看，對我們的防治工作提出意見。

1955年10月7日，周恩來在接見印度衛生部部長考爾夫人時說，血吸虫病是危害中國人民健康的最大的一種病，沿長江都有。今后我們發展水田，釘螺也有可能繁殖到北方，危害北方人民，這是一個嚴重問題，衛生部應把它當作一個最主要的任務去做。

11月4日，周恩來在接見阿部勝馬、堂森芳夫率領的日本醫學代表團時，介紹了中國衛生工作的情況，坦率說道：“中國的衛生工作提倡預防，但方法還有待完善。中國幾種傳染范圍較廣的病，其中血吸虫病在長江流域分布很廣，希望能夠得到日本醫學界人士的幫助和指導，在中國開展一個運動，推廣日本的先進方法來消滅釘螺。”

事后，一位日本醫學家深有感觸地說：“一個國家的總理還談到血吸虫病，真令人感動。”

在黨中央和周恩來的關心和重視下，新中國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成效顯著。1958年6月，正在杭州視察的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看到《第一面紅旗——記江西余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虫病的經過》的長篇報道時“浮想聯翩”，“夜不能寐”，興奮地寫下了著名的《送瘟神》七律詩二首，高呼“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9月，周恩來專門抽出半天時間參觀了衛生部在北京舉辦的展覽會，重點關注了江西余江縣消滅血吸虫病事跡的展覽部分，詳細詢問了治理過程，並且高度評價了這一成就。

原載：《紅岩春秋》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