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屆六中全會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召開。這是一次被毛澤東稱為“決定中國之命運”的重要會議，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貢獻。

總結經驗，指明抗戰正確方向。全會總結了抗戰以來15個月的主要經驗，為抗戰勝利勾畫出了路線圖。政治上，堅持長期作戰的全面抗戰路線。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中指出，中國要有一個光明的前途，就必須戰勝日本帝國主義，這是中國共產黨奮斗的目標。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強大和凶殘，抗日戰爭是長期的，戰略方針是持久的，但最后勝利是中國的，支持長期戰爭與爭取最后勝利的唯一途徑，就是團結全民族，依靠人民群眾。軍事上，堅持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毛澤東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中指出，游擊戰爭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佔據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沒有游擊戰爭，日本帝國主義就“安穩坐佔”，沒有后顧之憂，從而更加猖狂，不僅會造成很大的人員傷亡，甚至有可能動搖合作抗戰的根基。因而開展游擊戰爭是必須的、恰當的，而忽視游擊戰爭的思想是錯誤的。為了貫徹這一方針，毛澤東概括了堅持游擊戰爭的18項具體工作。統一戰線上，堅持獨立自主的基本策略。在國共合作的前提下，要保持共產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毛澤東指出，如果抹殺或拋棄這種獨立性，不丟掉隻講聯合不講斗爭的錯誤認識，就必然會犧牲和破壞統一戰線，所以“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是不對的。這些正確主張都對堅持抗戰乃至取得戰爭勝利指明了方向。

提出科學命題，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明確把馬克思主義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但由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時間較短，加之斗爭環境惡劣，黨缺乏對黨員進行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這使得我們黨在用馬克思主義來解釋和指導中國革命上存在薄弱環節，致使黨內一度盛行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給革命造成了很大損失。1937年11月王明回國以后，積極宣傳“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錯誤思想，在實際工作中產生了消極影響。究其錯誤根源在於，缺乏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為此，毛澤東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這是黨內第一次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在此基礎上，對其內涵進行了闡述，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能把其“當作教條”，而應該當作“行動的指南”，不僅要了解其“一般規律的結論”，更要學習其“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並且大聲疾呼“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針對黨內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很不普遍、不深入的問題，毛澤東號召“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認真研究馬列主義，培養一批“系統地”“實際地”而不是“零碎地”“空洞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黨員干部。會上，張聞天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意義及方法進行了論述，對以后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產生重要影響。

確立領導地位，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眾所周知，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決定“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從此進入中央核心領導層。但隨著捧著“尚方寶劍的莫斯科‘天使’”王明回國以后，“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如何堅持毛澤東的正確領導，成為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全會傳達了共產國際“在領導機關中要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的重要指示，實際上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誠如彭德懷說的那樣：“領袖是長期斗爭經驗總結的，是長期斗爭中產生的。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由正確的領導取得的。”張聞天也說：“六中全會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實質上推翻了王明路線。”會后，張聞天逐漸把黨內總負責的全部工作交給毛澤東。就連1939年6月的《共產國際》第6期在介紹毛澤東生平時，稱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與組織者之一”“中國共產黨卓越領導人之一”“不屈不撓的領袖和民族英雄”。這為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提供了條件。

重視黨的建設，夯實偉大工程基石。黨的建設是黨的事業成功的根本保障，全會對黨的建設進行了集中論述，毛澤東第一次把黨的建設稱之為“偉大的工程”。在紀律方面，針對一些人陽奉陰違、口是心非的兩面派行為，尤其是張國燾明知故犯，無視紀律，破壞紀律，全會重申了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紀律，進而要求進行黨的紀律教育，使黨員干部養成遵守紀律的好習慣。此外，全會制定了詳細的黨內法規，比如《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等文件。劉少奇在《黨規黨法的報告》中指出，要保証黨的團結統一，必須用黨規黨法去教育黨員干部。在組織建設方面，由於中國是一個長期處於封建統治的國家，存在民主生活不足的現象。而革命要取得勝利，需要有高度積極性的黨員干部。要實現這一目的，主要依賴黨內生活制度的民主化，倘若沒有或缺乏民主生活，不僅影響黨員干部積極性的發揮，也不利於大批能干人才的創造。鑒於此，毛澤東指出，急需在黨內施行民主生活教育，使黨員干部明白什麼是民主生活，如何實行民主集中制。同時，增加軍隊中的民主生活，提高積極性，增強戰斗力。在干部隊伍方面，要“使黨成為一個偉大的群眾性的黨”“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沒有許多德才兼備的黨員干部，就不能完成其擔負的歷史任務。為此，全會指出，實行“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善於識別、使用和愛護干部。同時，發揮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在軍隊中，使他們成為英勇作戰、執行命令、遵守紀律的模范，在友黨友軍中，成為堅決實行抗戰任務、團結各黨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成為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范，在民眾運動中，成為民眾的朋友而不是上司，成為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在實事求是、遠見卓識和學習方面也要成為模范，從而為加強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