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主持編輯最后的《紅色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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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是中共中央機關報的創始人之一。從在中共三大被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教育宣傳委員會委員，擔任《新青年》季刊主編起，他在大革命時期就先后編輯、主編過《向導》周報、《前鋒》月刊及《熱血日報》。大革命失敗后，他又成為黨的地下報刊的首創者、領導者。在他倡導下，黨創辦了《布爾什維克》《紅旗日報》《實話》《斗爭》等一批重要報刊，在黨的新聞發展史上寫下了光輝一頁。而他在生命的最后兩年裡，成為《紅色中華》的最后一任主編，為《紅色中華》在中央蘇區的使命劃上了圓滿的句號。

身在上海心系《紅色中華》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瞿秋白離開了中央領導層，在國民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上海從事黨的文化工作。他在險惡的生活環境裡，依然關注著遠在數千裡之外的黨的執政之地——中央蘇區的革命與建設事業，並且“想去那裡很久了”。其時兩地山河阻隔、赤白對立，音訊難通，他便經由閱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后為中共蘇區中央局、臨時中央政府、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少共蘇區中央局聯合機關報）——《紅色中華》，去了解與研判黨在中央蘇區的施政成就和經驗。當他仔細讀過《紅色中華》自創刊號到第72號（中間缺20多號）的全部內容后，感到這張報紙還有不少有待改進的地方，改了才能更好地實現黨報的使命。於是，他在該報百期紀念日（1933年8月10日）前夕，寫下《關於〈紅色中華〉報的意見》一文，發表在中共江蘇省委主辦的地下刊物《斗爭》第50期上。

在這篇文章中，瞿秋白首先肯定《紅色中華》“的確能夠反映中央蘇區的各方面的生活，並且產生政治上的領導作用”，從中讓人看見蘇維埃政府和民眾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起來（雖然還是非常不夠），看見工業群眾（即工人）的熱烈斗爭的各種運動，看見土地分配問題、司法和肅反問題、經濟政策問題，反富農和反投機商斗爭的開展和種種進步。“最主要的是：《紅色中華》一般地說來，的確是一個斗爭的機關報。在贊助紅軍和革命戰爭的發展方面，這個報雖然還不能夠充分地執行自己的任務，然而總路線是沒有錯誤的。”

接下來瞿秋白指出了《紅色中華》存在的幾個缺點，希望對這份報紙辦得更好“能夠有點幫助”。其一，《紅色中華》既已改組為黨政工團中央的聯合機關報，卻沒有明確反映黨組織在一切政策和群眾中的領導作用，以及在蘇維埃地方政府中的作用，沒有充分反映黨組織的發展及其優點和錯誤。工會的作用也看不見。其二，報上開展了“自我批評”，具體揭露了一些壞現象，但群眾的積極性，各種偉大運動，總之蘇區一般的社會改革，卻隻有籠統的敘述。再則“鐵錘”欄目暴露壞現象和缺點時，往往不提起黨的糾正措施。其三，消息的編輯方面，沒有注意使當前最主要的事實和運動都有明晰的敘述，一期一期繼續下去，給讀者以極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們認識革命的各種戰線上的具體情形。軍事及其他方面也是這樣。其四，應加強社論和一般論文的指導作用。對蘇區生活中帶普遍性的問題，如婚姻問題，未能針對群眾中一些人的疑慮，而做有力的解釋﹔對好些新的問題，如耕種紅軍公田問題，還需要時常有指導性的解釋論文。單是指出某地用強迫手段的錯誤是不夠的，還要知道各級政府和黨組織怎樣去解釋，也就是說用中央機關報名義直接對一般民眾說明某種政策的意義和具體辦法。其五，要重視工農兵通信運動對於中央機關報及各式小報的幫助作用。除特約通信外，更要組織每個地方、每個戰線的工農兵通信協會，把那些能夠開始寫些通信的士兵、貧農、工人組織起來，有系統地“發稿”給各種小報、壁報，並豐富自己的新聞欄目。其六，除《紅色中華》外，還應由中央局出版一種《工農報》，就是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夠勉強讀懂最淺近文字的讀者群眾的報紙。這在蘇區、尤其是中央蘇區，現在特別需要，而且也是可能的。

瞿秋白所指出的《紅色中華》的缺點或者說不足，可以說是他的經驗之談。這篇文章當時是否引起《紅色中華》編者注意與回復，不得而知。但當瞿秋白接手主持該報編務后，他倒是從上述幾個方面入手，對報紙做了不少改進。

來到瑞金主編《紅色中華》

1934年1月上旬，瞿秋白奉命離開上海，於2月5日到達瑞金。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早在1931年11月7日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並被任命為中央人民委員會教育人民委員（即中央教育部部長）。后又在1934年1月22日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擔任教育人民委員。由於他遠在上海，未能到職視事，遂由教育部副部長徐特立代理部長職。這在客觀上造成了如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傳部長、臨時中央政府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批評的現象：相比於黨在軍事、經濟、查田工作上的偉大勝利，“在文化教育戰線上，則特別表現了我們的落后”，“甚至使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教育部變成了無人顧問的機關”。以張聞天對瞿秋白的深切了解與信任，為工作計，也為瞿秋白的安全計，張聞天通過嚴格的組織程序，把瞿秋白調來瑞金就職。

瞿秋白到瑞金后，除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教育人民委員外，還兼任了教育部所屬藝術局局長、國立沈澤民蘇維埃大學校長，以及《紅色中華》報社長及主編。他以高度的事業心和責任感，卓越的才華和不倦的精神，在蘇區的教育、藝術、群眾（社會）文化和新聞出版等各方面，都有所建樹。誠為時任中央教育部秘書庄東曉所說，他為蘇維埃新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奠定了一個嶄新的藍圖。

《紅色中華》創刊於1931年12月11日廣州暴動紀念日，周以栗、王觀瀾、李一氓、沙可夫、謝然之等人先后擔任該報主筆、主編，梁柏台也一度代理過主筆。1934年2月，謝然之調任臨時中央政府秘書長（紅軍長征后叛變），瞿秋白遂奉命接任《紅色中華》報社長及主編。但他的工作仍以中央教育部為主，處理報社事務及編務就隻能更多地擠佔休息時間。不過，由於他已有改進報紙的設想，又注意調動報社工作人員和工農兵通訊員的積極性，《紅色中華》還是有了許多可喜的進步。

他從改進報紙的報道內容入手，減少對國際及蘇區以外的國內時事的報道，增加對蘇區，特別是中央蘇區內部重要運動如擴紅、借谷、發行公債和合作社運動、生產運動的報道﹔減少對黨政軍群上層領導人活動的報道，增加對蘇區基層群眾響應黨的號召，並以實際行動使之化為現實的報道﹔減少對中央各部門發布法令、條例的報道，增加各地對報紙社論、編輯部號召反應情況的報道。

為適應報道內容調整，也為報紙內容與形式豐富多彩、生動活潑，《紅色中華》在原有設置的欄目，如社論、要聞、專電、時評、紅角、鐵錘、中央蘇區消息、赤色戰士通訊、工農民主法庭等基礎上，新增設“黨的生活”等專欄，以及配合擴紅、借糧、節省運動、整頓赤少隊、征集軍用物資等中心工作推出的集中報道，配合重要革命紀念日的特刊、紀念專號等。在版面設計及編排上，也做了一些改進。經過這些努力，《紅色中華》更接地氣，對現實生活的指導作用也更強了。

瞿秋白主政《紅色中華》報社，還有個鮮為人知的貢獻，這就是他落實早前的想法，創辦了該報的子報——《工農報》。《紅色中華》編輯部認為，蘇區雖已有幾種報紙出版，但不能滿足革命形勢發展和蘇區區域擴大的客觀需要，而且也不能滿足文化水平逐漸提高的工農群眾的需要。因此，為用通俗的文字、更活潑的形式來反映各方面的最具體的革命斗爭的情況，更有力地來教育和組織廣大的工農群眾，《紅色中華》社除繼續發刊《紅色中華》報外，還有發刊《工農報》的必要。《工農報》在業務上，必須絕對地接受《紅色中華》編委的領導，並且應和《紅色中華》編輯部建立最密切的關系，《工農報》的編輯人員應該經常參加《紅色中華》的編輯會議（發稿會議）。嗣后，《工農報》定為鉛印4開4版旬刊，稿件內容偏重於各方面生活的素描，偏重於具體的實際的工農通訊，同時也多少包含著文藝的趣味。

從1934年2月12日出版的第148期（即瞿秋白接任主編）起，《紅色中華》由此前三日刊改為二日刊，用稿量驟然增多。加上創辦《工農報》，稿源遂成問題。瞿秋白抓緊通訊員隊伍建設，使報社通訊員很快由200多人發展到近千人﹔經過業務培訓，使之迅速成為可用之人，從而較好地解決了稿源問題。

在主編《紅色中華》的同時，瞿秋白還以“維嘉”做筆名，為該報撰寫稿件或起草社論。1934年3月29日出版的第168期《紅色中華》第3版，刊登了他寫的題為《節省每一粒谷子來幫助戰爭》的文章。這篇文章是為中央蘇區軍民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而開展的“節省糧食運動”鼓與呼的。文章結尾指出：隻有我們對階級敵人的勝利，才能徹底解決我們的困難！文章號召革命的工人和農民們，堅決執行黨和蘇維埃政府提出的每一項任務，節省每一粒谷子來幫助紅軍，來爭取戰爭的勝利，從勝利中來爭取自己階級的徹底解放。

同年4月3日出版的《紅色中華》第170期頭版，發表了瞿秋白撰寫的題為《努力開展我們的春耕運動》的社論。社論基於黨中央和人民委員會關於春耕運動的決定是建筑在群眾的革命要求上的，所以能得到廣大群眾熱烈擁護的邏輯，要求各級組織和群眾團體積極動員群眾進行春耕，為此要克服官僚主義，不要空喊，不要抑制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與勞動熱情，同時不要放鬆階級警覺性。而每一個蘇維埃公民，也應為著蘇維埃的農業建設，最大限度發揚革命熱情，廣泛開展農業生產競賽、勞動合作以及農業技術的研究運動。社論強調在春耕中要優待紅軍及其家屬，以使紅色戰士在前方毫無顧慮地作戰。

4月12日，瞿秋白在第174期《紅色中華》發表《紀念“五一”與援助華北工人斗爭》一文。文章論述了白區和蘇區的工農群眾，都在為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血腥統治而英勇斗爭、互相支持的意義﹔指出蘇區人民除了募捐，做好自己的各項工作也是對華北工人的援助。

6月23日至7月7日出版的《紅色中華》第206-209、211期，連續發表了瞿秋白寫的《中國能否抗日？》一文。文章從對中日軍力、經濟力以及日本在華投資、國民黨政府對群眾剝削的考察對比中，駁斥了國民黨散布的“中國無力抗日”論，得出了“無論從哪一方面考察，我們有著抗日的力量”，中國能夠抗日的結論。

顯而易見，瞿秋白為《紅色中華》所寫的文章，都是緊密聯系實際、服從黨的任務、服務群眾需要的。

留在蘇區堅持出版《紅色中華》

1934年4月下旬廣昌戰役失利后，中共中央開始考慮將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7月起，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陸續開展戰略突圍准備。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領中央紅軍主力及黨政軍群中樞機關、后勤人員等8萬余人，撤離瑞金等地，進行戰略突圍。為迷惑敵人，掩護主力紅軍突圍，也為穩定蘇區社會秩序，保護蘇區群眾，中共中央對紅軍主力退出中央蘇區后的斗爭做了周密布置。這就是以現存的瑞金、寧都、石城、會昌、於都、長汀等幾個基本縣為核心區開展群眾游擊戰爭，一方面以群眾游擊戰爭拖住敵人，掩護紅軍主力突圍﹔另一方面通過群眾游擊戰爭逐步恢復被敵人攻陷的失地，配合紅軍打回老家。這樣，就從中央到地方都保留了一套架子，留下了一批干部。在中央一級，成立了以項英為首的中共中央分局，以陳毅為首的中央政府辦事處，以項英為首的中央軍區。瞿秋白也被留下，擔任中央分局委員兼宣傳部長，繼續主編出版《紅色中華》報。

中共中央從嚴格保守紅軍主力突圍轉移秘密，蒙蔽、遲滯敵人行動出發，除要求中央政府辦事處一如既往地履行全部政府職能外，還特別要求《紅色中華》報照常以中央政府機關報名義編輯、出版、發行，並且版式、欄目、印紙、出版周期等都不變，總之一切照舊。這說明瞿秋白擔負的任務何等重要，又何等光榮。不過，此時編輯部缺人手，通訊網不復存在，組稿、編稿、排版、校對等各個環節都有不少困難，保証報紙照常出版發行委實不易。這又說明瞿秋白擔負的任務何等繁重、何等艱難。

瞿秋白不負組織重托，與韓進、袁血卒兩位編輯，以及原紅中社秘書長徐名正等，一起承擔報紙的編務工作。他發動身邊同志寫稿，自己也常常加班加點地寫稿，給別人改稿，而此時他還是個需要人照顧的病號。瑞金失陷前，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辦事處遷到於都寬田，《紅色中華》編輯部、印刷廠分別設在於都黃麟和會昌白鵝，兩地相距20多裡，瞿秋白不免兩地奔波。經過他和同志們的共同努力，《紅色中華》堅持了每周出版2至3期，到實在難以為繼時每周出版一期。報紙內容除仍以擴紅、征糧，動員群眾堅壁清野、開展游擊戰、保衛蘇區為主外，還大量揭露國民黨軍隊侵佔蘇區后燒殺搶掠罪行，號召蘇區人民奮起反抗。

1935年2月5日，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給中央分局發來指示電，要中央分局立即改變現有的組織形式與斗爭方式，以便與游擊戰爭的環境相適合。根據中央指示，中央分局旋即做出新的部署，精簡機關部隊，轉變斗爭方式。《紅色中華》報的編輯出版工作也就隨之停止。

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前，《紅色中華》出版至第240期（1934年10月3日）。目前能見到的、在中央蘇區出版的最后一期《紅色中華》，是1935年1月21日的第264期。這意味著紅軍長征后，瞿秋白領導報社至少堅持出版了24期《紅色中華》。

除繼續主編出版《紅色中華》報外，瞿秋白還帶領工農劇社及高爾基戲劇學校附設劇團留下的少年兒童，組成三個演出隊，為駐地群眾演出、勞動，進行革命宣傳。

1935年2月11日晚，瞿秋白同何叔衡、鄧子恢等人化裝向贛閩邊界瑞金、長汀山區轉移，准備尋機去上海治療肺病。不料於26日被敵人發現行蹤被俘，最后被囚於長汀國民黨軍第三十六師師部。任憑敵人軟硬兼施，瞿秋白堅貞不屈，表現了一個大寫的共產黨人的崇高品格和犧牲精神。同年6月18日，瞿秋白在長汀羅漢嶺英勇就義。

原載：《世紀風採》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