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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在重慶特園的統戰工作

胡平原

2020年07月03日08:16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中華魂》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毛主席曾經形象地說過:“什麼叫統一戰線,統一戰線就是把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抗戰時期,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把重慶特園建成黨的統戰工作的“俱樂部”,在重慶特園裡,廣泛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團結社會各界民主黨派人士,使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和政策深入人心,筑成了抗戰的強大陣容。

周恩來第一次到特園做的統戰工作

1938年12月底周恩來到重慶。1939年1月16日,根據黨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的決定,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正式成立,直接領導四川、雲南、貴州、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江蘇、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門地區的黨組織。從此,中共南方局高舉偉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認真貫徹黨中央“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三大政治口號,維系國共合作,堅持抗戰。緊接著,中共南方局在重慶召開重要會議。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的有關指示精神,提出了“要使五千黨員成為隱蔽的、堅強得力的、與群眾有聯系並善於影響和推動群眾的干部”等七條原則,對黨員進行堅持共產主義信念不動搖的教育,使黨的組織扎根於人民群眾之中。依據這一會議精神,經董老(董必武)介紹,周恩來准備從重慶地方名人鮮英著手。

這天,董老來到特園,對鮮英說:“中共周恩來書記想見特園主人呀。”這鮮英對周恩來的名字早就如雷貫耳,慕名已久,一聽這話立即答應:“好啊,我早就想結識周書記了!董老,盡快安排吧!”

第二天,周恩來在董必武的陪同下,來到重慶特園。鮮英全家人欣喜若狂,當周恩來把名片遞給鮮英時,鮮英接過名片對家人激動地說:“這就是共產黨的領導,不講排場,不擺架子啊!”周恩來滿面春風,邁著矯健的步伐走進鮮英優雅的大客廳。待鮮英家人將茶沏好后,周恩來與鮮英、董必武等進行了3個多小時的時局形勢暢談。周恩來高瞻遠矚,分析了當時國際、國內形勢。一針見血地指出:“國際上,法西斯勢力雖然猖狂,但隻不過是過眼煙雲,必然會遭到全國人民的反抗,他們破壞抗戰的陰謀是一定要失敗的,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一定能夠取得全面勝利的。”接著周恩來向鮮英及在坐眾人介紹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堅定立場,講解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和政策。他激動地說:“中國共產黨從‘九一八’事變開始,就以民族自衛戰爭反抗日本侵略者,領導著中國人民一直站在抗日救國最前線。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方針是:‘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全民族中的一切有生力量進行抗戰’。”

周恩來有條不紊的談話,像光芒四射的燈塔,穿透國民黨統治區的重重濃霧,照亮了名人鮮英的雙眼,使他看清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罪惡面目。他的話,又像春風化雨,滋潤了鮮英的心田!激發起鮮英強烈的正義感和愛國熱情。鮮英激動地對周恩來說:“周副主席,您一定要經常來呀!給我們講抗戰的形勢,國家的命運,祖國的未來⋯⋯”

周恩來不僅在特園宣講黨的統一戰線的方針和政策,而且隻要環境適合,他都會竭盡全力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搖旗吶喊。

1938年至1946年,周恩來在重慶期間,他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而又將嚴格性和巧妙性相互結合。當國共兩軍發生摩擦時,他一方面進行揭露,強烈譴責,另一方面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以堅定的抗日意志坦誠相待,講黨的統一戰線的意義。既通過揭露國民黨制造摩擦,引起外國大使們對局勢的擔憂,又通過講話,表明共產黨人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定信心和決心,進行適當安撫,從而給國民黨增加壓力,打擊分裂抗戰的勢力。在皖南事變發生后,他嚴厲怒斥蔣介石:“誰挑起內戰,誰就要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樣的話,隻能對日寇有利。”他走上重慶街頭揭露皖南事變的真相,並滿含悲憤地親筆寫下了“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的題詞和“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四言挽詩,哀而動人,向國民黨反動的專制統治發出了無聲的抗議,同時也是對皖南新四軍將士寄托了無限哀悼!

周恩來把特園變為統戰工作的“俱樂部”

俱樂部,本是人們聚集在一起進行娛樂活動的組織團體或者其場所,嚴格解釋是具有某種相同興趣的人進行社會交際、文化娛樂等活動的團體和場所,從而讓有興趣的人在一起聚集活動。然而,周恩來卻將特園變成了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俱樂部”。

自從周恩來和鮮英結交后,革命友誼日益加深,關系十分密切。所以中共南方局、各民主黨派、社會名流賢達、革命人士等常在這裡或是開展活動、或是談古論今、或是交流思想⋯⋯原來這好客的鮮英歷來對人們落落大方,性情豪爽。特園民主之家來的三朋四友,最先的人員常常隻幾個人,時逢中午或者晚上,都是在鮮英的公寓和鮮英一道用餐。這些社會賢達名流、文人墨客總是喜歡飲點小酒,所以鮮英的餐廳裡常常是談笑風生,其樂融融。后來隨著人員的增多,職教會、抗戰文藝習作會、民盟、救國會等隻要有活動便在這裡舉辦,因此這裡就更加熱鬧起來了。鑒於這種情況,特園主人鮮英專門請了多名廚房工作人員為民主人士開辦伙食,所以長期以來賓朋絡繹不絕,人氣興旺,熱鬧非凡。據查閱黨史資料,為了辦好“民主之家”,中共南方局周恩來書記定期為特園撥款,社會名流民主人士也紛紛慷慨解囊捐資特園。

1938年12月23日,汪精衛叛國投敵,震驚中外。翌年1月3日,張瀾會同黃炎培、梁漱溟、江問漁、冷御秋等,在特園起草宣言,聲討汪精衛,但國民黨禁止各報發表。最后,這份宣言通過鮮英,在《新蜀報》獨家發表了,形成大后方公開聲討汪精衛賣國投敵罪行的先聲。

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制定“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共政策,設立“防共委員會”。接著秘密發布《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共產黨問題處置辦法》。這些消息通過特園這個信息平台不脛而走,引起社會的關注。6月12日湖南“平江慘案”發生,國民黨嚴禁報紙報道慘案真實情況。參政員則將報告印成書面文件,在社會上廣為散發,這就突破了國民黨的信息封鎖,在大后方激起了公憤。為反對國民黨的反共政策,張瀾曾當面詰責蔣介石:“共產黨抗日,為什麼你們不同意?”並要求取消反共政策,使蔣介石窘迫不堪。

1939年秋,梁漱溟從抗日前線視察返渝,寓居特園,在特園向重慶各界匯報前線國共摩擦的情況,深表憂慮。這時正逢國民黨參政會第四次會議召開,梁漱溟、張瀾、沈鈞儒、黃炎培等參政員事先在特園商定,在參政會上一致要求國民黨結束一黨統治,以集中舉國力量於抗日大業。11月23日,梁漱溟在特園發起成立“統一建國同志會”,張瀾、沈鈞儒、黃炎培、左舜生、章伯鈞、羅隆基、晏陽初、光升等國共以外黨派和無黨派中的知名人士20余人相繼參加。11月29日,梁漱溟面見蔣介石,陳述該會為從第三者立場上擁護《抗戰建國綱領》,“集合各方熱心國事之上層人士,共就事實,探討國事政策,以求意見之統一,促成行動之團結。”蔣介石以不組織正式政黨為條件,允許該會成立。

1940年,統一建國同志會舉行多次座談會,這些座談會大都在特園舉行。當時國際形勢頗為緊張,國內的國共摩擦有增無減。與會者“坐而論道”,也曾將所“論”的意見向當局進言,可是從未受到過當局的重視。這樣一來,與會者深感失望,出席率日漸減少,終於使座談會難以為繼。待到同年冬天,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總長何應欽、白崇禧向八路軍朱德、彭德懷發出“皓”、“齊”兩電,導致國共問題的尖銳化。梁漱溟、黃炎培、左舜生、張君勱皆認為調解國共糾紛,必須有第三者的立場和主張,於是從12月開始,在特園多次集會,醞釀籌備新組織的問題。

在1940年內,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秦邦憲都曾在特園為各界人士講解時事和中共的政策。特別是在8月的一次集會上,周恩來講了中共的團結政策,強調“隻有抗戰到底,才能團結到底,也隻有團結到底,才能抗戰到底”的道理。這就啟發了各界人士深明大義,因而深受教育。

1941年3月19日,張瀾、黃炎培、江問漁、梁漱溟、李璜、左舜生、張君勱、羅隆基、章伯鈞、丘哲等共17人發起,中國民主同盟在特園秘密成立,鮮英隨即被推舉為民盟的中央委員。在特園內的政治氣氛愈趨濃厚之時,國民黨特務對特園的監視也愈趨嚴密。先是從上清寺至特園大門口,沿途擺設“香煙攤”“修鞋攤”等進行監視﹔其后更強租緊鄰特園的“康庄”,由戴笠在此設置特務機關,日夜監視出入特園的人士,日夜竊聽特園的電話。陳立夫還派人向鮮英“許願”:隻要特園拒絕和共產黨人來往,“要官給官,要錢給錢”。鮮英斬釘截鐵回答道:“堅決辦不到!”特園內的民主活動,仍然照常有序進行。

1941年10月10日,民盟公開發表成立宣言和“十大綱領”,特園在事實上成為民盟總部所在地,民主空氣洋溢著特園。11月中旬,國民參政會二屆二次大會期間,張瀾於特園約集國民黨以外的部分參政員,包括中共的董必武、鄧穎超二位,共23人,在特園交換意見,醞釀提案。11月25日正式向參政會提出《實現民主,以加強抗戰力量,樹立建國基礎案》,要求國民黨結束“訓政”,實行民主政治等10項主張,這件提案要從根本上動搖國民黨的統治,被蔣介石壓制,不予討論,張瀾為此抗議,兩年之久不參加參政會的活動。這樣的集會,經常在特園舉行,甚至中共內部的某些集會,也來特園舉行。

周恩來以各種形式在特園做統戰工作

抗戰時期,周恩來不僅通過談話、討論、座談、講演、會議等形式開展統戰工作,而且還送書送報,帶頭撰寫高質量的統戰文章,在特園建立報刊閱覽室,以各種形式在特園做黨的統一戰線工作。

1943年,國民黨反動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這時蔣介石拋出臭名昭著的《中國之命運》的反動書籍,極力鼓吹法西斯主義,猖狂反對共產主義,並且派遣大批精銳部隊進攻人民解放區,公開鎮壓國統區的民主運動,妄圖發動大規模內戰。為了揭穿蔣介石反共賣國的陰謀,周恩來同國民黨反動派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一天,周恩來邀請國民黨四川省政府主席張群到特園談話。這張群帶著隨從警衛來到特園,在大客廳坐定之后,周恩來義正詞嚴地質問張群:“在大敵當前,民族存亡的緊急關頭,你們為什麼不顧人民的願望及自己的諾言,公然撕毀國共兩黨協議,調遣重兵進攻解放區?你們為什麼支持中央社造謠惑眾,擾亂人民視聽?你們為什麼扣發我《新華日報》消息和文章,並在報社門前尋舋生事,毆打報童?⋯⋯”周恩來理直氣壯,一針見血,怒斥得張群虛汗直冒,張口結舌,無言以對。最后,周恩來鄭重要求國民黨政府實行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人身自由。要求國民黨承認中共及愛國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政治犯,實行名符其實的人民地方自治。

為了做好黨的統戰工作,周恩來還經常在特園舉行記者招待會,團結社會各界人士,揭露了國民黨反共的丑惡面目。

有一次周恩來在特園舉行記者招待會。那天清晨下了一場大雨,空氣特別清鮮,特園門外葡萄架下石板路沖得干干淨淨,周恩來最先來到特園。這時他像往常一樣,習慣地在石板路上走來走去,他這絕不是在觀賞花園的景色,也不是在散步養神,而是在思考如何用雄辯有力的事實揭穿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宣講好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一會兒,重慶各報記者陸續到來了,有《新華日報》、《中央日報》、《新民報》、《新蜀報》等報記者,另外還有駐重慶的外國記者。

周恩來神情嚴肅,目光炯炯,口如懸河,例舉了大量鐵的事實揭露國民黨反動派進攻解放區的陰謀,指出這種情況絕非偶然,這表明國民黨反動派在破壞團結,破壞抗戰。在此同時,他進一步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的決心和主張,以及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的原則,並說明抗戰以來共產黨的主張和原則從未改變。特園裡的滿屋記者們都聚精會神地聽著,手上的筆不停地記著,敏銳的目光一直注視著周恩來,特別是一些外國記者更是聽得津津有味,時而頻頻點頭,時而興奮鼓掌,為之感動。這次記者招待會開了好幾個鐘頭才結束。

周恩來還經常在特園裡舉行茶話會和一些小型會議,對中國共產黨抗日民主統一戰線的政策進行詮釋。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后,重慶歌樂山下“中美合作所”(即渣滓洞集中營)中還關著大批抗日愛國志士和黨的優秀兒女。其中抗日有功、名震中外的新四軍軍長葉挺也在囚中。《雙十協定》簽訂后,在全國輿論及共產黨嚴正要求下,蔣介石不得不於1946年3月釋放了葉挺和其他一些愛國民主人士。葉挺出獄后,中共代表團和民主黨派,在特園召開了一個慶祝葉挺將軍光榮出獄,同時也是歡送葉挺、鄧發、王若飛、博古等同志返回延安的聚餐會。那一次到會的人很多,葉挺將軍還帶著他的小女兒葉揚眉一同參加。

聚餐會上,周恩來十分高興,他除了祝賀葉挺將軍外,還向大家指出抗日戰爭雖然勝利了,但今后的斗爭將更加艱苦,中國正面臨著一場兩個中國兩種命運的大決戰,提醒大家必須加倍警惕,決不能輕易相信蔣介石的“和平”許諾。周恩來利用各種場合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宣傳黨的統一戰線方針和政策。

1945年8月28日,在周恩來、王若飛等陪同下,毛澤東主席親臨重慶參加國共談判。在重慶談判期間,周恩來陪同毛澤東三次到特園與民主人士共商統一戰線工作。

第一次是毛澤東在抵渝的第三天,即8月30日。在周恩來的統一安排之下,特意光臨特園,同張瀾、鮮英等舉行暢談。這時鮮英全家喜出望外,高興得手舞足蹈,他們全家人把特園宅院打掃得干干淨淨。那天下午,秋風送爽,毛澤東在周恩來的陪同下,直接到特園鮮英家。鮮英全家人早就站在花園台階上迎接。

鮮英、張瀾陪同毛澤東、周恩來繞過平時聚會的客廳,一直走向張老的臥室。因為這裡比較僻靜,而客廳是敞著的,來往的人又多,周恩來為了毛主席的安全,事先就約好將談話的地點改在張老的房屋裡。毛澤東、周恩來就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長談了幾個小時。

第二次是9月2日,民盟領導人張瀾和鮮英在特園盛宴招待毛澤東和周恩來、王若飛同志。陪同的還有沈鈞儒、左舜生、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等。那天毛澤東、周恩來十分高興,特別是周恩來喝了鮮英家的棗子酒,談起統戰工作來更是頭頭是道,井井有條。宴席之后,應鮮英邀請毛澤東一揮而就,寫下“光明在望”四個大字。這四個大字預示著當時的中國,正是處於黎明前的黑暗,人民當家作主的光明的日子即將來到,毛澤東的題詞使各民主人士倍受鼓舞,特別是鮮英笑逐顏開,開口直夸:“好書法!好書法呀!”

第三次是9月15日,在周恩來的陪同下,毛澤東去特園為張瀾介紹國共談判情況。張瀾向毛澤東提出若干建議,受到毛澤東的採納。當即商定由張瀾給蔣介石寫了一封公開信,要求公開國共雙方的談判,以便在全國人民的監管下,促使談判成功。同時,周恩來又談起了黨的統一戰線工作。

周恩來在重慶特園裡所做的黨的統戰工作何止這些?這裡難能一一例舉。

曾任第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主任的錢之光同志在《敬愛的周總理戰斗在重慶》一文中寫道:“如鮮英的特園曾作為周總理和社會各界民主黨派人士會見的場所⋯⋯周總理就是這樣以辛勤的工作,給民主黨派的斗爭指出了方向。”

抗戰時期,周恩來鞠躬盡瘁,奮斗不息,將個人的政治生涯同中共領導的統一戰線事業緊密結合,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工作創建了輝煌的業績。他全方位的開展統戰工作,使中國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強大的陣容。習總書記在談到統戰時曾強調:“統戰工作的本質要求是大團結大聯合,解決的就是人心和力量問題。”抗戰時期,周恩來在重慶特園的統戰工作:就是把民主黨派團結起來,抗戰到底。總之,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的“三大法寶”之一,沒有中國共產黨堅定地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人民要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一面光輝旗幟,他為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貢獻,為抗戰建立了不朽功勛,真可謂功在千秋,名垂青史!

原載:《中華魂》2020年第6期

(責編:曹淼、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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