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伯隆家書：為黨為民盡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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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伯隆是我國早期無產階級忠誠戰士，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1904年7月26日出生在四川省江安縣底蓬場（今底蓬鎮底蓬村）一貧寒家庭。父親梁常甫是具有維新思想的私塾先生，對他寄予厚望，希望長大后成為國家棟梁，遂為他取名梁廷棟。因排行老大，他又名梁伯隆（或梁伯龍）。曾化名梁靖超、梁尚志、黃興谷。

梁伯隆自幼受新思想的熏陶，關注國家大事。1921年，他遠赴上海尋求救國真理，至1930年10月31日在成都英勇就義，近十年間，先后給親人寫了十余封家書，其中部分原件現藏於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這一封封書信，記錄了梁伯隆短暫而輝煌的革命成長史。本文摘其部分，為讀者還原一個有血有肉、愛國愛家的錚錚鐵漢。

遠赴千裡求真理

1917年，梁伯隆進入四川省立第三中學（今江安中學）學習。五四運動爆發后，他更加關注國家的前途命運，渴望投身革命。

1921年秋，梁伯隆爭取到江安勸學所的資助，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上海中華職業學校。在校期間，他目睹了帝國主義在中國土地上肆意橫行和軍閥黑暗腐敗的統治，並初次接觸到馬克思主義。

受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影響，梁伯隆渴望出國。他在寫給父親的家書中說：“數位同學與兒相約，於本校預科業卒，即同留法，住巴黎大學，兒意已定。”由於沒有申請到貸款，家裡無力湊足600元旅費，赴法勤工儉學未能如願。

1923年7月，梁伯隆考入上海震旦大學法政科學習。1924年下半年，經友人介紹，赴廣州黃埔軍校軍需科任職。次年春，他參加了討伐廣東軍閥陳炯明的東征戰役。不久，因病辭職返回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后，全國各地紛紛罷工罷課，聲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爭。梁伯隆從中看到中國未來的希望，決心向共產黨靠攏。

是年秋，梁伯隆進入由中共參與創辦的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正科三年級插班深造。在校期間，他研讀馬列主義，經黨的培養，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開啟了為黨為民的革命生涯。

沖鋒陷陣我輩先

1925年冬，因革命發展需要，梁伯隆受黨的派遣再赴廣州進行革命活動。北伐戰爭開始后，他被派往國民革命軍第6軍從事政治工作。1926年底，奉調北伐軍總政治部。途經江西九江時，被國民黨左派挽留。

在給父親的家書中，他談到了自己在九江的情況：

我本是黨部派往革（命）軍總部任重要之職，孰料我到江西潯陽府，因此地黨部急須（需）重大人材（才），一致挽留我留得辦黨務，不便辭謝。況黨務為政府命根，至重要，所以我乃暫許在此就任宣傳部長職，作暫時人。

這一時期，梁伯隆先后擔任國民黨左派領導的九江黨部宣傳部長、共產黨領導下的九江總工會秘書，同時任《國民新聞》總編輯兼代理經理。

1927年3月17日，蔣介石嫡系部隊九江司令部糾合青紅幫流氓，搗毀國民黨左派市黨部、九江總工會及國民革命軍第6軍政治部，打死四人，打傷九人，制造了九江慘案。梁伯隆化名梁尚志，化容變裝后成功脫險。不久，梁伯隆奉命到南昌任《貫徹日報》主筆，旋即參加了南昌起義，在11軍軍部工作。由於敵我力量懸殊，起義軍被迫撤離南昌。8月4日晚，他在寫給父親的信中說：

本來兒早欲作歸川之計，然而現在因為中國政治大變化，兒已不能返川，現在已隨第二方面軍打廣東去了，江西地盤復給人家。兒在革命軍第11軍軍部當秘書，現在或許要調到4軍25師當黨代表，但尚未有明令。我們第二方面軍是4、11、20三個軍組成，即日由江西出贛東打廣東，我所以不能請假歸川。在這行軍時候，兒待到肅平廣東后，可以請假回家看看家中老幼，請家中人放心，不要挂念！我明天就要由省城出發了。

在向廣東進軍途中，梁伯隆被調往周士第、李碩勛率領的第25師政治部工作。8月13日，他在家書中寫道：

兒已隨軍到贛宜黃縣，約先到福建、廣東東江一帶，兒身體極好，雖苦於行軍。以后兒將行軍情形在百忙偷暇告知家庭，千萬勿念 。……現兒調任4軍第25師政治部任宣傳外，並擔任師黨部的工作。

8月18日，梁伯隆隨軍抵達江西廣昌縣，隨后給父親寄了一張明信片，上面寫道：

兒現已於18日隨軍開到廣昌縣了。此地離福建僅50裡，民氣朴實尚儉。但天氣炎熱，行軍極感勞苦。

10月初，梁伯隆所在的25師在廣東大埔縣三河壩遭到敵人優勢兵力的圍攻，起義部隊遭受挫折。梁伯隆輾轉湖北、湖南等地，於1928年初返回上海。

此時的上海正籠罩在白色恐怖中，但梁伯隆對中國的革命充滿信心和希望。他在給好友尹陶濱的信中說：

我始終想干！干！幫著被壓迫的人干，願意與被壓迫人民開辟一條有生機的革命之路，革命之花雖暫為狂風暴雨摧折，然而春芽正發，含苞怒放期當復不遠！革命是經過斗爭的失敗而進展的啊！

在這封信中，他還談到今后的打算：

我在這渾噩的現在的政治下面，我雖仍有余可與惡勢力酣戰，也許戰幾十百個回合尚難分勝負，然而在勇戰略中當採取以退為進的手段，以正攻變作側擊，蓄銳氣，養精神，是我目今當務之急。因此，我欲暫從事文化工作，有許多朋友均同此意。……我們擬在上海開一個書店，一方面約些朋友作文章，我們自家出些刊物和各種書籍販賣，以作政治上之宣傳，同時在四川重慶、成都開書店，開印刷廠。辦報館和學校，力求宣傳闡明我們在政治上之主張，及求政治上之活動。……在現時的昏闇政治之下，不容許我們稍存觀望，……來吧，我們大家攜著手兒一同前進，喊我們的自由之歌，干我們自家的事。……我們隻有把這烏煙瘴氣的惡魔世界打破，我們才有伸頭之日呢!

字裡行間，洋溢著革命的堅定性和樂觀精神，表現了一名共產黨員奮斗不息的高尚情操。

與敵苦斗在渝蓉

1928年底，梁伯隆奉黨的指示從上海來到重慶。因革命斗爭需要，他化名梁靖超。經21軍駐滬代表傅真吾和重慶《新蜀報》主筆王伯禹介紹，得以會晤四川軍閥劉湘。他利用劉湘欲辦學校培養軍政人才之機，建議在重慶辦一所高級中學，得到劉湘贊許。

1929年4月7日，重慶高中在原巴縣議會舊址正式開學，梁伯隆被委任為校長兼21軍編譯委員。學校辦學方針與上海大學相同，分社會科學和文學兩科，辦學骨干主要由中共地下黨員擔任。文化課程除國文和外語外，還公開講授《社會近代史》《社會科學概論》《通俗資本論》《唯物史》《共產主義ABC》等內容。此外，學生一律穿灰布軍裝，採用軍事管理，接受軍事訓練。

為進一步宣傳革命思想，梁伯隆一方面組織成立學生會、辦貧民夜校、到街市宣傳講演等，另一方面集資開辦了“掘新書店”，公開銷售左翼作家的文學作品和其他進步書刊。

當時，中共豐都縣委書記曾季魯擔任該校訓育主任，中共川東特委書記項鼎以及鐘善輔、張競若、鄭哲生等也在該校任教或擔任其他工作。其中，學校僅教師黨員就有10多人，學生團員30多人，重慶高中成為了為黨培養后備人才的秘密基地。

隨著重慶高中的影響日漸擴大，引起了四川軍閥當局的關注。其時，重慶高中轉給黨組織的信被當局查獲。劉湘得知該校是中共地下黨的據點，便借口經費無著，致使重慶高中被迫於當年7月停辦。

之后， 梁伯隆與張競若、曾季魯等自籌經費，在重慶南岸胡家祠堂開辦了西南學院，梁伯隆任院長。西南學院共有師生80余人，多數由重慶高中轉來，教員系中共黨員或進步人士。

由於鄰近21軍軍械修造廠，西南學院為工人開辦了夜校。學生和工人來往密切，廠方害怕工人受影響，便呈報21軍軍部。隨后，21軍軍部指令巴縣政府派軍警強行解散了西南學院。

兩次辦學均遭扼殺，梁伯隆很難在重慶繼續活動。經四川省委指示，梁伯隆等人決定轉移成都，創辦西南大學。

一天，四川省委書記劉願庵在重慶十八梯一所公寓裡，對西南大學創辦事宜向梁伯隆等作了詳細指示，要求他們充分利用軍閥矛盾，辦好大學，為革命培養人才。

不久，梁伯隆化名黃興谷，與張競若、曾季魯等率領西南學院部分師生前往成都。1930年春，西南大學開學。

西南大學由校務委員會集體領導，梁伯隆任主任委員，執行校長職務。學校共有學生400多人，教師40余人，開設有社會學、文學等系。教育內容除普通課程外，還開有辯証唯物論、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新文藝論、新興戲劇等，梁伯隆主講政治經濟學。

為進一步擴大黨的宣傳陣地，梁伯隆主辦了《西南日報》（后改名《錦江日報》） ，並成立“前衛社”“新興劇社”兩個進步團體，組織學生到各地演講和演出話劇。演出的劇目有反映工人不堪資本家壓迫而舉行暴動的《炭坑夭》，有反映農民不堪地主和軍閥壓迫而暴動的《黑暗裡的紅光》等。1930年5月4日，梁伯隆在成都少城公園民眾教育館舉行五四講演會，親自向各校學生作了題為《如何繼承五四運動精神》的講演，使在場學生深受鼓舞。

是年夏，成都發生抗捐罷市風潮，梁伯隆組織學生會加入市學聯，進行有力的聲援。6月8日，市學聯骨干聚集在西南大學的一間教室裡召開執委會。梁伯隆得知軍警團將去鎮壓，不顧自身安危，立即騎自行車趕去通知撤離。當大部分同志撤離后，梁伯隆因來不及離開而當場被捕。

要殺吾頭何所懼

梁伯隆被捕入獄后，黨組織和他的親友們曾多方設法營救。於右任、蔡廷鍇等國民黨政要也曾發電給成都三軍聯合辦事處要求釋放，但均未成功。

1930年10月25日，中共四川省委和川西特委策動廣漢兵變，四川軍閥加緊了對共產黨員的殘殺。10月28日下午，梁伯隆從臨時執法處轉到軍警團辦事處。他自知時日不多，於10月30日在獄中寫下遺詩：

國共合作興北伐，沖鋒陷陣我輩先﹔

大業未定遭屠戮，汪蔣賊奴實可恨。

吾黨楷模在井岡，赤旗揮舞振中華﹔

工農大眾團結起，星星之火可燎原。

奉黨指令返天府，與敵苦斗在渝蓉﹔

大志未成身先碎，流芳百世主義真。

為黨為民盡生死，勇斗魔鬼志更堅﹔

要殺吾頭何所懼，共產真理留人間。

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

粉身碎骨全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間。

此詩蒼勁有力，既痛斥了以蔣介石和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背叛革命和大肆屠殺共產黨人的卑劣行徑，又高度贊揚毛澤東開辟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岡山革命道路，同時表達了作者為黨為民為革命獻身的堅定意志。此外，梁伯隆給親人寫了一封書信：

伯、奉叔：

我大概離死期不遠，請你們不要悲傷。……我的死是為世界上千百萬勞苦大眾而死，我很感覺得光榮。革命一定能成功！人民一定能當家做主人！我死以后，你們就當我出國去留學！我省內存款可找重慶新蜀報王伯禹能得。省外三馬路、霞飛路的舊款項，奉叔可去上海找何若靈可收。三、四弟，伯伯教他們多讀書，多勞動，做工或學生易。六、八妹不要包腳，男女都一樣，也應叫她們讀書。

祖母以下均安

興谷上

這是梁伯隆臨刑前一天，在成都軍警團獄中寫給父親梁常甫和叔父梁奉璋的家書，亦是遺書。信中洋溢著梁伯隆為追求真理堅貞不屈、視死如歸的浩然正氣和革命一定能成功的堅定信念，同時流露出對親人的寬慰之情和深情牽挂。梁伯隆把遺詩和遺書交給了軍警團辦事處的主任副官易楚清，易楚清與他是江安同鄉，便答應幫忙轉交其親屬。

10月31日上午，軍警團執法官以“共產黨重要分子”的罪名，判處梁伯隆死刑。梁伯隆身著西裝，昂首挺胸，神情自若地坐在黃包車上，在軍警的簇擁下向成都東門外下蓮池刑場而去。一路上，他不時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勞動人民聯合起來！”……

臨刑前，梁伯隆面對圍觀的群眾，用悲壯宏亮的聲音講道：“我是為千百萬勞苦大眾求解放而死，我感到死得光榮。過去我在江西殺土豪，今天軍閥殺我，階級斗爭就是如此。勝利是我們的，革命一定能成功。中國的勞苦大眾一定要團結起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人民才能吃飽穿暖，過幸福的生活……”最后，梁伯隆在罪惡的槍聲中英勇就義，時年26歲。 

來源：《紅岩春秋》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