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在延安的難忘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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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1886年3月20日生於湖南省臨澧縣西鄉樂二裡容止區（今臨澧縣修梅鄉）涼水井村。早年留學日本，加入中國同盟會。1920年底在上海加入共產主義小組。他在半個多世紀裡，參加了中國各個歷史階段的革命斗爭，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了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是我黨少數幾個從本世紀初就投身於中國革命的杰出的共產主義戰士和優秀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之一。

加強陝甘寧邊區的民主建設

1940年11月，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以中共中央駐陝西代表的身份從西安回到延安。此后，他以主要的精力領導陝甘寧根據地的建設。他努力貫徹邊區施政綱領，把邊區的政權建設、工農業生產和文化教育事業推向前進。

為了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40年毛澤東在《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指示中提出了在政權建設中實行“三三制”，即共產黨員（代表工人階級和貧農）、進步分子（代表小資產階級）和中間分子（代表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在政府中各佔三分之一的制度。為了貫徹這個指示，1941年林伯渠通過邊區政府發布了關於徹底實行“三三制”選舉運動的指示，詳細分析了邊區內部的階級關系，闡述了邊區實行“三三制”的必要，規定了選舉的重要事項。隨后領導邊區進行了普選，使縣級“三三制”政權普遍地建立起來。第二年，又完成了鄉選舉。

“三三制”的普選是一次廣泛的民主運動。當時，不少人對“三三制”不理解。尤其是黨內許多干部對於要把曾經被我們領導群眾打倒的、但現在表示願意抗日的紳士吸收到統一戰線中來很不理解，有的甚至有抵觸情緒。比如當時邊區政府擬遴選綏德縣的一個著名紳士、大地主作參議員，黨內一些同志就是不同意。林伯渠耐心細致地做干部的思想工作。他曾找綏德的縣長說：過去我們搞土地革命，分他們的地，打倒他們，都是對的。而現在我們要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聯合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團結抗日，請他們出來當議員，也是對的。因為這是形勢發展的需要，況且他們是擁護黨的抗日政策的。並說明了他們在地主階級中影響大，出來工作，能起到我們所不能起到的作用。經過這樣循循善誘的說服教育，干部的思想也就通了。許多縣、區、鄉把開明的紳士吸收到“三三制”政權中來，綏德那個著名紳士也當了邊區的參議員。

1941年11月，邊區召開第二屆參議會，通過了著名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選舉了邊區政府委員和正、副主席，林伯渠連選連任主席，陝北開明紳士李鼎銘當選副主席。李鼎銘分管邊區的財政工作，他曾提出了“精兵簡政”的建議，受到了毛澤東的表揚。陝甘寧邊區政府採納了他的意見，精簡了邊區的機關、部隊和各事業單位的人員，改進了公文制度，減少了經費開支，提高了工作效率。開明紳士、民主人士雖然擁護共產黨的抗日主張，贊同實行民主政治，但對減租減息、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有時表現抵觸情緒。林伯渠耐心地進行解釋和幫助，使他們很快轉變了看法。林伯渠經常教育邊區政府工作人員，必須嚴格遵照邊區參議會通過的施政綱領和各項政策來確定工作任務和計劃預算，並保証執行。他主持的政府委員會，每半月舉行一次，必要時提前開會，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出決議，再提交邊區參議會常駐委員會批准后執行。他在主持討論問題時，爭論是常有的，但反對搞個人攻擊。如在建政、司法和審干問題上，曾有過一些原則性的爭論，林伯渠一般是不直接參加爭辯的，讓大家充分發表意見，談出各種看法，等到是非將明時，他以長者的態度表示支持那些正確的意見，否定錯誤的意見，但允許保留個人的不同看法。對於一些一時難以判別的帶理論性的爭論，他十分慎重，直接去請示毛澤東主席，然后作出適當處理。

“三三制”是一個新事物，共產黨人和黨外人士均不大習慣，既無經驗，更無規章制度，因而有時出現某些隔閡。在1943年上半年一次政務會議討論一個文件時，副主席李鼎銘主持會議，最后他說：“俺沒意見。”可是事后要簽發文件時，他卻不肯劃行。原來他說“沒意見”實際上是有意見。對此，林伯渠與邊區政府秘書長李維漢均感到意外，因而決定由李維漢找李鼎銘交談，傾聽意見，弄清症結所在。李鼎銘從他受到毛澤東在邊區參議會上演講的感動而出來工作說起，侃侃而談，一直到最后尖銳地提出：“你們黨上決定了……”，“干部把我這個副主席當擺設”。

這次談話表明，問題的症結就是黨外人士在工作中有職無權。林伯渠、謝覺哉和邊區政府黨組得知這一情況后，商定了改善關系的兩條辦法：一是每周舉行一次向邊區政府主席、副主席匯報工作會，參議會常駐副議長和政府正、副秘書長參加，由各廳、處、院主管人員輪流匯報，有問題當場商量解決。二是各廳、處、院向政務會議提出有關方針、政策、計劃和其他重要議題時，除經黨組研究外，還須向李鼎銘副主席匯報，取得同意后再提交會議討論。

從此以后，邊區黨內外關系日趨融洽，李鼎銘也不說“你們黨上”而說“我們團體”了。后來，中外記者來延安，一個英國記者要求同李鼎銘談話，邊區政府給他配了個翻譯，讓他自己直接找李鼎銘談話。

在談話中，這個英國記者問李鼎銘：“你是不是有職有權？”

李爽朗地笑了，回答說：“我有職有權。”

這位英國記者事后說：“李鼎銘副主席真正有職有權，他在回答我們的問題時，面笑心也笑了。”

在“三三制”的政權中，有時也發生原則性分歧。1945年3月5日的邊區政務會議上，討論獎勵投資條例。條例中有一條說：“投資開墾公荒者，其土地使用權屬於投資者。”李鼎銘主張將“土地使用權”，改為“土地所有權”。這是一個原則問題，雖經反復討論，沒有取得一致意見。后來林伯渠同秘書長李維漢等一起商量，認為原則要堅持，但方式可以靈活，於是建議暫時取消這一條，留待以后繼續研究。李鼎銘也表示同意。

參加整風運動

1942年初，全黨的整風運動開始。林伯渠立即投入了這一大規模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他認真地回顧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檢查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深入地解剖自己﹔同時，也滿腔熱情地幫助同志。他說：我們共產黨人不是掩蓋自己錯誤的小人，而是襟懷寬大的君子，態度光明磊落，歡迎黨內外一切批評，而且心裡很快樂，就像古人所說的，“知‘道’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同年秋，陝甘寧邊區的整風運動取得了很大的進展。為了把邊區干部的思想水平再提高一步，徹底克服各方面實際工作中的缺點，中共西北中央局於10月19日至翌年1月14日，在延安召開了陝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會議期間，進行了整黨、整政、整軍、整民（人民群眾團體的領導機關）、整關（黨、政、軍、民之間的關系）、整財和整學，在這七整中特別貫徹了精兵簡政政策。會議過程中，林伯渠就整黨、整政、整財等問題，作了多次長篇發言。當時，在如何認識陝北蘇區黨的歷史的問題上，存在著分歧意見。林伯渠肯定了土地革命時期劉志丹、謝子長等開辟陝北蘇區的功績。他說，由於王明冒險主義的錯誤，“白區的黨十分之十都失敗了，許多蘇區也沒有了，隻有這個蘇區存在著。這使得革命事業、中華民族解放事業，全世界人類改造事業的一部分，在中國今天還繼續著。中國有一句話叫做：‘其亡，其亡，系於苞桑。’我看，我們陝甘寧邊區是堪當這句話的意義的。”他還說：“今天邊區不僅是僅存的一個蘇區，而且有很大的力量”，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的重擔落在我們每個黨員的肩上，我們要使黨員的“質量更精一些”。他指出，在邊區黨內有許多堅強的很好的干部，使得革命力量迅速發展壯大，“然而也的的確確還有那樣一些人，在思想上享樂腐化，鬧獨立性，自由主義，而且表現在行動上。這樣的人就不像一個共產黨員⋯⋯是我們共產黨的恥辱”。“如果教育后他還不改正，那就不能不用紀律和一些別的辦法來處理。”

這次高干會議，貫徹了整風精神，接受了林伯渠的許多正確意見，基本統一了黨內特別是高級干部對以往邊區黨的斗爭歷史的認識，檢查了實際工作中的缺點，又確定了邊區黨的中心任務。

黨中央於1943年決定審查干部。直接主持這一工作的康生，搞了所謂“搶救運動”，夸大敵情，認為“特務如麻”，把一些地方來的黨員和進步青年當作反革命進行“搶救”。林伯渠堅決抵制，不許亂懷疑、亂整人。他說：來邊區的青年絕大多數是要抗日、要革命的，混進來的壞人是極少數。對來歷不清的人應該進行審查，但要調查研究﹔一時搞不清的慢慢搞，還要看他們的表現，不要亂戴帽子，不能逼、供、信。當時，老同志張曙時也被扯上了“紅旗黨”。林伯渠挺身而出，說：張老是我們的老同志，是經過黨長期考驗的，大家不要亂懷疑。從而避免了一大冤案。后來，邊區政府有幾個同志被送到黨校第三部學習和接受審查，林伯渠不是歧視他們，而是親自去看望，給他們寫信，要他們安心學習，思想上不要有負擔，在被審查時要實事求是，絕對不要亂說，亂說不僅對組織、而且對自己都會造成麻煩，使問題復雜化。

通過整風學習，林伯渠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1945年他在黨的七大會上發言時，說他很早就相信馬克思主義，但即使到大革命失敗以后，也“不懂得拿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踐聯系起來，有些盲從”。接著，他用大量史實說明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具體運用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幅員遼闊的中國，從而使中國革命轉危為安，不斷走向勝利。因此，他得出結論說：“我們全黨同志應當學習毛主席的思想，學習毛主席。”

在談判桌上

1943年5月，共產國際宣告解散。這一舉動勾起了蔣介石“招降”中國共產黨的幻想。6月間，他親筆寫信給毛澤東，約請毛澤東赴重慶“當面談一切問題”。信件通過張治中托林彪帶回了延安。半年過去，中共方面沒有回音。

1944年1月16日，為了公平合理地調整國共兩黨的關系，以利於抗日戰爭的勝利進行，毛澤東約見國民黨駐延安的聯絡參謀郭仲容，告知我黨擬在周恩來、林伯渠、朱德3人中擇1人，或者3人同時赴重慶，與蔣介石進行談判。

2月2日，國民黨復電表示歡迎周、林、朱3人同往。

17日，毛澤東告知郭仲容，說我黨決定先派林伯渠去重慶。

4月29日，林伯渠偕王若飛、伍雲甫等從延安啟程，5月2日抵達西安。同一天，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治中、王世杰也到達西安。4日，兩方代表開始會談。林伯渠首先提出：國民黨十一中全會決議對國共關系採取政治解決方針，請問究竟如何解決。張、王兩人避而不答，卻一再要求林伯渠提出具體問題來談判。於是林伯渠提出以3月12日周恩來在延安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會演說中所講的五條意見，作為談判的基礎。這五條是：一、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二、承認陝甘寧邊區及敵后抗日根據地﹔三、承認我黨領導下的一切抗日軍隊﹔四、擴大八路軍、新四軍，發給糧餉彈藥﹔五、恢復新四軍番號。張治中和王世杰不同意，主張就兩黨目前有關軍事及邊區問題進行商談。於是林伯渠說，經過7年多的抗戰，中共領導下的正規軍已有477500人，並組織了220000民兵，請國民政府先給6個軍18個師的番號。

張治中、王世杰隻允許4個軍12個師。以后又談了幾次，最后商定將歷次會議雙方意見整理成紀錄，雙方代表簽字后，各方報告自己的中央，由兩黨中央作出最后決定。

5月11日，林伯渠按照雙方原先的約定，在紀錄上簽了字。可是張、王二人竟不顧事實，說紀錄上只是林伯渠個人的意見，他們不簽字。

5月17日，林伯渠、王若飛與張治中、王世杰一同飛往重慶。20日，中共中央將擬定的談判方案電告林伯渠。方案中提出了關於政治民主化、承認一切抗日軍隊、承認我黨及各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政治犯、承認邊區政府及各抗日根據地政府、實施地方自治等二十條意見。

22日，林伯渠將這個提案送交張治中、王世杰。張、王認為所提太多，“有些條件這樣提法，無異宣布國民黨罪狀”，“足以使人生氣”，故不肯接受，希望進行修改。

23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致電黨中央書記處，報告談判近況，並對談判的形勢作出了估計。6月3日，黨中央復電，同意林伯渠等對形勢的估計及所提的談判方針﹔同時，把修改后的提案十二條和口頭要求八條發給他們，指示他們據此進行談判。

6月4日，林伯渠寫信給張治中、王世杰。信中說．為了便於談判，並表示我方希望解決問題的誠意，我中央已復電指示，將原來所提二十條改為十二條，而把一些小問題改為備忘錄。隨信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關於解決目前若干急切問題的意見》十二條，遞交給張治中、王世杰。同時，張、王二人將國民黨政府《中央對中共問題政治解決提示案》面交林伯渠。《提示案》堅持隻給我4個軍10個師的編制，對我黨的合法地位不予承認。至於各黨派的地位，人民的集會、結社、人身自由以及釋放政治犯等，更是隻字不提。

6月6日，林伯渠寫信給張治中、王世杰，指出國民黨的《提示案》，與我黨所提十二條，相距甚遠。但盡管如此，仍願將《提示案》報告中共中央。同時也要求張、王二人將我黨十二條轉報國民黨中央。他再次聲明，西安談判紀錄是“為最后共同做出的初步意見”。8日，張、王復信林伯渠說，6月5日所提的十二條，因與前面所提“出入太大”，未便轉呈﹔西安談話紀錄，既經過你修改、簽字，應作為你的意見，且已將此件上報，政府的《提示案》已盡量容納了你的意見，希望能夠完全接受。

11日，林伯渠又寫信給張、王二人，說明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條與西安談話紀錄是略有出入，但國民黨中央的《提示案》和西安談話紀錄亦有出入。談判過程中的出入，雙方都有，不足為異。同時指出，張、王拒絕將我黨的正式提案轉報國民黨中央，隻片面要求對方個人接受國民黨中央的《提示案》，阻礙了談判的進行。

15日，張治中、王世杰復信林伯渠，說已將中共十二條轉呈國民黨中央，但解決辦法，仍隻能按《提示案》辦理，不能變更。這一來，談判遂成僵局。

同年9月5日，國民參政會三屆三次會議在重慶召開，中共參政員林伯渠、董必武出席了這次會議。15日，林伯渠就這次國共談判問題作了詳細發言。他在談到談判的重要分歧時指出，中共所領導的在敵后作戰的正規軍有47萬余人，應全部編成47個師才是合理，而在西安談判時，我隻提出請國民政府暫編6個軍18個師，而國民政府隻答應給4個軍10個師，並要“限期集中”，而編余的則要“限期取消”﹔我方要求承認敵后抗日民主政權，而國民政府卻要“取消”解放區﹔我方要求我黨和各黨派有公開合法的地位，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及人身自由，釋放葉挺、廖承志及其他政治犯，但都未能做到。

為什麼會產生這些嚴重分歧呢，林伯渠曾在8月30日給張治中、王世杰的信中指出：“（國民）政府負責諸公，始終不願意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及足以團結全國各黨各派各階層抗日力量的民主政治，這就是現時雙方談判所以相距甚遠的真正原因。”

林伯渠在參政會上最后指出：“我坦白地提出希望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統治的局面，由國民政府召集各黨各派、各抗日軍隊、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國事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奮全國人心，鼓勵前方士氣，以加強全國團結，集中全國人材，集中全國力量，這樣一定能夠配合盟軍反攻，將日寇打垮。”

林伯渠代表我黨提出的結束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良好願望，深得各民主黨派、各界人士的積極擁護，推動了大后方民主運動的高漲。

解放戰爭的崢嶸歲月

抗日戰爭勝利后，為了發展陝甘寧邊區的各項建設事業，林伯渠於1945年冬，領導邊區人民舉行了鄉、縣、邊區三級的民主選舉運動。邊區群眾在投票選舉參議員時議論說：“白胡子老頭林主席，一心一意為咱們老百姓辦事，經驗多，領導好，一定得選上。”在次年4月召開的邊區參議會三屆一次會議上，林伯渠再度榮任邊區政府主席。在此期間，他領導開展了減租和生產運動，取得了很大成績，為粉碎敵人的進攻作了一定的物質准備。

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了全面內戰。林伯渠通過邊區政府發布動員令，動員邊區人民支援解放戰爭。在9月16日檢閱邊區自衛軍的大會上，他發出號召：“全邊區人民要武裝起來，積極訓練自衛軍，防止蔣介石的進攻。”

1947年3月，國民黨派遣胡宗南等部23萬兵馬大舉進攻陝甘寧邊區，而我西北解放軍僅兩萬余人。中共中央決定撤出延安，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領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機關留在陝北指揮西北和全國的解放戰爭，劉少奇、朱德等組織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華北進行中央委托的工作。這時，林伯渠已是61歲了，黨中央照顧老同志，想要他東渡黃河去華北。但他覺得自己是邊區政府主席，堅持要留下來，同邊區人民一起戰斗。

3月8日延安舉行萬人動員大會，林伯渠致開會詞，號召邊區軍民立即行動起來，保衛邊區，保衛毛主席，粉碎敵人的進攻。3月14日，他率領邊區政府一批干部離開延安，開始了一年多的轉戰歷程。

在轉戰陝北的歲月裡，林伯渠在黨中央和西北局的領導下，率領邊區政府做了大量工作。陝甘寧邊區是個約150萬人口的解放區，可是由於“胡禍”以及干旱、雨澇、冰雹、霜凍等自然災害，災民竟達25萬之眾。林伯渠通過邊區政府發放救濟糧，成立生產救災會，召開各種會議，組織生產自教，並親自檢查救災工作。他在綏德檢查救災時，以一日兩夜的時間找人談話和批閱材料，然后召集分區黨政負責同志20余人，對當地救災工作作出了具體部署。

他還領導邊區政府積極組織人民群眾參軍參戰，支援前方。邊區政府在轉戰期間先后動員了數萬青壯年參加主力軍和地方兵團，一萬余人參加游擊隊。還組織群眾進行救護傷員、運送物資、繳納軍糧軍草、縫制軍鞋、擁軍優屬等項工作。由於部隊調動頻繁，糧秣運輸存在困難，特別是馬草需要量大，調撥運輸更為困難。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邊區政府曾動員干部每人割100斤草，作為生產任務。林伯渠白天緊張工作，晚上經常行軍轉移，身體又不大好，大家勸他不要參加割草勞動，他不聽，堅持拿著鐮刀、繩子同同志們一起上山割草。

1947年10月《中國土地法大綱》公布以后，11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在綏德縣義合召開陝甘寧邊區干部會議，傳達全國土地會議精神。會議有些“左”的傾向。林伯渠對土地改革和干部政策中“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翻底財，“搬石頭”等一套作法，有著不同意見，並始終保留自己的看法。但鑒於當時有些群眾受“左”的影響，他適當地很有分寸地從黨的基本政策上加以解釋說明。會后在綏德雷家溝的試點工作中，他毫不猶豫地糾正了排斥中農和吊打地主等一些“左”的作法。陝北大地主安文欽，比較開明，抗日戰爭時期做過邊區參議會副議長。這次土地改革分了他的土地房屋，“掃地出門”。林伯渠得悉后，向毛澤東主席匯報。毛澤東認為作法不妥。林伯渠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親自處理了這件事，退還了他的一些房產，並向他道歉。安文欽十分感謝，說共產黨不忘舊情。這件事，對於糾正土地改革初期某些“左”的做法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時也體現了黨在執行統一戰線政策中的一貫性和嚴肅性，使黨在各階層人士中贏得了威望和信譽。

同年12月，林伯渠出席了黨中央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的重要會議，聆聽了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事實証明，他對土改工作的看法，完全符合“報告”的精神。1948年4月，彭德懷率領的西北人民解放軍在陝甘寧邊區人民的支援下，光復了延安。中共中央致電彭德懷、賀龍、林伯渠、習仲勛及西北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熱烈祝賀收復延安的偉大勝利，勉勵大家繼續努力，為消滅全部蔣軍、解放整個西北而奮斗。

5月11日，林伯渠率領邊區機關回到了闊別一年多、而今已是滿目瘡痍的延安，立即投入了領導邊區人民發展生產、恢復建設、迅速醫治戰爭創傷的戰斗。

12月間，黨中央調林伯渠去擔任新的工作。他懷著極不平靜的心情，離別了奮戰13個春秋的陝甘寧邊區——延安，前往當時黨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又投入到了迎接新中國開國大典的神聖工作中。

原載：《中華魂》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