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是如何探索出來的？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人並沒有被國民黨反動派的反革命氣焰所嚇倒，他們掩埋完同伴的尸體，擦干身上的血跡，爬起來又繼續戰斗。這時，彭德懷等原在黨外的革命者卻堅定地加入到了共產黨員的行列，廣大革命群眾又集合在黨的旗幟之下。
　　1927年8月1日，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在南昌發動武裝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由此誕生，中國共產黨從此走上了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建立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之路。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秘密會議，即八七會議。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並選出了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著重講了三個問題：一是領導權問題﹔二是農民問題﹔三是軍事問題。關於軍事問題，他說：“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付出血的代價后得出的正確結論。從此，武裝斗爭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方式。
　　中國共產黨人剛開展武裝斗爭的時候，曾將奪取中心城市作為目標，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中國共產黨人開展武裝斗爭的時候，世界上還隻有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通過武裝斗爭取得了全國政權，那就是俄國，而十月革命就是先奪取城市然后擴展到農村。所以，南昌起義、廣州起義都是以奪取城市為目標，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最初也是打算奪取湖南的中心城市長沙。秋收起義的部隊在向長沙進軍時，一度遭到了嚴重的挫折。毛澤東善於從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當機立斷，決定放棄預定的計劃，改向敵人統治力量比較薄弱的山區尋求立足點。在起義部隊到達江西省永新縣的三灣村時，毛澤東在這裡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全軍由黨的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各級部隊分別建立黨的組織，將黨的支部建立在連上，班、排設黨小組，營、團設黨委，連以上設黨代表，由同級黨組織的書記擔任，成立各級士兵委員會，實行民主管理，從而從組織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這是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隨后，部隊進入湘贛邊界的井岡山地區，開創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始了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偉大探索。
　　1928年4月，朱德、陳毅領導的南昌起義部隊和湘南起義的農軍，轉移到井岡山地區，與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會師。隨后，兩軍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同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各地工農革命軍一律改稱中國工農紅軍，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改稱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著名的“朱毛紅軍”由此而來。
　　到1928年秋冬之際，井岡山的斗爭已經堅持一年了。在這一年中有成功也有失敗，有經驗也有教訓，有必要對一年的革命實踐做一點回顧總結。為此，毛澤東寫作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這兩篇重要著作，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分析了中國的紅色政權能夠存在和發展的原因，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在這兩篇文章中，對工農武裝割據、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作了充分的肯定。
　　1929年12月28日和29日，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鎮召開。《古田會議決議》總結了紅四軍成立以來在部隊建設上的基本經驗教訓，確立了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成功地解決在長期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下，在黨員和紅軍的來源大部分是農民的情況下如何建設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如何保持黨對人民軍隊絕對領導這樣一個重大問題。
　　古田會議之后，毛澤東寫作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強調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是促成中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以毛澤東為書記的紅四軍前敵委員會還明確提出了“農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思想。這就標志著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思想的初步形成。特別是經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軍長征，全黨對於“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城市中心論”在黨內失去了市場，開始有了中國革命必須也隻能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自覺。
　　全國抗戰爆發前后，毛澤東總結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經驗，吸取了抗日戰爭的新鮮經驗，撰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戰爭和戰略問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一系列理論著作，形成了完整的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
　　毛澤東強調，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同時又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發展不平衡，半封建經濟佔優勢而土地廣大的國家，這就決定了中國革命現階段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也決定了中國革命的主要方式是武裝斗爭。同時，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充分，中國工人階級人數少，佔80%以上的人口是農民，農民就成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在中國，武裝斗爭實質上即是農民戰爭，城市是敵人統治的中心而農村則是相對薄弱的環節，中國革命必須將重點放在農村，先在農村積聚力量。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不平衡和地域廣大，又為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提供了可能性。因此，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就成為中國革命唯一正確的道路。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