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的崇高風范

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駐於延安時，中央領導和全體機關干部，將徐特立、吳玉章、謝覺哉、董必武、林伯渠五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尊稱為“延安五老”，即分別稱謂徐老、吳老、謝老、董老、林老。

“延安五老”均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參加革命的老黨員，早在1933年中央蘇區根據地時，他們就擔任了黨和蘇區政府的領導工作。1934年10月，除了吳玉章同志被黨派到國外工作外，其余四位均參加了長征。紅軍長征到達延安后，他們五位繼續擔任了黨和邊區政府的重要職務。新中國成立后，他們又以雪鬢霜鬟朝氣蓬勃地投入到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之中。

“延安五老”是當之無愧的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會活動家。他們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獻出了畢生的精力，以其各自獨特的人格魅力矗立起了一座又一座豐碑。本文試圖從一件件小事入手，滴水映日，折射出他們熠熠生輝的一生和令人欽佩的高風亮節。

徐特立

“你們應該繼承的不是財產”

徐特立1877年2月1日生於湖南長沙。1927年夏秋之際，當中國革命陷入低潮之時，他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而大大地激勵了共產黨人的士氣。1934年10月，徐老參加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裡長征，是紅軍中最年長的人。

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徐老始終把自己當作一名普通公民，從不因為年紀大、地位高、貢獻大而居功自傲，搞特殊。1957年1月，徐老去長沙出席湖南省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期間，有關領導建議說：“您老都八十高齡了，為了您的健康，小組會就不用參加了。”徐老卻說：“我這次回來，正是聽取各方面意見的好機會，我雖然年紀大了，但仍能聽、能記、能思考，回京以后還要整理材料向黨中央、毛主席匯報，不參加會議怎能行！”就這樣，每次小組會議他都提前10分鐘到，認真聽，認真記。那時正值隆冬，長沙的天氣又陰冷，徐老又患了感冒，同志們都勸他休息，但他仍堅持天天到會。

徐老的長子徐篤本，大革命時期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后來不幸被捕遭國民黨殺害，犧牲時年僅22歲。小兒子徐厚本，1938年奔赴延安，在陝北公學畢業后，被黨組織派到湖南從事地下工作，不幸患病去世。徐老怕夫人傷心，一直瞞著她，時常囑咐身邊工作人員代“兒子”“寫信”來安慰她。直到1960年徐老夫人去世時，她也不知道小兒子已經不在人世了。

徐老早年參加革命后，因工作繁忙，10年沒有回家。直到1938年，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徐老被黨中央派到中共駐長沙辦事處工作時，才有了回家鄉看看的機會。但徐老就是抽不出時間回去，直到1939年春節，他才抽空回了次家，隻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匆匆回長沙了，這一走又是好多年沒回去過。

1949年進城后，組織為徐老配備了專車，可他卻不大乘坐，經常是步行外出，有時還乘坐公共汽車。為這事，警衛員有些意見，牢騷很快就傳到他耳朵裡。有次晚飯后，他問警衛員：“你在鄉下種地，人均糧食多少呀？”警衛員告訴他，人均大約500斤左右。徐老又問：“你知道這汽油是從哪兒來的？進一次城要用多少汽油？要花多少錢？”警衛員無以對答。

徐老耐心地告訴他：“我們國家剛解放不久，自己還不能生產汽油，要靠從外國進口，我們進次城，來回的用汽油錢，就等於你家一個月的人均收入。現在群眾生活還很困難，我們怎能隨便增加國家開支，加重人民的負擔呢？要是我們干部的生活水平與群眾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群眾是會有意見的！”徐老又接著說，“少坐車，多走路，至少有三大好處，既可以鍛煉身體，又能為國家節約開支，同時又密切了同群眾的關系。”警衛員聽了徐老這一番話，心中豁然開朗。

1968年11月，在彌留之際，徐老把多年的積蓄交給了組織。他對孩子們說：“你們應該繼承的不是我的財產，而要繼承老一輩的革命精神。”

吳玉章

“我們共產黨人沒有私有財產”

吳玉章在“延安五老”中年齡排第二，1878年12月30日出生於四川省榮縣，參加過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的創立。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這段毛主席語錄，出自1940年l月15日中共中央為吳老補辦的60壽辰慶祝會。毛澤東當時特別指出：“我們的吳玉章老同志就是這樣一個幾十年如一日的人。”

1946年，擔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的吳老深感對干部加強革命氣節教育的必要性，於是把毛澤東的一些文章和黨中央的文件，編印成一本名為《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際》的小冊子，供大家學習。他還為大家作演講，講到激情處，聲淚俱下，聽者為之動容。

1947年2月27日深夜，國民黨軍警百余人包圍了中共駐重慶聯絡處，吳老聞訊披衣急起，正氣凜然地對國民黨軍警說：“你們半夜三更來此胡鬧，簡直無理至極，你們絕對不能捕走我們一個同志！”以后幾天，吳老給同志們講革命故事，激勵大家的斗志。他表示，他向黨中央負責，向同志們負責，隻要他活著，一定要使每一個同志都安全撤回延安。

3月8日，國民黨重慶警備司令和一個連長同吳老坐在一輛小汽車裡，“護送”他到飛機場。當吳老看到隻備有2架飛機時表示堅決不走。后經了解，另外幾架飛機沒到確系氣候原因，次日即可到達。同志們也勸吳老不必擔心。這樣，他才上了飛機。第二天，其余的同志也都安全地回到了延安。

吳老在艱苦朴素的作風方面也為后人作出了表率。他在大革命時期用的一條毛毯、一個文件箱以及延安時期用過的一套粗呢衣服和一件羊皮襖，一直用到他去世。他接待外賓時常穿的一件大衣，也是早在大革命時期添置的，解放后幾經翻改。平時接待賓客，需要衣著整齊一些，而一回到家裡，他總是隻穿舊便服。他的內衣、襪子大多是補丁加補丁﹔一條毛巾用得實在無法再用了，仍舍不得更換。至於飲食更是簡單，用他自己的話說，有飯吃就行了。

1958年3月，吳老回家鄉視察工作時，聽說當時榮縣的教育還很落后，適齡兒童入學率很低，便指著自己家的住宅對陪同的縣委書記說：“我們共產黨人沒有私有財產，我這些房子就交給你們辦一所師范吧。”

謝覺哉

“蘭州地下黨不是反革命組織”

謝覺哉，1884年4月出生於湖南寧鄉。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征時，已經50多歲的謝老，憑著頑強的意志，克服了比年輕人更多的困難，勝利到達陝北。長征中，謝老有一塊毛毯，露營時，他總是與徐特立一同蓋上。有時，由於雙方都想讓對方多蓋點兒，結果誰也沒有蓋好。這件事深深地感動了周圍的同志。

在一次行軍中，謝老病倒了，連背包都背不動了，隻得忍痛將毛毯扔掉。走在后面的董必武見路邊有條毯子，一眼就認出是謝老的。他明白，謝老是輕易不會扔掉毯子的，定是身體虛弱走不動了才不得不扔掉。於是董必武拾起毯子塞進了自己的背包裡。要知道，在那個艱苦的環境中，多背一條毯子，要付出多大的體力呀。到了宿營地，董必武把毛毯還給了謝老，謝老內心充滿了感激之情，從此，這條毯子謝老一直帶在身邊。

1942年，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康生利用所掌握的權力，想把蘭州地下黨組織打成“紅旗黨”的特務組織。有一天，康生突然找到謝老，盛氣凌人地對他說：“根據某某人的交代，他的父親是個老特務。看來，蘭州地下黨全是特務，是個‘紅旗黨’。你這個蘭州辦事處的黨代表可真是麻木不仁啊！”謝老聽了毫不含糊地反駁道：“那可不見得。蘭州地下黨是西北局派去的同志組成的，省委書記孫作賓同志也是西北派去的，怎麼能說蘭州地下黨是‘紅旗黨’，全都是特務呢？”謝老略頓了一下又說，“至於有個別壞人混進蘭州地下黨，這也是可能的，因為那是在白區，條件所限，不可能對每個人都審查得那麼透徹。”謝老最后說：“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你這樣認為是不對的。”

可是康生一伙仍不罷休，一會兒來軟的，說這是為了“搶救”失足者﹔一會兒又來硬的，說謝老在庇護特務組織。謝老也毫不退讓，堅持原則，據理力爭。

“文革”中，康生仍不罷休，又舊賬重提，逼著謝老寫材料，欲把蘭州地下黨的同志們統統打成特務。當時謝老的處境也很困難，加上已80多歲的高齡，又重病在身。謝老對來者說：“我癱瘓了，寫不了材料。你們硬逼我寫，那我說，你們記，記完我左手簽字。”來調查的人以為目的即將得逞，趕緊找來紙和筆做記錄。隻聽謝老斬釘截鐵地說：“蘭州地下黨不是反革命組織。那批地下黨員不是特務，而是好黨員。”來者得不到符合他們意願的材料，隻好悻悻而去。就這樣，謝老不顧個人安危保護了一大批同志。

董必武

“爭取當個好農民”

董必武在“延安五老”中年齡排第四位，1886年3月5日出生於湖北黃安（今紅安）縣。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同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20年秋在武漢建立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參加黨的一大。

1935年，董老出任中央黨校校長。雖貴為校長，他卻甘願將待遇定得很低，和教務主任共用一張桌子、一條板凳，合用一張硬板床。抗戰爆發后，為了方便在武漢做統戰工作，他“奢侈”了一把，花錢買了一塊懷表。這塊表又大又響，走得也不准，大家都叫它“火車表”，可董老卻樂觀地說：“反正快慢不超過半小時就行了。有會議時，表快了，我晚點去﹔慢了，我早點去，這樣不就調對了嗎？”

董老曾於1945年、1954年和1958年三次出國訪問，訪問期間，他精打細算，把節約下來的外匯都上交給了國家。這三筆錢共計2600多美元，在當時堪稱一筆巨款。

董老從不以黨和國家的“元老”而自居，不謀私利，不搞特權。他常說“新功未建慚高坐”“甘為民仆恥為官”，他還題寫了“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性習於儉，儉以養廉”，作為座右銘自勉。

董老對子女和親戚也是嚴格要求。1969年春，為響應黨的號召，董老堅決把自己的小兒子董良翮送到河北晉縣農村去鍛煉。在良翮下鄉前，董老題詞諄諄囑咐他：“到晉縣農村去，要好好學習毛澤東著作，努力勞動，爭取當個好農民。”

1970年，良翮入了黨，后來又擔任了村黨支部書記。董老馬上寫信告誡兒子：“一是不要‘一得自矜’，二是不要‘淺嘗輒止’。”董老去世前對夫人何連芝說：“良翮是晉縣的人了，由晉縣組織上去安排，我們不必多操心了。”

董老對侄子、侄女們要求也很嚴格，對某些不合理的要求，一點兒也不遷就。有一次侄女從甘肅來信，大意是要董老收她做女兒。這件事事出有因。當年董老得知兄弟去世后，曾提出幫助弟媳帶一個孩子，當時弟媳沒同意。她也有道理，那時董老已是黨的高級干部，而她們仍在白區湖北，隨時都有遭受敵人迫害的危險。現在情況完全變了，再要改變這種伯侄關系已無必要。董老認為是侄女思想上出了毛病，於是給侄女寫信說：“人生的道路要靠自己去走，靠老老實實地去工作，不是靠父母。靠我，我還不是要死的嗎，我死了怎麼辦呀？”

林伯渠

“傷病員比我更需要它”

林伯渠1885年3月20日出生於湖南臨澧，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紅軍長征時，林老任紅軍總供給部長，主要任務是負責籌糧籌款。組織上給他配了一匹馬，可他卻很少騎，總是把文件和警衛的背包馱在馬背上，自己則拄著一根從瑞金帶來的棍子，高一腳低一腳地步行。警衛員多次勸他上馬，他都風趣地說：“大家都用兩條腿走，我現在已經多了一條‘腿’了，為什麼一定要用四條腿呢？”

每次行軍時，林老總是提著一盞小馬燈，站在險隘難行的路口，照著讓隊伍通過。紅軍女戰士李堅曾用山歌這樣唱道：“年過半百老英雄，又當部長又當兵。山高水深何所懼，手舉馬燈照人行。”

進入草地后的一天深夜，林老從衛生隊回來，看見警衛員小黃正往暖瓶裡灌開水。他命令道：“灌滿水后把它送到衛生隊去，傷病員比我更需要它，別再把暖瓶拿回來了。”小黃知道這暖瓶的來歷，那是紅軍打遵義時繳獲的，小黃一直小心翼翼地保護著，長征途中，首長泡干糧、吃藥都得靠它。小黃舍不得，但又不得不服從命令，將暖瓶送到了衛生隊。

1944年春節，延安邊區政府門前的牆報吸引了很多人，一個高個子外國記者擠在人群裡，認真地抄寫著一篇題為《我的生產節約計劃》的文章。原來，這是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寫的。

林老的生產節約計劃使大家贊嘆不已，那位外國記者也很受感動，就懷著好奇、敬仰的心情，採訪了林老。記者來到林老的住處，隻見窯洞裡隻有一張炕，炕上的被子打滿了補丁，一張破舊的小方桌，桌邊放著幾把半舊的椅子。此時，林老坐在椅子上，埋頭縫補著一條舊褲子。他笑著對記者說：“中國有句俗話，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我這條褲子，才穿了三年半呢！”

外國記者提出要看看他種的菜地，於是林老便拄著根手杖，帶他來到了延河邊的一塊灘地上。

外國記者蹲下身來，撫弄著地裡嫩綠的秧苗，贊不絕口：“你們共產黨的干部，不僅發動群眾干，還自己帶頭干，說到做到。真是了不起啊！我要把這裡的一切告訴全世界。”他緊緊地握住林老的手說，“謝謝主席先生！我在陝北這塊土地上，看到了中國的光明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