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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是如何走上建黨道路的

孟昭庚

2020年07月14日07:57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世紀風採》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1945年,在中共七大期間,毛澤東曾跟人談起自己的入黨經歷。他說:“我們開始的時候,也是很小的小組。這次大會(指中共七大)發給我一張表,其中一項要填何人介紹入黨。我說,我沒有介紹人。我們那時候就是自己搞的。”毛澤東這句看似很平常的話,其實是很自豪,也是很偉大的。試問,當時在全中國121萬共產黨員中,乃至在毛澤東逝世之前的全中國在籍的黨員中,有誰能有資格講,“我沒有入黨介紹人”,“共產黨就是我們自己搞的”這句話?毫無疑問,當時隻有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人民共和國代主席董必武這兩個人才有資格講這樣的話。那毛澤東是如何走上建黨道路的?

早年求學

毛澤東8歲開始上學,在韶山沖先后進6所私塾讀了6年書。1910年秋天,16歲的毛澤東離開風氣閉塞的韶山沖,去報考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他在試題《言志》的作文中,抒發了自己救國的志向。校長閱卷后大加贊賞,對同事說:“今天我們錄取了一個建國人才!”

東山高等小學堂實行“新法教育”,毛澤東在這裡學到了很多中外歷史、地理以及英語、自然科學等新鮮知識。他讀書涉獵較廣,肯於思考,因此作文成績優異。當時他寫的《救國圖存論》等文章,氣勢磅礡,被國文教員稱贊為“似黃河之水,一瀉千裡”,批給全班同學“傳觀”。

1911年春天,經東山高等小學堂一位教師的熱心推薦,毛澤東順利地進了湘鄉駐省中學。來到向往已久的省城長沙,毛澤東第一次看到同盟會辦的《民立報》,很快便成為它的熱心讀者。他認真研究了同盟會“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綱領,開始擁護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為表示反抗清王朝的決心,他倡議並帶頭剪掉了頭上的辮子。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了。毛澤東異常興奮,決心為革命盡力,毅然投筆從戎,參加了湖南起義的新軍,當了一名列兵。不久,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竊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當上了民國臨時大總統。毛澤東以為革命已經過去,遂在當了半年兵之后脫離了軍隊。

1912年春天,毛澤東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學(后改名為湖南省立第一中學)。在這所中學裡,毛澤東以擅長作文聞名全校,國文教員對他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論》極為賞識,稱贊他“自是偉大之器”,“才氣過人,前途不可限量”。

毛澤東在省中讀了半年后,感到中學課程膚淺,在校讀書不如自學,於是便退了學。退學后的毛澤東居住長沙湘鄉會館,開始了在湖南省立圖書館的自學生活。他每天早出晚歸,伏在閱覽室的桌子上專心致志地看書,除中午出去買幾個包子或餅子充飢外,簡直就不休息。

1913年春天,毛澤東開始認真思考自己的前途,覺得自己最適合教書。這時,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的招生廣告引起了他的注意,因為這所學校不收學費,膳宿費低廉,畢業后可擔任教師。他在父母的贊同和朋友的鼓勵下前去報名,結果以優異的成績被錄取了。

翌年春天,湖南省立第四師范並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毛澤東被編入該校預科第三班,秋天被編入本科第八班。

發起組織新民學會

湖南省立第一師范是一所比較民主開明的學校,以“最新民本主義(即民生主義)”為教育方針,強調“時時以國恥喚醒學生之自覺心”,注重人格和學識的全面培養。學校先后聘請了一批學識淵博、思想進步、品德高尚的教員,如楊昌濟、徐特立、方維夏、王季范、黎錦熙等。因此,這所學校堪稱當時湖南培植師資和新青年的搖籃。

在省一師,毛澤東的好學上進、進步言論、杰出才華、過人膽識、踏實作風等優良品行,受到同學們的欽佩和推崇。毛澤東常對同學說,丈夫要為天下奇,即讀奇書,交奇友,創奇事,做個奇男子。同學們給他取了個外號叫“毛奇”(筆者注:毛奇是德國一位軍事家的名字),贊譽他是奇男子。

毛澤東到長沙求學后,曾結識了幾位朋友,但他覺得身邊的朋友還是太少,決心突破第一師范的狹小圈子,到更大的范圍去結交更多更親密的同伴。於是在1915年9月,他以“二十八畫生”名義向各校張貼《征友啟事》,開始雖然隻有五六人應征,隨后他同各地許多學生和青年建立了通信聯系,逐漸團結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學生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核心,其中有蔡和森、何叔衡、蕭子昇、張昆弟、羅學瓚、陳昌、陳書農、羅章龍等十余人。毛澤東和這一批志向遠大的青年,出沒在湘江之濱、橘子洲頭、岳麓山上,他們不談金錢,不談男女之間的問題,也不談家庭瑣事,只是經常一起研究學問、暢談國事。他們經過兩年多的醞釀和無數次的討論,到了1917年冬便形成了一種共同的認識:“集合同志,創建新環境,為共同的活動。”毛澤東根據討論的結果,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更嚴密的組織,於是便和蔡和森等發起組織新民學會。

1918年4月14日,在岳麓山劉家台子蔡和森的家召開了新民學會成立大會,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參與起草的會章。會章規定學會宗旨是:“革新學術,砥礪品質,改良人心風格。”會議推舉蕭子昇為總干事,毛澤東、陳書農為干事。不久蕭子昇赴法留學,會務由毛澤東主持。新民學會成立日會員僅11人,到1920年底,已擁有會員100多人。是年,學會的宗旨也改為“改造中國與世界”。

新民學會在毛澤東謀劃和領導下,由一個青年進步團體逐步發展成為革命團體,其骨干成員的政治思想大都由民主主義逐漸接近馬克思主義,為組織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爭和籌建中國共產黨作出了重要貢獻,許多會員后來成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革命史上的著名人物。

組織湖湘學子赴法勤工儉學

1918年6月,毛澤東從湖南省第一師范學校畢業,結束了他的學生時代。6月下旬,毛澤東接到在北京大學任教的他在一師讀書時的老師楊昌濟的來信,得知蔡元培、李石曾等正在倡導青年赴法勤工儉學。為了組織湖南青年到法國勤工儉學,毛澤東同蔡和森、蕭子昇等在湖南一師附屬小學召集新民學會會員開會,討論會友向外發展問題。會議認為赴法勤工儉學很有必要,應盡力進行,決定立即在湖南組織和推動赴法勤工儉學運動,推舉蔡和森去北京了解情況和進行聯絡,毛澤東和其他會員則繼續留在長沙,做發動和組織工作。

蔡和森到京后將聯絡的情況寫信告訴毛澤東等,要求他們發動眾多的青年來京,以造成一種巨大的聲勢。他急切希望毛澤東能盡快入京,指導和主持這一工作。他在信中強調:“吾輩有一二人駐此,自以兄在此間為最甚問題。”

毛澤東接信后偕同張昆弟、羅學瓚、李維漢、羅章龍、蕭子昇等20多名准備赴法的青年於8月19日抵京,這是毛澤東第一次來到新文化運動中心北京。

到京之初,毛澤東主持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工作,統籌全局,同蔡和森一起不知疲倦地日夜奔波,迎接並安排第二批湖南青年30多人進保定留法預備班等。羅學瓚在家信中寫道:毛潤之“此次在長沙招致同學來此,組織預備班,出力甚多,均為同學所佩服”。當時,很多進步人士對毛澤東領導的湖南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十分贊賞,湖南的報紙也稱贊這次運動是“吾湘的生機”。

毛澤東在北京沒有經濟來源,生活拮據,急於謀個臨時差事。10月間,經楊昌濟介紹,他認識了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經濟學教授李大釗,被安排在圖書館當助理員,負責新到的報刊和閱覽人姓名登記工作,月薪八塊大洋。在這裡,他通過管理報刊這一得天獨厚之便,閱讀了大量新出版的報紙和雜志,汲取了許多新鮮知識。他利用北京大學的有利條件,除經常旁聽他感興趣的課以外,還參加了哲學研究會、新聞學研究會以及平民教育講演團的活動。這期間,他閱讀了一些關於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受到一定的影響,贊同一些無政府主義的主張。

1919年3月,毛澤東在上海送走了一批湖南赴法勤工儉學學子,自己卻留在國內。他是主張出洋留學的,曾計劃赴俄留學,但遲遲未付諸實施,對此他曾解釋說,我覺得我對自己的國家還了解得不夠,我把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

結識李大釗和陳獨秀

毛澤東也從閱覽人中結識了一些名流學者,特別是認識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1936年夏天,毛澤東在陝北保安接受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時說:“在那些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然而也有例外,當時願意與他交往的就有李大釗、陳獨秀等知名人士。毛澤東有幸結識他們,能同他們面對面地交流學術、人生、時事、新思潮等各種問題。

李大釗在日本留學時就研究過日本早期工人運動的著名領袖幸德秋水的許多著作,從中懂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十月革命爆發以后,李大釗在中國第一個迅即著手深入研究馬克思學說。他的理解要比別人深刻得多﹔《新青年》雜志第五卷第五號同時推出了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文章。李大釗用振聾發聵的時代強音,向人們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學說。李大釗為無數胸懷救國志向的熱血青年指引了一條尋求真理的道路。當年的毛澤東讀到李大釗這番力透紙背震撼人心的宏論,頓覺熱血沸騰,豁然開朗,明白了許多道理,便也開始研究馬克思和列寧了!

由於工作關系,毛澤東與李大釗有很多接觸的機會。他經常參加李大釗組織的學生研討各種新思潮的活動。李大釗對毛澤東這個在長沙組織新民學會的青年才俊也頗為贊賞。在李大釗的幫助和帶動下,毛澤東得以閱讀、鑽研了當時圖書館收藏的馬克思主義書籍,迅速地朝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他后來回顧自己青少年時代探索真理的經歷時說,我讀了6年孔夫子的書,又讀了7年資本主義的書,直到1918年才讀馬列主義的書。

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發起者和主要旗手。他創辦的《新青年》,其名聲更加響亮,提倡新思想、新文化,為新青年服務,在讀者中產生了廣泛影響。

此時高擎《新青年》大旗的陳獨秀,與第一個宣傳蘇俄革命的李大釗同聚北京大學,二人並駕齊驅,共商《新青年》的編輯之事。於是,以北京為中心,以《新青年》為陣地,一個嶄新的文化陣營在中國出現了。人稱“北李南陳”或“南陳北李”,當時在青年中流傳著這樣的一首小詩:

北李南陳, 兩大星辰。

漫漫長夜, 吾輩仰承。

毛澤東第一次在北京大學見到了仰慕已久的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接觸雖然是短暫的,但影響卻是深遠的。短暫的接觸之后,毛澤東對政治的興趣大增,當他“回到長沙以后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

創辦《湘江評論》

1919年4月,毛澤東從上海回到長沙。五四運動爆發后,毛澤東親擬傳單,帶領新民學會學生會員到長沙各校進行串聯發動。經過聯絡和協商,湖南省學生聯合會在5月底成立,會長是新民學會會員彭璜,毛澤東是這個學生組織的實際領導者。

省學聯成立后,沖破湖南軍閥張敬堯的重重阻撓,發動全省學生總罷課,以響應北京學生愛國運動。毛澤東和成群結隊的學生一起,涌向街頭進行愛國宣傳,並積極開展廢除二十一條,懲辦賣國賊,誓死奪回青島,堅決抵制日貨的愛國活動。

為了擴大革命宣傳,推動愛國運動的發展,激發群眾的革命熱情,毛澤東認為湖南迫切需要辦一個有影響的革命刊物。湖南省學聯根據毛澤東建議,仿效李大釗的《每周評論》,創辦了《湘江評論》周刊,並推舉他為主編。

《湘江評論》創刊號於1919年7月14日在長沙出版。毛澤東為了辦好這個刊物,全力以赴,嘔心瀝血。由於當時投稿的人不多,因此大部分文稿都出自毛澤東的手筆。《湘江評論》共出5期,另有“臨時增刊”第一號。據統計,毛澤東為這個刊物寫了30多篇文章。

《湘江評論》同當時全國眾多的刊物相比,思想性和戰斗性都屬最強之列,並且文風新穎,通俗易懂,筆調尖銳,氣勢恢宏,切中封建統治的要害。它的問世立即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的報刊也都紛紛介紹或轉載它的文章。上海出版的《湖南》月刊評論道:“著述選材,皆極精粹,誠吾湘前所未有之佳報。”尤其毛澤東寫的《創刊宣言》《民眾的大聯合》《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等文章,號召民眾聯合起來進行改革和斗爭,一時間好評如潮。尤其是《民眾大聯合》,陳獨秀、李大釗主編的《每周評論》認為:《湘江評論》的《民眾大聯合》是一篇大文章,“眼光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是思想界重大收獲之一。李大釗認為,《湘江評論》是當時全國最有分量、見解最深刻的一種刊物,贊同毛澤東“改造中國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

《湘江評論》由於傳播新思想,洋溢著斗爭精神,8月中旬第五期剛出版便被督軍兼省長的張敬堯查封,同時,省學聯也被張敬堯勒令解散。9月間,毛澤東應湘雅醫學專門學校學生會的邀請,擔任該會主辦的《新湖南》周刊的總編輯。當時北京《晨報》對刷新的《新湖南》評價為“內容極為完備,並且為《湘江評論》的‘化身’,所以魄力非常充足”。不久,《新湖南》也被張敬堯查封。此后毛澤東在湖南《大公報》《女界鐘》等報刊發表文章,抨擊封建迷信和腐敗的社會制度,宣傳革命思想。

驅逐張敬堯的運動

自省學聯被解散和《湘江評論》《新湖南》被查封后,毛澤東和原省學聯骨干分子就開始秘密的策劃、組織。

皖系軍閥張敬堯於1918年4月任湖南督軍兼省長。“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張敬堯伙同他的三個兄弟張敬舜、張敬禹、張敬湯橫行湖南,恣意施行暴政,作惡多端,在湖南那塊土地上,張氏兄弟沒有什麼不能、不敢做的,湖南人民極為痛恨。時諺稱:“堂堂乎張,堯舜禹湯,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張毒不除,湖南無望。”在湖南人民一致聲討張敬堯的怒吼聲中,青年毛澤東恰到其時地站出來,振臂高呼,“張毒不除,湘無寧日!”很快便成為驅張運動的發起者和組織者。

毛澤東召開了多次會議,分別同新民學會會員、省學聯骨干和教育界進步人士研究驅張的具體辦法,決定發動全省總罷課。同時組織驅張代表團分赴北京、上海、廣州等地進行請願活動,公開地揭露張敬堯的罪行,爭取全國輿論的支持。

就在長沙學生進行總罷課的時候,毛澤東親自率領一個100多人的驅張代表團於1919年12月18日浩浩蕩蕩地開進北京。到京后,毛澤東等人即給北京政府總統、國務總理遞送了《湘人控告張敬堯十大罪》的呈文,全面地揭露了張敬堯對湖南人民的黑暗而野蠻的統治,要求撤職懲辦張敬堯。為了爭取各界的援助和宣傳驅張運動,毛澤東組織平民通信社,自任社長,每天編寫和發稿150多份,送京、津、滬、漢等地報紙登載,向全國人民揭露張敬堯禍湘的罪惡。與此同時,他和代表們奔走呼號,聯絡湖南在京的學生、議員、名流、學者,向他們宣傳驅張的意義。湖南人民的驅張斗爭得到全國各地的聲援,同時恰逢軍閥之間發生內訌,張敬堯終於在1920年6月被趕出湖南,驅張運動取得了重大勝利!

這次率隊驅張進北京,是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毛澤東於1920年1月參加了由李大釗、王光祈等發起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並同正在北京大學秘密建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李大釗、鄧中夏等建立了密切的聯系。毛澤東這次在北京四個多月的時間裡,熱心地搜尋和研讀那時候所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中文版馬克思主義書籍,讀了許多關於蘇俄革命的書,還讀了考茨基著的《階級斗爭》、柯爾普著的《社會主義史》。這兩部書引起了毛澤東極大興趣,使他第一次知道階級斗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尤其是和李大釗的頻繁交往使毛澤東進一步了解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共產黨的學說,對社會歷史的發展有了比較正確的認識,在思想上得到了很大的收獲。毛澤東曾回憶:“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所發生的事情的文章。”

1949年3月,毛澤東在由西柏坡進駐北平之前,一次談到李大釗時,他深情地回憶道:30年前在北京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真正的老師,沒有他的指點,我今天還不知道路在哪裡呢!”

建立湖南共產主義小組

1920年5月初,毛澤東從北京回長沙,於5月5日抵達上海。毛澤東這次在上海度過了近兩個月,成了漁陽裡2號陳獨秀住宅的常客,頻頻與陳獨秀晤面,同陳獨秀討論自己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探討如何將馬列著作中的理論應用於中國革命,以及組織湖南改造促成會的計劃。當時,陳獨秀等人正在著手籌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為建立中國共產黨作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准備。毛澤東在陳獨秀那裡讀到了由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並結識了陳望道。

毛澤東讀了《共產黨宣言》,加上陳獨秀跟他的談話,給他以深深的啟迪,促使他思想的根本轉變,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奠定了早期建黨思想的理論基礎。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陳獨秀還向毛澤東介紹了建黨構想,並就在湖南如何開展建黨工作談了建設性的意見,令毛澤東受教頗深。毛澤東能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走上建黨道路,陳獨秀和李大釗在其中的作用,無疑是最為關鍵的。

誠如毛澤東后來對斯諾所言: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陳獨秀談到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對我產生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

1920年7月,毛澤東從上海回到長沙。8月2日,毛澤東在長沙創辦了“文化書社”。文化書社在湖南銷售《新青年》《勞動界》《共產黨宣言》《馬克思資本論入門》《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史》《唯物史觀解說》等馬克思主義著作。在紀念俄國十月革命三周年前夕,毛澤東又組織了湖南“俄羅斯研究會”。這個研究會以“研究關於俄羅斯之一切事情為主旨”,由毛澤東擔任書記干事。

8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並擔任書記。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是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以上海為中心,跟全國各地以至海外中國留學生中的共產主義者們聯絡著、商量著。中國共產黨建黨工作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

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之后,陳獨秀曾致函毛澤東,建議在湖南也成立共產黨早期組織,並給毛澤東寄來了《共產黨》月刊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這是陳獨秀對毛澤東進行建黨活動的直接指導和幫助。據李達回憶,發起組織共產黨,由陳獨秀、李漢俊找關系,“在湖南由毛澤東負責”。

毛澤東接到陳獨秀的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后,同何叔衡等以新民學會、文化書社、俄羅斯研究會為掩護,著手湖南的建黨建團工作,並於1920年11月,“應陳獨秀函約,創建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開始成員隻有6名,后來發展到10人。

就在陳獨秀組織共產黨早期組織之時,遠在法國的新民學會會員蔡和森也於8月13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極為明確提出要在中國組織共產黨。緊接著,蔡和森又於9月16日,再次給毛澤東寫了封長信,更加明確地提出組織中國共產黨。蔡和森這封信,由蕭瑜帶回中國,毛澤東年底才收到。1921年1月21日,毛澤東復函蔡和森道:“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黨一層陳仲甫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出版物一層上海出的《共產黨》,你處諒可得到,頗不愧為‘旗幟鮮明’四字。”

今天的中央檔案館保存著一份珍貴的歷史文物——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召開時,毛澤東親自填寫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記表。在登記表的入黨時間一欄內,寫的是“1920年”。這就清楚表明,毛澤東把加入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認定是加入中國共產黨之時。

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創建是毛澤東建黨活動的重要開端。與此同時,毛澤東開始在湖南組建社會主義青年團。由於他對建團工作非常重視,短短的三個月就在湖南發展了20多名團員,建立了團的基層組織。1921年1月13日,長沙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毛澤東擔任書記。

1921年6月29日,根據上海發起組的通知,毛澤東和何叔衡代表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自長沙出發,經武漢,於7月4日抵達上海,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原載:《世紀風採》2020年第6期

(責編:曹淼、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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