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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印書館:陳雲革命人生的起點

房中

2020年07月14日08:23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1919年12月8日,陳雲在班主任張行恭的幫助下前往商務印書館當學徒,直到1927年九十月間離開商務印書館,這7年多的經歷,對陳雲的一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20世紀50年代,陳雲在上海回憶自己的革命經歷時,對張行恭老師說:“我一生轉折從商務開始。沒有先生你,就沒有我今天。”晚年,陳雲對自己的女兒也回憶到:“從青浦到上海,這在我人生中間是非常重要的一段,這步邁出去以后,才有機會接觸到共產黨,才有這一生。”那麼,商務印書館的經歷給陳雲的革命人生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一、進入商務印書館,階級身份由農民階級變為工人階級

1905年6月13日,陳雲出生在青浦練塘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他們一家“既無田地,又無房產”,幾乎一無所有,隻能借住在陳徐祠堂裡,父親陳梅堂靠給人家打工幫佣度日。陳雲快出生時,宗族勢力不允許他母親在祠堂裡生產,怕生孩子不潔,會“玷辱”祖宗牌位。陳梅堂隻好另找住處。后來,鎮上開米行的閔仲蘭同意將他家住宅東側兩間簡陋小屋租給他們居住。陳雲就出生在那小屋裡。

陳雲出生后,一直生活在社會最底層,飽嘗艱辛,飽受風雨,飽經滄桑。在練塘,他的身份就是農民階級的一員。但是,14歲的陳雲進入商務印書館當學徒,他的階級身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變成了工人階級的一員。這一轉變,對陳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使得他較早地進入中央領導層。

商務印書館是上海工人階級比較集中的單位。1925年6月,商務印書館工會召開成立大會時出席者有4000人左右。在商務印書館,陳雲參加了五卅運動,他和商務印書館大多數職工一起,參加了罷市和游行,同時參加“募捐辦報”和義賣《公理日報》等活動。在這場運動中,陳雲目睹了帝國主義的凶殘面目,也體驗到了工人階級和其他愛國群眾的斗爭熱情,看到了蘊藏在他們中間的巨大力量。

五卅運動直接導致了商務員工爆發大罷工,要求組織工會、改善待遇。年僅20歲的陳雲積極投身到罷工的准備工作中。據原商務發行所同陳雲關系密切的陳竹平回憶:“接近罷工的前三天,陳雲同志和幾位先進職工,白天照常工作,晚上又連夜開會,准備罷工的各項工作,聚精會神地思考問題,三天三夜沒有好好地睡覺,罷工組織得很有條理,很有秩序。”陳雲在罷工中積極准備,深得工友信賴,先后被推選為發行所職工會委員長和發行所職工會、印刷所工會、總務處同人會的聯合罷工執行委員會委員長。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為了配合北伐軍進軍,上海工人舉行了三次武裝起義,陳雲先后參加了這三次武裝起義。離開商務印書館之后,陳雲曾在江蘇省委工作,分管全省農民運動的同時,還參與領導上海的工人運動。陳雲自己曾總結說:“我對於職工運動及黨的組織工作最有興趣。”參與領導工人運動鍛煉了他的才能,顯示了他的膽識,堅定了他的信念。

1927年八七會議提出在城市斗爭中培養和提拔工人干部。1928年6月召開的中共六大更加強調“干部工人化”。在這一思想的指引下,提拔、重用工人階級出身的干部就成為一種新的現象。一大批工人出身的黨員被選進中央委員會,甚至走上中央核心領導層,如:向忠發、羅登賢、盧福坦等。當時,中共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共36人,其中具有工人階級背景的佔21人。1930年,年僅25歲的陳雲,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被補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931年,陳雲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中央委員。1932年,陳雲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1934年,年僅29歲的陳雲,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走進了中央核心領導層。

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陳雲一直都被看作是工人階級出身的領導人。1956年9月,中共七屆七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上陳雲被提名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澤東在發言中講到為什麼要設中央副主席和總書記以及為什麼要提名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為副主席時說:“至於陳雲同志,他也無非是說不行,不順,我看他這個人是個好人,他比較公道、能干、比較穩當,他看問題有眼光。……至於順不順,你們大家評論,他是工人階級出身。不是說我們中央委員會裡工人階級成分少嗎?我看不少,我們主席、副主席五個人裡頭就有一個。”

二、進入商務印書館,接觸到大上海的經濟以及經濟管理

陳雲之所以能夠成長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重要開創者和奠基人,跟他在商務印書館的經歷是分不開的。在商務印書館,陳雲到發行所文具櫃當了一名學徒。

在櫃台賣貨,陳雲初步學會了如何做經濟工作。在以后從事經濟工作中,陳雲多次提到在商務印書館站櫃台的經歷。1944年,陳雲在《學會做共產黨的商人》的講話中說:我從前在上海洋行裡,賣過鉛筆、信封、信紙、鋼筆。“鉛筆什麼牌子好,我懂得。一支派克筆是什麼價錢,真假如何,這一點我也內行。”他還講做生意要精通業務,“精通業務的標准是什麼呢?一個是總結經驗,一個是規定條例”,並舉例說:“從前王雲五(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筆者注)‘整’我們,便是這樣‘整’的。”這就是說,陳雲所在的商務印書館當時制定了許多條例來約束員工。

1952年6月,陳雲在談到市場時,明確提出不要取消名牌貨,並以他親身碰到的事情舉例,說:“早先在上海的時候,世界書局、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幾家共同組織了一個書店,我是被派去的一個。有一個人要買小孩用的書包,問多少錢,我說一塊錢。他說,有一塊錢還不如到商務印書館去買哩。實際上是一樣的東西,只是用了另一個牌子,但是他就認為商務印書館的好。”1955年1月,陳雲在中共中央上海局會議上就商業零售與批發問題講話,說:要把百貨公司分細,“現在的百貨公司太大,包括一切,必須分細一點。應該增加一級批發站的業務人員”,“過去,商務印書館的資金隻有二百萬元光洋,業務人員就有五百多人。”現在攤子很大,人很少,這樣不行,要向商務學習。由此可見,陳雲在商務印書館的經歷在他的腦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產生了重要影響。

1917年夏,陳雲曾到青浦縣乙種商業學校學了一個多月的珠算和記賬。到商務印書館后,他站櫃台賣貨,每天都打算盤,使得他的珠算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他說:“打算盤什麼手指管什麼珠是一定的,不能錯,五個指頭分了工的,差一點都不行。”他多次強調做生意要會打算盤,說:“不學會打算盤,生意就做不好。”“要能打算盤,能寫賬,這是做生意的人必須學到的。”陳雲還說:財經系統中“不會‘打算盤’的工作人員和領導人員決不是好的工作人員和領導人員”。在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時,陳雲就是用算盤計算一些數字,計算一些賬目。1981年初,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看到陳雲打算盤的一張照片后,非常感慨,寫了一首詩:“唯實是求,珠落還起。加減乘除,反復對比。運籌帷幄,決勝千裡。老謀深算,國之所倚。”

在商務印書館,陳雲還觀察了整個大上海的經濟。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是上海近代都市文明發展的高峰。在民族主義浪潮的影響下,民族工商業興盛發展,城市發展產生新的動力。這個階段,正是陳雲在上海的時期,上海的商品交易所就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3年,陳雲在黨的文藝工作者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的同志有住在上海的,是不是知道上海呢?大家知道上海有交易所,但是証券交易所也好,紗布交易所也好,究竟是個什麼情形,知道的人就少了。我聽說茅盾寫《子夜》,就跑了好久的交易所。”“文化大革命”中,陳雲提出要研究資本主義,尤其要很好地研究世界市場的價格,他說:價格問題很復雜,經常變化,“我過去在上海當學徒的時候,上海的交易所就是那樣。這就要求我們要有遠見”。他提出:對於資本主義商品交易所,我們要研究他,利用他,而不是消極地回避他。

他還提到上海的銀行業。“文化大革命”中,陳雲談到外資,說:“外資和過去(指解放前)上海、天津那些銀行、錢庄一樣,看到哪家生意做好了,就找上門來了,無非是要些利潤。這就是馬克思講的平均利潤率。你信譽好的時候人家找上門來,不好的時候就要逼債。”改革開放后,針對大量借外國人的錢搞建設,陳雲指出:“借外國人那麼多錢,究竟靠得住靠不住?舊社會,我在上海呆過,錢庄、銀行貸款,要經過好多調查,確有償還能力,才借給你。”

三、進入商務印書館,加入中國共產黨

進入商務印書館,陳雲選擇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是其選擇的過程是艱辛的、經過反復比較的。在商務印書館,陳雲有機會接觸到社會上流行的種種思想和政治主張。他自己曾回憶到:一開始“很贊成吳佩孚”,吳佩孚是民國時期北洋軍閥的主要代表人物,政壇軍界中的佼佼者。在五四運動中,他堅決反對將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轉交給日本,被稱為富有膽略的愛國軍人。1924年他也是亮相美國《時代周刊》封面的首位中國人。當時,吳佩孚掌握著直系最多的兵力,擁兵數十萬,虎踞洛陽,其勢力影響著大半個中國。人們普遍看好吳佩孚的前途。后來吳佩孚鎮壓革命,陳雲拋棄吳佩孚,轉而“相信國家主義派是‘外抗強權,內除國賊’”。

五卅運動前后,陳雲從商務印書館的國民黨黨員那裡接觸到三民主義,“覺得孫中山的道理‘蠻多’”,於是,在1925年六七月間,經商務印書館同事薛兆聖、張文菲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並成為“商務印書館發行所分部”的首創人之一。后來,1927年7月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左派國民黨部也就取消了”,陳雲“亦最后退出了”國民黨。

然而,在這過程中,陳雲選擇的步伐並沒有停止。他在同事的介紹下,前往上海通訊圖書館看書,開始接觸到馬克思主義。這個圖書館由進步青年應修人、樓適夷共同創辦。創辦時藏書約138種,1928年增加到5000余種,多為進步書刊,如《共產黨宣言》《通俗資本論》《中國青年》《向導》等革命書刊。在這個時候,陳雲讀到了《共產主義ABC》《馬克思主義淺說》《資本制度淺說》這類的書籍,感到:“這些書看來它的道理比三民主義更好。”同時,商務印書館是當時中國的一個新式的文化出版機構,出版了一批進步書籍,如:李季翻譯的《社會主義之思潮及運動》,范壽康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瞿秋白的《新俄國游記》和《蘇聯叢書》,還有沈雁冰翻譯的《國家與革命》。這些書籍的出版,為陳雲了解新思想提供了便利。

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再加上五卅運動、商務罷工的鍛煉,1925年的八九月間,陳雲在董亦湘、惲雨棠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對於自己入黨的經過,他后來回憶說:“當時加入共產黨最大的原因是大革命的潮流的影響,同時生活上眼見做了五年學徒,還是每月隻賺七元錢的工資,罷工以后,就接近了黨了。但當時入黨時有個很重要的條件把三民主義看了,把《列寧主義概論》和《馬克思主義淺說》都詳細地看了,那時了解了必須要改造社會,才能解放人類。這個思想對於我影響很大。”他還說:“我自覺入黨時經過考慮,而且入黨以后,自己覺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業’的一套,而要專干革命。”

在商務印書館,陳雲選擇加入中國共產黨,標志著他由一個好學、上進的店員,開始成長為一名堅定不移的無產階級革命者。此后,他為中國共產黨奮斗了整整70年。

四、進入商務印書館,磨練了意志

陳雲的童年生活是悲慘的,2歲喪父,4歲喪母,6歲撫養他的外婆也去世,后來又由舅父母撫養長大。但是陳雲非常勤奮、刻苦、懂事,學習成績一直非常好。進入商務印書館后,陳雲更加刻苦地學習。商務發行所的工作非常繁忙,每天工作12個小時,上下班路上還花費一定的時間,回到住地,早已疲憊不堪,但是陳雲還是看書學習。陳竹平曾回憶說:“每天清晨,天還沒亮他就起床讀書、寫字、學英文﹔晚上下班后,回到宿舍也是讀書寫字到深夜,成年累月從未間斷過。”陳雲自己也回憶說:“我應該說在商務時期,對我在文化上的得益很大,全部‘童話’、‘舊小說’、‘少年叢書’都看了,有時也可翻翻雜志。同時我自信也是很用功的一個人,練字,上夜校(商務辦的),讀英文。”可以說,陳雲以一個高小畢業生的文化程度,后來能夠成長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跟這幾年的勤奮學習是分不開的。

在商務,陳雲還一改以往文弱、沉靜的個性,從各方面鍛煉自己。他經常去閘北公園鍛煉身體﹔嘗試各種球類活動,乒乓球、籃球場上時常能看見他的身影﹔還抽空去打靶,他的射擊成績在同伴中總是遙遙領先。他還經常去聽評彈,買了二胡、笛子,一有時間就練習拉胡琴、吹笛子。他說:“我們是青年人,青年人應該奮發有為﹔我們要做一個站在時代前面的青年,不要做時代的落伍者,更不要做暮氣沉沉的青年。”

在商務,陳雲還養成節儉的好習慣。剛開始時,陳雲的月薪隻有三塊大洋,后來漲到七塊大洋。即使這樣,陳雲還省吃儉用,把省下來的錢用來接濟舅父母一家的生活,有時還會幫助有困難的職工。同時,商務印書館是經過艱苦創業起家的,商務管理者總是精打細算。陳雲在商務當學徒時商務印書館的主要管理人就是張元濟。張元濟就十分儉朴,他平時寫張條子都是用裁下來的廢紙,一個信封也常常反復使用4次以上。當時編輯所所長何柏丞每天向張元濟報告所務,都是裝在新的信封裡送去,過了二三個星期,送信人帶回一疊信封,附著一張字條,請他以后用這些舊信封送。經過商務這種儉朴作風的洗禮和磨練,陳雲在領導經濟工作中總是精打細算。他本人也是十分節儉,他的發言稿常常是寫在台歷的背面。

商務印書館對陳雲的一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對商務印書館也產生了深深的感情。1949 年 9 月出版的第一期《商務職工》上,刊登了《歡迎陳雲同志來滬》的報道,說:“這次(1949 年8月——引者注)他因公到上海,抽空到發行所來訪問老同事,雖然有許多人沒有看見他,更有許多人不認得他,但是他到一個地方,總要到商務去看一看,像他的第二家庭一樣。”

原載:《世紀風採》2020年第6期

(責編:曹淼、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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