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第一任對外貿易部部長葉季壯

（《中華魂》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戰時籌軍食，艱苦計錙銖。

立國主外貿，四海積財資。

秉公耀日月，清白不徇私。

理財稱前輩，德行眾所師。

莫文驊這首追悼葉季壯的詩，是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卓越的“紅管家”的真實寫照。葉季壯，1893年11月出生於廣東省新興縣船崗區水渭村，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擔任中國工農紅軍、八路軍、東北人民解放軍總供給部部長、總后勤部部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第一任貿易部部長和對外貿易部部長，對人民軍隊的后勤建設和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戰時后勤工作得到周恩來的稱贊

1929年秋，粵桂軍閥在三水鏖戰。蔣介石利用俞作柏的外甥李明瑞同楊騰輝師，從武漢乘船經由海道進佔梧州，攻打桂軍側后，桂軍大敗。俞作柏、李明瑞遂統治廣西。因為中共在廣西已有一定的群眾基礎，俞、李想借重中共的力量，來鞏固他們的地位﹔我黨也想利用這半公開的地位，更好地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發展革命武裝力量。此前，中共中央於1929年5月已派鄧小平、張雲逸等前往南寧。爾后，又派來袁任遠、葉季壯等40余人。葉季壯被派到警備第四大隊任職。

葉季壯到了警備第四大隊后，擔任中共支部書記，緊密配合張雲逸開展工作。不久，張雲逸又從教導隊調來100名黨員擔任連排骨干。這樣，四大隊連以下的軍官幾乎都是共產黨人。我黨實際上掌握了這支部隊。

1929年10月初，俞、李部屬3個師被蔣介石收買反叛，廣西局勢突變，中共中央代表鄧小平立即部署撤退，我黨直接掌握的警備第四大隊和教導隊的一部分共2000多人，分別由鄧小平、張雲逸率領從水陸兩路（鄧小平等行水路、張雲逸等沿陸路押運軍械、資財等重要物資）直往右江百色。在百色經過充分的准備后，1929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兩周年時，鄧小平、張雲逸發動了百色起義，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和右江根據地。

1930年2月1日，又發動龍州起義，成立了紅八軍，建立了左江根據地。根據地和紅七軍、紅八軍建立后，部隊和根據地人員迅速增多，為了解決供給問題，時任紅七軍經理處處長的葉季壯建議軍部改薪餉制為官兵一致的供給制。經軍部研究同意。在對全軍官兵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時，具體確定了各項經費開支的原則，從而建立起紅七軍的一整套財經制度、供給制度。紅七軍上至軍長，下至戰士，都自覺地嚴格遵守這一制度，毫無怨言。特別是紅七軍各級領導，體諒黨的困難，模范執行新的規定，甚至在最艱難的時候，縱隊司令員李謙還把自己身上僅有的一張負傷時染滿血跡的港幣（伍拾元），交給輜重隊長陸瓊去辦伙食。這件事使同志們受到感動。葉季壯知道后，從經理處拿出幾十元給部隊辦伙食，將港幣送還給李司令員。許多同志都把自己的防身錢拿出來幫助部隊克服困難。

正當左、右江根據地逐步鞏固和發展的時候，1930年8月間，中共中央命令紅七軍打下柳州、桂林，在廣東三水、北江建立革命根據地，阻止兩廣軍閥向北增援，最后奪取廣州，保証以武漢為中心的“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在中央“左”傾錯誤方針的指導下，紅七軍奉命離開革命根據地，進入白區攻打大城市，轉戰於廣西、廣東、湖南、江西四個省，行程7000余裡，來到了中央根據地。在長途轉戰中，葉季壯率領經理處的同志不辭勞苦地進行籌糧籌款，購置被服、醫藥和各種軍需物資，保証部隊的行軍作戰需要。

在中央根據地，在經濟來源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他認真抓兵工廠整頓工作，在設備簡陋、材料短缺的情況下，動員全體軍工人員想辦法克服困難修造了大批武器和3000枚炸彈，從而保証了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和長征初期武裝彈藥的供應。周恩來贊揚這是紅軍兵工生產有史以來“空前的成績”。

成為敵人炸不爛切不斷的鋼鐵運輸線

抗戰初期，國共關系較好，國民黨尚能撥一定數量的軍餉和武器裝備。但這遠遠不能解決我軍的供應問題，經費來源主要是靠根據地人民的支援和愛國華僑的捐獻。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后,國民黨頑固派連續發動反共高潮，停止撥給我軍的軍餉和武器彈藥，並與敵偽勾結，對解放區進行軍事“圍攻”和經濟封鎖，造成敵后解放區經濟極端困難。為了戰勝困難，做后勤工作的葉季壯和解放區軍民一起，堅決執行毛澤東“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經常騎驢策馬，翻山越嶺，風塵仆仆，為組織開荒屯田，開發鹽湖，興辦紡織、被服、制藥、造紙等工廠，發展出口貿易而到處奔跑。他認真總結在瑞金中央蘇區時期搞供給制的經驗，結合抗日戰爭時期的特點，建立起一整套八路軍的供給制度。

在激烈而頻繁的戰爭環境下，有一部分后勤人員覺得搞經濟工作麻煩、瑣碎又受氣，不如上前線指揮打仗、沖鋒陷陣來得痛快，不安心工作。為了從根本上幫助大家提高對后勤工作重要性的認識，葉季壯耐心做思想工作，他說：作戰方針確定之后，后勤保障如何，對於戰爭的勝負就具有極重要的意義，這本來是不用舉例可以明白的道理。但是，碰到實際問題，有些人卻糊涂起來了，把后勤工作置於不重要的位置，“而忘記了軍械、彈藥、軍實、器材與糧秣是軍隊的命脈之一。”他指出后勤部的工作范圍是包括軍隊供給（軍需）、衛生（軍醫）以及兵站等三個部分，它與司令部、政治部一樣是軍隊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要求全體后勤工作人員充分認識自己工作的意義，堅守崗位，把工作做好。

根據抗日戰爭相持階段的特殊困難，葉季壯積極擁護我軍實行官兵一致的供給制度，從總司令到一般戰士，給養和被服一律平等，只是津貼上稍有差別，但也不過是五元與一元的差別而已。規定每人每天伙食費六分至一角，糧食每人每天一斤四兩，戰斗部隊每人每天一斤半，如是麥子則發二斤，全軍每人每年發給一至二套單衣，一套棉衣以及被服等。這樣的生活是很艱苦的，但尚能保証大家吃飽穿暖。這種戰時供給制度成為我軍建設中的一個重要制度和重要經驗。

為貫徹“精兵簡政”政策，葉季壯在部隊中開展嚴格制度節約開支的運動。針對有些單位開支不嚴格遵守制度，諸如“先用后報”、“自立制度開支”、“隨便超過預算”等現象，於1940年初在延安各軍事機關部隊開展了查賬運動。這次查賬運動的范圍很廣，包括財務收支、糧秣收支、器材的保管使用以及其它一切公物的愛護和合作社的經營等方面。通過這次查賬運動，肯定了后勤工作的成績，總結了經驗，同時也發現了一些漏洞，並根據群眾提出的意見，把查賬運動作為發揚經濟民主的一種制度堅持下去，規定在各級軍政首長直接領導下，定期討論並檢查一切財政開支、報銷和糧秣的領取、公物的領發保管等工作。要求每個伙食單位每月查賬一次，營以上機關則每3個月查賬一次，要有士兵代表參加並把賬目公布，接受群眾的審查。為了便於執行，葉季壯提出，各種財政經濟制度應一律寫成“成文法”，陸續公布，最后編一本供給法規，同時加強培養會計人才，加強對財經制度的監督。所有這些，都對杜絕貪污浪費現象起了積極作用。

1940年以后，頑固派掀起反共高潮並停止了對我軍的給養，八路軍又重新恢復了后勤部屬下的兵站部，各地建立起一批兵站組織，以負責前后方之間的交通運輸工作。葉季壯對如何辦好兵站組織方面，作了許多具體指示，使建立在群眾基礎之上的八路軍兵站組織，成為敵人炸不爛切不斷的鋼鐵運輸線，為支持前方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抗戰結束后，為貫徹“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1945年9月16日，黨中央決定由彭真、陳雲、葉季壯、伍修權等6位同志作為先遣隊去沈陽與蘇軍取得聯系，為我大批干部和部隊進入東北地區創造條件。

當時蘇聯紅軍有軍銜，為了便於開展工作，我方人員也應有相應的軍銜。我黨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的名義，授予彭真、陳雲、葉季壯三位同志中將軍銜。並用中俄兩種文字寫了任命。葉季壯先后擔任東北民主聯軍（后改為東北人民解放軍）后勤部長、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東北人民政府財政部長兼商業部長等職，作為陳雲的副手參與東北解放區的財經領導工作。

當時蘇聯根據中蘇協定，允許發行少量軍票作為籌集給養之用，但蘇軍則大量發行，造成軍票貶值，群眾受到損失。為了穩定金融，葉季壯提出發行人民幣來代替軍票，維護了群眾的利益，穩定了市場物價。他不顧身患心臟病而緊張戰斗，努力發展經濟，建設后方，支援前線，為遼沈和平津戰役的后勤供給策劃巨細，勞苦功高。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外貿部長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葉季壯擔任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部長。不久又任外貿部部長，還先后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副主任等職，協助周恩來總理和陳雲、李先念抓財經工作。

葉季壯自覺地堅持對外貿易為我國的外交路線服務，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方針。建國初期，在美帝國主義發動侵朝戰爭，推行“禁運”政策時，葉季壯親自指揮搶運滯留國外的大批物資，使國家經濟損失減少至最低限度。同時，為了打破帝國主義的“禁運”，在發展同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亞非國家的貿易往來上下大功夫，卓有成效。

1952年中錫貿易談判是一例。當時，尚未與我建交的錫蘭（現斯裡蘭卡）的主要出口商品橡膠價格大跌，銷售困難，同時糧食欠收，主要進口商品大米價格猛漲，錫蘭前總理科特拉瓦拉說：“這對錫蘭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而我國卻十分需要橡膠。在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和葉季壯的直接主持下，我國同錫蘭談判並簽訂了大米、橡膠換貨5年貿易協定。根據平等互利、互通有無的貿易政策，並著眼於發展同錫蘭的友好關系，合情合理地處理了大米與橡膠的比價問題。中錫貿易協定是一曲反“禁運”斗爭的凱歌，它播下了中錫兩國人民友誼的種子，創立了同未建交國家開展政府間貿易的范例，對我國同亞非許多國家建立貿易和外交關系起了促進作用。

1955年4月，周恩來總理率領陳毅、葉季壯、章漢夫等為成員的中國代表團出席了亞非會議，葉季壯負責商談起草有關經濟問題的決議。他利用會內會外的機會，廣泛地同亞非各國的代表接觸，宣傳加強亞非各國之間經濟合作的重要意義，探討進一步擴大我國同亞非各國發展貿易的可能性。由於周恩來和中國代表團全體成員的辛勤工作，較好地消除了其他亞非國家對中國的疑慮和隔閡，促進了相互了解和親善。為了貫徹“萬隆精神”，亞非會議以后，葉季壯率領我國貿易代表團訪問了一些非洲國家，根據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堅定而又靈活地執行我國對外政策和貿易政策，同一些國家簽訂了貿易協定，解決了以前認為難於解決的貿易平衡問題，增進了友誼。

三年困難時期，蘇聯政府撤走專家撕毀合同並進行逼債。葉季壯奉命代表我國政府同蘇聯方面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在我國外貿出口十分困難的條件下，他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中央、國務院的指示，發動廣大職工，依靠各地黨的領導和全國人民的支持，千方百計克服困難，促進生產，組織出口，為國爭光。不僅提前還清了對蘇欠債，而且還進口了急需的糧食、化肥、農藥、輕工原料和供應市場的物資。外貿工作取得了出色的成績。他不顧自己年高多病，忘我地工作。常常在深夜聽取派駐第一線工作人員的電話匯報。臥病住院期間，還把有關同志找到病床前了解情況交代任務，叮囑他們切不能有誤及國計民生的大事發生。

葉季壯以經驗豐富，工作踏實，掌握政策穩妥，按客觀規律辦事而聞名。在長期經濟工作中養成了一個習慣，天天看報表，無論工作多忙，時間多晚，不看完不睡覺。他說：掌握了數字才能做到“胸中有數”。他經常對同志們說：搞經濟工作數字很重要，數字反映事物的發展過程和性質，中央主持財經工作的領導同志，有時要依靠我們提供的數字來決定政策，採取措施，決不能馬虎。他經常向有關干部提問一些數字，不喜歡聽“大概”、“估計”、“可能”、“差不多”之類的回答，因此，凡是參加他主持的會議，人們總要先仔細准備，以免“考試”不及格。

葉季壯在主持外貿工作過程中，十分重視正確處理內銷與外銷的關系。其指導思想是在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原則下，根據國家經濟建設和外交政策的要求，按照需要和可能，有計劃地積極組織出口和進口。他強調在制定外貿計劃時，既要照顧到人民當前的生活需要，又要照顧人民的長遠利益。他十分認真地執行周恩來關於“重合同、守信用”的指示，計劃確定后，特別是對外簽訂了的合同，除非萬不得已，均堅決執行，不隨便撤銷，以維護國家的信用。對外貿進口和出口兩個方面的關系，葉季壯堅持貫徹“以出定進，進出平衡，積極可靠，留有余地”的方針。進口用匯保証重點，補助一般。在外匯使用上，他常說：“有多少錢，辦多少事”,“要摸著石頭過河”。他十分注意對國際市場和世界經濟的調查研究，經常分析國際貨幣金融趨勢，及時採取對策。在他擔任對外貿易部長的十多年中，對外匯收支平衡一直抓得很緊，隔幾天就要找有關人員談一次，如發生外幣貶值或收支不平衡時，就天天抓，經常盤算怎樣增加出口，怎樣把人民用血汗換來的外匯花在刀刃上。

1962年，為了克服國民經濟的暫時困難，葉季壯積極擁護和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大力協助陳雲和李先念運用價值規律，在活躍市場、恢復經濟方面，出了一些好主意。如用進口糧食和食糖加工高級糖果點心投放市場后，他親自到街上商店去看動向，收集反映。葉季壯經常教育干部要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曾向外貿部干部作過《關子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問題》的專題報告。他同時要求干部努力學習業務，曾以國外一位多年經營鹿茸精、富有經驗的業務人員為例，啟發外貿職工要在實踐中積累經驗，成為精通業務的內行專家。

葉季壯善於總結經驗，幫助提高干部的思想政策水平。工作中出了錯誤或偏差，勇於承擔責任，從不往上推，不往下卸。比如：在“大躍進”時期，外貿部制定的計劃也受到浮夸風的影響，定得過高無法完成，因而下面干部就出現強迫命令的現象。對此，葉季壯在廣東省外貿工作會議上，主動檢查了錯誤，承擔了責任。他說：外貿指標定得太高，脫離了實際，使各省壓得喘不過氣來，下面出現強迫命令，根子在我們外貿部領導。由於葉季壯工作認真負責，扎實穩健，有真知灼見，作風又民主，因而財貿系統的干部都很敬佩他，長期與之共事的中央領導同志則很器重和信任他。周恩來總理在處理和決定有關財經方面的重大問題時，總要先征求葉季壯的意見。三年經濟困難時期，陳雲主持財經工作，也經常找葉季壯去共商大計。李先念副總理曾說過：葉季壯批過的文件我批就放心了。

處處彰顯“紅管家”的革命本色

葉季壯幾十年如一日地為革命而理財，被譽為我黨我軍的“紅管家”。他不僅具有豐富的經驗和高超的才干，而且有一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赤誠之心。他飲食起居非常簡朴，從不利用掌管財經、外事的職權搞特殊享受。

1963年，一位外國友人送給葉季壯一台手提式電視機，外貿部交際處按規定，派人送到家裡給他過目，葉季壯叫交際處的同志帶回交公。在他擔任外貿部長期間，外國朋友送來的禮物不少，均按此原則處理，點滴不沾。他出國的機會很多，但從未給家人或親友購買進口貨。他曾教育家人說：“近水樓台先得月，那是剝削階級的格言。近水樓台不得月，才是我們無產階級的格言。”

有一次，葉季壯要出國訪問，經管人員給他重新做了兩套料子衣服。回國后，葉季壯堅持要把做衣服的錢還給公家。經管的同志不肯收他的錢，說：“如果一定要交的話，就把衣服交給公家好了，反正你平時是不愛穿料子衣服的。”

葉季壯說：“按我的身體做的衣服，別人無法穿用，怎能讓國家蒙受損失呢？還是退錢給公家好。”他堅持把制衣服的錢付給了公家。

十年動亂期間，“造反派”滿以為葉季壯家中一定有很多的財寶或高級“洋貨”。但抄家時，既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更沒有什麼“洋貨”，隻好悻悻地離去。后來聽說葉季壯在1961年出差廣州時，突然中風住院，他的孩子們從北京坐飛機去探望，機票全由公家報銷了。“造反派”如獲至寶。把葉季壯的夫人馬祿禎拉去批斗，沒料到探病的飛機票根本就沒有拿去公家報銷。“造反派”又懷疑葉季壯把大量的金銀財寶轉移到老家去了，派出人員到葉季壯的祖居進行搜查，盡管把其已死多年父親的墳墓都挖掘出來了，結果，還是沒有撈到半根稻草。經過這場劫難，更顯示了葉季壯廉潔奉公、嚴於律己的高尚品德。

葉季壯為人厚道，密切聯系群眾，不僅對上級領導同志很尊重，對同級和下級關系很融洽，對勤雜人員也一樣關心愛護，不擺官架子。在經常到他家裡做客的人當中，就有一個炊事員王星成。這是1937年葉季壯因公赴太原時在一間飯鋪裡吃飯時認識的鋪主，當時葉季壯在扯談中覺得老王有愛國心，便帶他回延安參加了革命，初時在“西北榮社”當炊事員，后來隨葉季壯到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做飯，解放后又派到我國駐波蘭大使館當炊事員。1958年回國后被安排在外貿部看熱力表，自此，逢年過節老王必到葉家做客，葉季壯每次都盛情接待，弄點好菜飲酒聊天，無拘無束，親密得很。那些秘書和警衛員們覺得首長這樣做似乎有點“失身份”便議論起來。葉季壯知道后，對他們講了《史記·陳涉世家》中的一個故事：“秦朝末年，農民起義領袖陳勝當了陳王后，看不起過去一同給地主幫佣的老朋友，后來甚至借口這些老朋友對他不尊重，就和他們斷了關系。他這樣一來，窮朋友們很害怕，都走了。陳勝忘了本，結果眾叛親離，失敗了事。我們共產黨人，總要比陳勝高明得多吧，貧賤之交不可忘啊！”這一席話，給大家教育很深。

葉季壯還經常對同志們說：在革命隊伍內，誰也不能高人一等，誰也不應低人一頭。特別交代家人和秘書等，不管是司局長、處長還是一般干部、工人到家裡來找他的，一定有要事，都不要攔阻。客人告退時他都送到門口握手告別。三年困難時期，他家裡和普通老百姓一樣吃的是粗茶淡飯。有一次吃蘿卜湯，連蘿卜纓子也煮進去了，又沒有油，吃起來發苦。女兒嘗了一口便皺起眉頭不吃了，葉季壯就給孩子們講起一個故事：1942年延安開展大生產運動時，他跟八路軍朱德總司令、葉劍英參謀長一起在南泥灣開荒種地，中午吃飯時也是一盆蘿卜湯，陝北的蘿卜又瘦又小，煮的時候又沒切，缺油少鹽，比現在的還要難吃，但當時朱德總司令、葉參謀長一邊吃一邊樂呵呵地說：“今天吃人參湯。”女兒聽了之后，也不再嫌苦了。葉季壯是個非常儉朴的人，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裡的陳列品中有一條舊皮帶，注明是葉季壯用過的。他就是扎著這條皮帶，經歷了反“圍剿”、二萬五千裡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漫長年代，直到解放后的50年代，才被軍事博物館動員獻出，作為我軍艱苦朴素的例証。

更使人敬佩的是葉季壯那種為堅持真理而斗爭的精神。在“文革”期間，林彪、“四人幫”煽起“極左”思潮，誣諂和殘酷打擊老干部，葉季壯看到當時籠罩在中國上空的滾滾烏雲，內心憂憤難平，坐在病床上給毛澤東寫信，傾吐為真理而戰斗的心聲。林彪集團三次派人上門來“查証”鄧小平的問題，硬要他簽字，三次都被他頂了回去。並對守在床前的家人說：“我決不能做虧心事”，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光明磊落，為堅持真理而斗爭的高貴品質。

1965年1月，葉季壯第二次中風住進了醫院。在病床上度過了他最后的兩年多時間。時值“文革”開始，他不僅因為自己受到種種誣陷而憂憤，更重要的是擔心黨和國家的前途，於1967年6月27日逝世，終年74歲。

6月30日，周恩來、李富春、陳毅、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志到八寶山參加追悼會。周恩來總理在追悼會儀式之前，向到會的同志們講述起葉季壯在建軍、后勤、外貿、外援等方面的貢獻，足足講了一個多鐘頭，號召大家向葉季壯同志學習。許多與葉季壯共過事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十分懷念和稱贊這位我黨我軍卓越的“紅管家”。

原載：《中華魂》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