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檔案資料共存亡”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之地，也是中國共產黨“一號機密”的隱藏之地。所謂“一號機密”，就是中國共產黨從建黨至撤離上海期間的兩萬多份重要檔案文件，黨內稱其為“中央文庫”。要知道中央文庫在上海的時間不是幾天、幾月、幾年，而是歷經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三個歷史時期。而且當時的上海既有帝國主義的軍警巡捕，也有肆無忌憚的國民黨特務。能在血雨腥風的白色恐怖環境中保存這些機密的檔案資料，既能做到查閱、利用，又能保証絕對安全、萬無一失，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而創造這個奇跡的是一批優秀的共產黨員和他們的親屬。張唯一作為中央文庫的第一位守護者功不可沒。

　　“人在文件在，與檔案資料共存亡”

　　張唯一，又名錦榮，1919年曾參加毛澤東領導的驅逐湖南督軍張敬堯的斗爭，后由共產黨人郭亮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初期，張唯一曾擔任湖南省國民政府教育廳廳長，有文化，有修養，曾在上海從事過地下工作，有豐富的地下斗爭經驗。他遇事冷靜、機智練達，在黨內素以老成持重著稱，有“張老太爺”之稱。因此當組織向他講明保管中央文庫的目的和意義后，他欣然接受這一重任，並向黨表示決心：“人在文件在，與檔案資料共存亡！”於是，保護檔案的安全，就成為守護中央文庫的首要任務。

　　按照《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條例》的相關規定，在地下斗爭環境中，黨的機關必須以“家庭化”的面目出現。於是，張唯一從中共中央秘書處選調於達和張小妹兩名秘密黨員，三人組成一個“家庭”。張唯一的社會職業是木材行老板，在“家庭”中是“老太爺”。工作人員於達和張小妹假扮夫妻，社會職業是“少掌櫃”和“少夫人”。在日常生活中，這個“家庭”與房東和左鄰右舍的交往既和氣又大方。如有特務搜查，舉家都能鎮定自若，奉煙上茶，“熱情接待”。由於提前工作到位，盡管這個“家庭”經常有特務、偵探、警察、巡捕“光顧”，但沒有一次露出破綻。

　　為了確保中央文庫的安全，作為中共中央秘書處文書科主任的張唯一，特別注重掌握情報，他還與中央特科的李克農、陳賡、李強等人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以便了解黨在上海的基本情況，同時也便於了解敵人的一舉一動。由於平時注重搜集和掌握情報，因而在管理保護文庫時就有了對敵斗爭的主動權。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張唯一接到通知后，迅速召集會議，布置工作，展開行動，並與另一名同志分乘兩輛黃包車，從不同路線將檔案運到上海金陵中路順昌裡一家獨門小樓上。原地址雖已被國民黨特務包圍，但敵人扑了空。由於中央文庫得到了迅速轉移，避免了難以預料的后果，中央檔案獲得了安全。

　　“至死不出賣黨的機密，至死不出賣同志”

　　保護檔案的安全是第一要務，開展檔案的整理工作，也是作為中央文庫守護者的重要工作職責。為此，張唯一根據上級有關規定，進一步制定了“一切文件歸檔案”制度和《關於文庫材料編目問題的方案》，將保管的文件按照“分地”“分時”“分項”的三分法進行了初步整理。“分地”整理，就是將全部檔案資料按其作者結合地區分開﹔“分時”整理，就是將一個機關和一個地區的全部檔案按時間順序排列﹔“分項”整理，就是將一個機關、一個地區某一年代或某時期的文件按“項目”分開。為了方便利用文庫檔案，在張唯一的領導下，文庫管理者又制定了《關於文件編目的規定》，按照時間和目錄項目對文庫檔案進行分類順序編目。通過分類和時間順序編目，既不打亂文件的年份，又能在同一個目錄上把文件按類分開，同時還標明了文件的總數，這樣不僅方便了存取，也方便了利用。為了確保檔案文件的安全，張唯一認為中央文庫的檔案資料雖然是集中統一保存，但在血雨腥風的白色恐怖環境之中，黨的機密檔案實在不宜大量集中於一處。於是便將文庫檔案分存在不同的地方，以隱藏巧妙不露破綻為原則。

　　1932年，上海地下黨的斗爭環境更加惡劣，上海臨時黨中央不得不陸續撤往江西蘇區，中央文庫則繼續留在上海，由上海中央局代管。作為中共中央秘書處文書科主任的張唯一，調任上海中央局秘書。因難以兼顧文庫工作，陳為人接替張唯一管理中央文庫，張唯一與陳為人的妻子韓慧英單線聯系。1935年，中央文庫再次遇險。這年2月，張唯一和韓慧英不幸被捕。幸運的是他們入獄后被集中在一間房子裡，利用這個瞬間的機會兩人訂正了“口供”：張唯一化名“張文欽”，靠出租房屋生活﹔韓慧英是河南開封農村人，來上海找二表姐走錯了門，兩人相互根本不認識。同時他們利用可貴的碰面瞬間，相約一口咬定：“至死不出賣黨的機密，至死不出賣同志”。最終他們戰勝了敵人的酷刑，保住了中央文庫的機密。1937年出獄后，張唯一繼續從事黨的情報工作。中央文庫在后任者的精心保護下，於上海解放后完整無損地交由中央檔案館保存。

　　（作者為天津市高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聯盟天津商業大學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