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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故事”傳播的成功之道

於安龍

2020年08月03日08:07    來源:學習時報

原標題:“延安故事”傳播的成功之道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面對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和政治污蔑,通過積極開展與外國記者的互動交流,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打開了對外宣傳的窗口,實現了“延安故事”的廣泛傳播。面對復雜的局勢和重重阻力,中共另辟蹊徑,借助外國媒體和記者打通了向外“發聲”的渠道,成功將“延安故事”傳播到國內外,為中共贏得了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廣邀外國記者來訪
  中共高度重視外國記者來訪,並將其視為與外界交流的難得機會。斯諾之所以能到陝北訪問,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毛澤東提議選擇一個“可以信賴的外國人”訪問根據地。正是在中共的邀請和推動下,斯諾成為“第一個沖破艱難險阻到蘇區來調查了解”情況,“並將事實公諸於世的外國記者”。美國記者史沫特萊也是在正式接到中共的邀請后,到延安訪問的。1944年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是一次人數多、規模大的集體性訪問。雖然此次訪問歷經曲折,但中共的熱情邀請是其最終能夠成行的重要原因。1944年2月中旬,董必武同各國記者談話,邀請他們前往邊區考察。2月26日,董必武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建議為迎接外國記者做准備工作。周恩來於28日即回電,安排專人護送記者團赴延。3月9日,周恩來受毛澤東、朱德和中共中央委托,致電董必武轉外國記者,對記者團訪延表示熱烈歡迎。4月30日,毛澤東致電董必武轉11位外國記者:“諸位來延,甚表歡迎”,隻要國民黨政府同意“即可動身”。屢次盛情相邀,充分展現了中共誠懇的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外國記者們的顧慮和擔憂,最終促成了他們的西北之行。
  中共對來訪的外國記者,都以禮相待,高度重視接待和服務工作。1940年12月,中共中央專門就如何對待英美新聞記者等問題發布黨內指示,要求“對於接洽訪問之英美人員,不僅不應該採取不合理或冷淡的態度,而且應採取歡迎與招待之態度”。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到訪之前,周恩來專門召集邊區黨、政、軍、民、學各部門負責人開了動員會,介紹記者團具體情況及其來訪目的,傳達中共中央接待方針政策,還向各機關借調了一批優秀干部和翻譯人員來幫助做好接待工作。黨中央、毛澤東對此也甚為關注,強調要妥善安排各項接待工作。據胡喬木回憶,“事實上,凡涉及外交,事無巨細,都要匯報到毛主席那裡,有時甚至連一些細小的事務也由他親自布置安排”。中共對外國記者來訪的重視還表現在,幾乎每一位來訪記者,都能得到中共領導人的親自接見,有時甚至是徹夜長談。斯諾曾回憶,他與毛澤東會“一連談上幾小時,有時差不多談到第二天黎明”。英國記者貝特蘭回憶,某次談話結束時,毛澤東把他和翻譯送到院子裡,還盛情邀請說:“你們一定再來,讓我們一起再多談談。”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來到延安之后,毛澤東、朱德等多次接受外國記者的採訪,介紹中共的有關政策。其中毛澤東與斯坦因談話時,從14日下午3時持續到15日凌晨3時,長達12個小時。如此長時間、近距離地訪談交流,是對外國記者來訪的積極配合與協助,收到了“賓主盡歡”的良好效果。“毛主席很興奮,與記者暢所欲言,因為總算是打開了局面。外國記者的情緒也很高,像發現了新大陸。”
  開放記者自由採訪
  在接待外國記者來訪的過程中,中共沒有裝模作樣、弄虛作假,而是採取用事實說話的宣傳策略。因此,“開放”和“真實”成為外國記者在延安的最大感受。1937年5月,海倫·斯諾抵達延安。在歷時4個多月的實地考察中,她訪問了斯諾1936年已結識和未結識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和紅軍指揮員,廣泛接觸了蘇區的戰士、工人、農民、學生、文藝工作者、婦女和兒童。她所採訪的人,不少於65位。她所提出的數以千計的問題,絕大部分都得到了圓滿的答案。從中可見外國記者的走訪時間之久、接觸人員之多。對於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來訪,中共制定的接待原則是敞開大門,讓他們自由參觀考察。周恩來強調,要爭取他們來看邊區機關、工廠、學校和其他單位,爭取他們看后把邊區的實際情況宣傳出去。他還指出:“宣傳工作,要實事求是,介紹我們的成績,也要說明我們工作中有錯誤、有缺點,說明我們有克服錯誤、缺點的辦法,切不可搞浮夸,更不可弄虛作假。”進入邊區后,在為期3個多月的實地走訪中,記者們可以自由考察參觀,不受任何約束。王震就曾在接待參觀團時明確表示:“我現在重新向你們保証,你們有權自由考察我們的任何工作,我們最歡迎你們這樣做。”其間,參觀團成員既訪問了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葉劍英、林伯渠等黨政軍領導人,也自由參觀了學校、醫院、報社、工廠、邊區保育院等機構,與作家、學生、工人、農民進行了廣泛交流,圍繞政府機構及其運作、“三三制”政權以及邊區各項政策進行深入走訪、座談。8月下旬,5位外國記者還前往晉西北根據地,實地觀察了八路軍和地方游擊隊夜襲日寇汾陽據點的全過程。與國民黨的新聞封鎖不同,中共可以說是向記者們進行了全景式開放,並為他們的自由採訪提供了一切可能的便利條件。對新聞工作者來說,這比任何的隆重款待都更為重要。美國記者斯坦因曾說:“看來對於我們的到來,他們是很高興的,而且願意協助我們工作。……他們對我們的態度似乎是:用你們自己的眼睛去了解我們。”
  在此基礎上,外國記者根據自己的直接觀察和親身體驗撰寫了大量的採訪報道,以照片、電影、講演等形式介紹了所見所聞。這些正面宣傳並非刻意為之,而是他們秉持真實、客觀的新聞原則,對自身“眼見為實”的情況所進行的如實報道,沒有任何的生編亂造或夸大其詞。這與國民黨政府人為制造的宣傳有著根本的差別,也充分體現了中共的政策精神,即“對於美國記者及其他外國記者之來我區者,應幫助其自由採訪及報導我區的真實情況”。
  積極提供新聞素材
  事實上,外國記者在赴陝北訪問之前,大都有備而來,即他們心裡都有一些疑惑和問題想要弄清楚。斯諾在訪問延安前心中積攢了眾多的疑惑,如“中國共產黨人是什麼樣的”“他們的領導人是誰”“中國的蘇維埃是怎樣的?農民支持它嗎?”等。為了協助外國記者探明真相,中共除鼓勵他們實地考察、自由參觀外,還積極主動地提供他們所關心的新聞素材和資料,以利於他們更加深入地把握實際情況。在接待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時,周恩來明確提出,“既要准備好全面介紹本部門的材料,主動介紹實際工作情況,又要准備解答他們臨時提出的問題”。在外國記者訪問期間,邊區政府負責人還給每位記者分發了李維漢起草的有關邊區建設簡述的書面材料,內容涉及邊區的發展歷史、政治綱領、經濟狀況、文化教育等,使之對邊區實際情況的了解更加全面。此外,中共提供的各種檔案、文件、公開報道等資料,與記者們的親見親聞相互印証、相互補充,極大增強了他們新聞報道的說服力,也形成了反駁各種不實之詞的“証據鏈”。在安排記者團實地參觀的同時,邊區政府各部門還穿插安排了一系列的座談會、招待會、領導人訪談等活動,向中外記者介紹宣傳共產黨人的政治主張和價值理念,如安排朱德、賀龍、葉劍英等軍方代表接待,介紹中共的軍事和抗戰問題。
  充分展現自身素養
  外國記者來訪,為中共打開了連通外部世界的渠道,也為外部世界觀察、了解中共提供了難得的窗口和獨特的視角。在這種實景式、全方位的參觀考察過程中,記者們的所觀所聞涉及中共的主要政策與基本立場、邊區的建設情況與發展前途、民眾的生活狀況與精神面貌等眾多方面。為了全面地把握情況,對中共領導人進行採訪成為了外國記者的重頭戲。而展現在他們面前的中共領導人,並非國民黨媒體渲染和外界傳言中的“江洋大盜”“土匪流寇”,而是一群具有很高個人素養,待人誠懇、知識淵博、理想遠大的人。他們不懈奮斗的精神、艱苦朴素的作風、彬彬有禮的態度、客觀冷靜的分析等,都給記者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他們大為折服。在與斯諾的會談中,毛澤東對當前形勢的精辟分析和即將到來的抗日戰爭局勢的精准預測,使斯諾十分驚嘆。斯特朗也認為:“毛澤東直率的言談,淵博的知識,詩意的比喻,使這次談話成為我一生中遇到的最為動人的談話。”作為接待外國記者來訪的主要負責人,周恩來同樣給斯諾留下了“頭腦冷靜,善於分析推理,講究實際經驗”的良好印象,“同國民黨宣傳九年來污蔑共產黨人是什麼‘無知土匪’、‘強盜’和其他愛用的罵人的話,形成了奇特的對照”。而在國民黨報紙上常被稱為“赤匪頭子”“殺人犯”的朱德,在外國記者眼中卻是朴素的、親和的“老農民”“好先生”形象,其杰出的軍事才能固然讓人印象深刻,但其“執著於生活,而又有民主作風”的生活態度同樣使人耳目一新。總之,中共領導人官兵平等的理念、民主親和的風格和不拘繁文縟節的作風,給人以極強的親和感、信賴感和認同感,極大地拉近了中共領導人與記者們的心理距離,與國民黨官員的腐敗、無能、專制形成了鮮明對比。史沫特萊曾言:“到延安的外國記者感到非常安心,共產黨員中間沒有國民黨那一套官場生活的形式主義和客套。提起延安的共產黨人,有一個記者說得好:‘他們不是一般的中國人,他們是新中國的人。’這種說法在其他記者的口裡我一再聽到。”中共領導人在理想、信念、品格、意志、作風等方面展現出的人格魅力,不僅是一次個人素養的呈現,更是中共及邊區人民有活力、有信心的一個縮影,外界也從中看到了一個有希望、有前途的中國。
  (摘自2019年第4期《黨的文獻》,原標題為《中國共產黨講述“延安故事”的經驗與啟示——基於延安時期與外國記者互動的視角》)

(責編:曹淼、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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