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關於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思考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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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戰時期朱德圍繞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進行了深刻思考和豐富實踐。他重視瓦解日軍工作，幫助在華日本人反戰組織的發展，支持建立“日本人民的統一戰線”。1941年，他領導籌備了在延安召開的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總結了東方各民族建立統一戰線的不同形式，闡明了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為誰而戰”等重要問題。朱德還倡議“東方反法西斯陣線”與“西方反法西斯陣線”聯合起來，強調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前途不僅決定中華民族的命運，也將極大地影響全人類的發展進程。

[關鍵詞 ]朱德﹔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國際統一戰線

[中圖分類號 ] D613 [文獻標識碼 ] A

中國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著眼世界，深入思考中國抗日戰爭與東方反法西斯戰爭、東方反法西斯陣線與西方反法西斯陣線的關系等問題，倡導並推動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朱德曾多次對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問題作出重要指導，但學界目前的研究多聚焦於朱德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貢獻（參見胡光：《朱德對華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獨特貢獻》，《史林》1997年第4期﹔辜堪生、馮維東：《試論朱德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杰出貢獻》，《毛澤東思想研究》2007年第3期﹔呂曉健、劉鵬：《論朱德與山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軍事歷史研究》2012年第1期等。），而對朱德關於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思考與實踐研究較少。比如，1941年10月，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在延安舉行，朱德在會上作了題為《建立東方各民族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主題發言，大會選舉朱德為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主席。11月23日至26日，《解放日報》登載了朱德講話的第3至7章，但鮮見現有研究對該文本進行詳細分析。（目前關於中共建立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研究，參見曲峽、於志亭：《“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述評》，《史學月刊》1992年第4期﹔庄友桂：《毛澤東關於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思想初探》，《國際政治研究》1993年第4期﹔金貞淑：《試論延安“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會”》，中共中央黨校科研部編《論抗日戰爭》，中國人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541-547頁。）本文擬以相關史料為依據，結合朱德的思想生平，就他關於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思考與實踐作初步探討。

一、重視瓦解日軍工作，支持建立“日本人民的統一戰線”

關於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共曾提出過“日本人民的統一戰線”“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對英美的統一戰線”“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等概念，它們實際上都是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有機組成部分。其中，中共對建立“日本人民的統一戰線”的探索最早。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與日本共產黨聯合發表《中國、日本共產黨為日本強佔東三省宣言》，強調“日本帝國主義者是中國工農群眾與日本工農群眾的共同敵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國、日本共產黨為日本強佔東三省宣言》，《紅旗周報》1931年第19期。）。1936年7月16日，毛澤東在與斯諾談話時將“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列為中國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三個條件。（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96-199頁。）全面抗戰爆發后，朱德與彭德懷發布《中國紅軍告日本士兵書》，其中強調：“我們並不反對日本的工農，我們時刻在希望與日本工農攜手。”（《朱德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頁。）1938年2月3日，毛澤東同訪問延安的蘇軍代表談話時指出：“我們截獲了大量書信，日本士兵對他們的親人說，他們是被強行抓來參加這場戰爭的，他們十分想念自己的家人”，“日本人在准備戰爭的過程中很注意掌握技術，而不重視建立自己軍隊的政治穩定性”。（《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3.5）》第18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頁。）同年2月11日，毛澤東在延安反侵略大會上提出“日本人民的統一戰線”概念，他指出：“今天不但有了全國的反侵略統一戰線，而且這個統一戰線恰好和歷史上空前的全世界反侵略統一戰線相遇合﹔不但能和全世界的統一戰線相遇合，而且恰好又和歷史上空前的日本內部矛盾相遇合，即同日本人民的統一戰線相遇合。”（《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頁。）

在中共中央支持建立“日本人民的統一戰線”方針的指引下，朱德作為八路軍總司令，高度重視通過統一戰線開展瓦解日軍的工作。朱德曾在1939年兩次致電國民黨，介紹八路軍瓦解日軍工作的經驗與成績。4月25日，朱德致電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總結八路軍對日本戰俘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法。朱德指出，八路軍對俘虜士兵“絕對不加侮辱以尊重其自尊心”，並“予以朋友、弟兄之待遇”，使其精神愉快、生活舒適。八路軍通過個別談話、開會、上課、發動民眾慰勞、召開軍民歡迎大會等方式，“揭破其過去所受之欺騙，知我抗戰本意，侵略戰爭之無益於彼等及其國家，爭取其同情我抗戰或積極反對其侵略戰爭”。（《中國抗日戰爭軍事史料叢書·八路軍·文獻（2）》，解放軍出版社2016年版，第58頁。）8月，朱德與彭德懷致電蔣介石等，指出八路軍通過開展對日宣傳戰，大小龍華（易縣西）戰役共俘日軍官兵14人，“內半數以上是自動繳槍投降過來”﹔團山（滿城北）戰斗共俘虜日本士兵7名。瓦解敵軍工作與反戰運動已“引起日軍中嚴重注意”。（《中國抗日戰爭軍事史料叢書·八路軍·文獻（2）》，第106-107頁。）1941年七七事變四周年之際，朱德在《致各地八路軍中日本同志書》中指出，加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陣線”的日本士兵增加，“中日人民已開始建立反侵略統一戰線”，號召“八路軍中日本同志與中國同志的並肩戰斗”。（《朱德年譜》（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7-1068頁。）1942年1月，朱德與彭德懷命令部隊，“凡從敵軍中逃來我軍防地的日本官兵、軍屬及僑民，應以國際友人看待”（《朱德年譜》（中），第1092頁。）。

為開辟對日軍工作的新局面，中共進一步健全了軍隊中的敵軍工作部和敵偽軍工作委員會，創建改造戰俘的日本工農學校，並和日本共產黨一起培養在華日本革命者。朱德指導、支持與關心日本人民反戰運動的發展，對在華日本人反戰組織的發展給予了悉心指導和鼓勵。

1941年10月26日，延安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特別設立了35名日本工農學校日本學員加入八路軍的儀式，朱德致辭。他指出，八路軍始終為人類自由幸福平等而戰爭，八路軍是中國人民的武裝，也是為東亞各民族服務的一支軍隊，“日本兄弟勞苦群眾受著貧苦和壓迫已經很久了，因之你們的要求和我們的目的是一致的”（《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7日。）。1942年5月16日，朱德出席延安日本工農學校舉行的周年紀念大會，他強調了武裝斗爭對日本革命的重要性。他希望日本學員除了從書本上學習革命理論外，更須學習革命工作的實際經驗，尤其是八路軍的歷史。（參見《解放日報》1942年5月19日。）8月15日，朱德在華北日本士兵代表大會開幕式上指出：“反法西斯的日本大眾士兵是我們真正的好朋友，是建立將來東亞和平幸福的好朋友。”（《解放日報》1942年8月16日。）9月9日，朱德與彭德懷等在電賀世界反法西斯東方民族覺醒聯盟冀南支部成立一周年時指出：“一年來你們在冀南前線協助八路軍進行爭取日本兵士工作，成績優良。當此反法西斯勝利前夜，希望你們百倍努力”，“日本軍閥被擊潰之日，即日本人民獲得自由解放之時”。（《解放日報》1942年9月14日。）1943年1月1日，朱德與彭德懷等向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各支部祝賀新年，電文指出：“反戰同盟在日本士兵中獲得了廣泛的同情與響應”，“最后勝利之取得，尚有賴於國際反對日本法西斯統一戰線之更益擴大與鞏固，其中日本人民士兵反戰反法西斯運動之興起實有重大意義”。（《解放日報》1943年1月4日。）

1944年1月，朱德出席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擴大會議開幕式。他強調，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及其前身覺醒聯盟的成立是“中日兩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反戰聯盟又是中日兩國人民互相幫助的起點，將來日本建立人民政府……中日兩國人民再也不像今天這樣打仗，這樣大家才能成為真正親密、互助的好朋友”。（《解放日報》1944年1月18日。）會議成立了“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籌備委員會，朱德在會上被選為會議名譽主席團成員。

截止到抗戰勝利，由八路軍、新四軍中的日本士兵和僑民組成的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在華北和華中發展了21個支部。（參見《解放日報》1945年5月29日。）日本工農學校設立延安本部與晉西北、山東、華中分校，累計培訓了上千名日本學員。（參見《人民日報》1995年8月21日。）1945年，朱德在中共七大上所作軍事報告《論解放區戰場》中，肯定了中共建立中日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瓦解日軍的工作。他指出：“就是這樣，能夠以深入的政治工作去動搖敵軍軍心和瓦解與爭取偽軍。盡管日本俘虜很頑固，可是，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成績很好。”（參見《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頁。）

二、籌備延安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會，闡明東方各民族建立統一戰線的不同形式

“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是“日本人民的統一戰線”的擴展和延伸。1941年10月26日至31日，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來自日本、印度、印尼、菲律賓、緬甸、泰國、朝鮮、越南和中國的130多名代表出席會議，毛澤東、吳玉章、葉劍英等在會議上講話，朱德領導籌備了本次大會。

1941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由朱德領導林哲、羅邁、賈拓夫等七人組成東方民族反侵略會籌備會，籌備經費一萬元。（參見《朱德年譜》（中），第1075頁。）9月16日，朱德邀請在延安的“各東方民族友人”，於21日在軍人俱樂部舉行座談會，“以交換意見，加強我東方民族之團結，共同努力反法西斯反侵略大業”。（《解放日報》1941年9月20日。）9月21日，朱德主持召開東方民族代表座談會，他在會上指出：“在目前東方各民族的聯合反對日寇法西斯，已不是理論問題，而是怎樣行動的問題”，因此，“在延安各民族友人首先團結起來，組織一個東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以建立“和平自由的東亞新秩序”。越南代表梁金生、中國蒙古族代表烏蘭夫、日本在華反戰同盟代表鬆本敏夫、朝鮮代表武亭等相繼發言，會后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會籌備委員會成立。（《解放日報》1941年9月22日。）

9月30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東方各民族團結起來》，同時登載《各民族代表發起召集延安各東方民族代表大會宣言》，宣布日本人在華反戰同盟延安分會、華北朝鮮青年聯合會、越南革命同志會等組織為會議發起單位。大會籌備委員會至少召開了七次常委會討論策劃會議日程、准備會場、排練歌舞節目等。（《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5日。）此外，為擴大宣傳，《解放日報》記者林朗採訪了猶太代表桑德柏爾格、印度代表巴蘇、日本代表團等，以人物訪談的形式在《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發表了一組宣傳文章。（參見《解放日報》1941年10月16、18、20日。）與以往在延安召開的會議不同，籌備委員會希望與會代表可以體現民族的多元性、國家和地區的廣泛性。這也是建黨以來，中共首次以“東方各民族”這個兼具國際性與民族性的概念來組織國際會議，以此來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拓建立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參加會議的國際代表包括來延安工作的外國共產黨黨員、參加中國革命並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外國人、頻繁往返於中國與東南亞的華僑、在華日本反戰士兵等。1941年10月26日，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正式開幕。朱德在本次大會的主題報告及會后致尼赫魯的信中，表達了中共希望凝聚東方各民族力量反對日本法西斯的主張。

（一）倡議東方各民族內部加強團結，回擊日本“大東亞共榮圈”計劃

在朱德看來，延安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的召開是中國共產黨有針對性地回擊日本軍國主義推行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計劃的有力舉措。1940年7月，日本近衛內閣確立日本的根本方針在於建設所謂的“東亞新秩序”，同時日本的世界戰略由北進向南進轉變。9月，日本通過《關於強化日德意軸心的文件》，劃定了所謂“大東亞新秩序之生存圈”的地理范圍。朱德將日本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歸納為四類國家或民族。（參見《解放日報》1941年11月23日。）他在分析日本法西斯侵略東方各民族的意圖與方法后認為，日本帝國主義主要通過商品輸出、利用各民族的民族意識、挑撥各民族間的斗爭、假借宗教拉攏欺騙、扶植“日本的第五縱隊”等方式侵入東南亞。（參見《解放日報》1941年11月24日。）“利用各民族的民族意識”，即日本帝國主義將東南亞地區人民“民族解放的要求”作為“日本的侵略工具”。朱德指出，日本在入侵東南亞時，提出了一些有迷惑性的煽動口號，諸如“打倒白色帝國主義”，“東洋是東洋人的東洋”，“驅逐英美法荷蘭等白色帝國主義出東洋”，“東洋各民族為了獨立非借重日本的力量不可”等。同時，為配合日本南進計劃，日本蓄謀已久地援助泰國、緬甸、印度等的反對英國的運動，荷屬東印度的反荷運動，菲律賓的反美運動。（參見《解放日報》1941年11月24日。）事實証明，日本的這些舉動並非為了各民族人民的獨立解放，只是為了掩蓋其侵略陰謀。再有，朱德強調，日本“挑撥各民族間互相的斗爭”是其侵略方式的慣用手段，如促使“中國內部回人或蒙人與漢人的斗爭”，“泰國人民與安南人民斗爭”，“緬甸人民與印度人民斗爭”等。（《解放日報》1941年11月24日。）因此，日本是以“種族平等”的手段迷惑東南亞和南亞人民，從而瓦解各民族的抗日運動。在有理有據分析的基礎上，朱德指出，東方各民族應加強團結，過去曾經幾次組織這樣的團結，然而卻為帝國主義者及國內反動分子所妨礙。“可是今天的形勢，如果沒有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戰線的形成，就不能同法西斯威脅作有效的斗爭。”（《解放日報》1941年11月26日。）

（二）分析東方各民族人民建立統一戰線的不同形式

遠東大部分國家和地區不僅受到日本侵略的威脅，也長期在英、美、荷等國的殖民之下，實現民族獨立與解放是這些國家和地區人民共同的追求。朱德從東方各民族建立統一戰線的不同形式切入，回應了“東方殖民地人民為誰而戰”這一關鍵問題。朱德認為：“這個統一戰線的內容、構成要素和形式等，是要根據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具體情況而有所不同”，但是各國家、民族結成統一戰線的共同目的都是反對日本法西斯。為了結成這樣的統一戰線，朱德特別強調：“在各個內部、民族與民族間、宗教與宗教間、階級與階級間、黨派與黨派間，都要互助互讓，團結一致，共同奮斗，切不要中日本法西斯的欺騙和挑撥離間。”（《解放日報》1941年11月25日。）

朱德將東方各民族結成統一戰線的形式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在日本本土，在工人階級統一戰線的基礎上，把反對法西斯軍部與戰爭的一切日本人民，結成廣泛的人民陣線。第二類是在已經淪為日本殖民地的地區，由一切反對做日本帝國主義奴隸的人民結成統一戰線，其中的統戰對象包括“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資本家與地主”。朱德認為，“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經驗，以及我們在華北華中淪陷區所進行的斗爭”，可以為其他國家和民族提供借鑒。（《解放日報》1941年11月25日。）

對於第三類統一戰線，即泰國、緬甸、印度、荷屬東印度、菲律賓等當時尚未淪為日本殖民地但受到日本侵略嚴重威脅的國家和地區建立統一戰線的形式，朱德特別強調其與前兩種統一戰線形式的不同。在日本殖民地、中國淪陷區，“其統治者為日本法西斯，因此斗爭所採取的形式是民族統一戰線，對其統治者和政府必須進行斗爭”。但是，受日本威脅的東方各國需要認識到，“這裡目前主要法西斯威脅並不在內部而是來自外部，所以政府如果真正是與法西斯作斗爭的話，就應該擁護政府，協助和鞭策政府”。朱德強調，由於這些國家“目前最大的敵人是日本法西斯”，而且考慮到“英、美政府真正援助蘇聯的反德戰爭，並真正和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威脅作斗爭”，因此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就應擁護政府，並與之合作”。（《解放日報》1941年11月25日。）

與此同時，朱德也補充指出，建立統一戰線要堅持一定的原則性：“對於美、英、荷蘭政府的個別不堅定或違反民意的政策，決不能放棄批評與斗爭﹔對其個別法西斯第五縱隊份子，必須堅決的打擊﹔同時，如果這些政府一旦放棄對法西斯作斗爭，或甚至與之妥協的時候，民眾的態度，當然也非變更不可。”（《解放日報》1941年11月25日。）為結成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朱德認為，英、美、荷等國也有責任“幫助遠東各民族團結抗日，發展其民族的力量，和實現各民族的平等獨立”。他提議，為了防止日寇的挑撥離間，使東方各民族與英、美、荷共同團結反對日本法西斯，希望英、美、荷對於東方其他民族，也實行廢除不平等條約等積極措施，以利於東方各民族與一切民主國家大團結的實現。（參見《解放日報》1941年11月25日。）

（三）指出印度是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的重要力量

在朱德看來，印度是東方反法西斯的一支重要力量。首先，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國家皆意識到印度在戰爭中地緣位置之重要：“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是很大的。正如最近日本法西斯中野公開演說的一樣，他們夢想和納粹德國會師於印度洋”﹔其次，印度同情中國抗日運動，為中國提供了“精神與物質的援助”﹔再有，印度人口眾多，可以結成“三萬萬五千萬人民的廣大統一戰線”，並准備“百萬印度軍隊”參與反法西斯戰爭。（《解放日報》1941年11月26日。）

在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結束后不久，1942年1月23日，朱德以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主席的身份致信印度國大黨主席尼赫魯。（參見《解放日報》1942年1月26日。）此時正值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日本通過偷襲珍珠港在太平洋戰場上一時取得了優勢，並步步深入東南亞之際，印度也存在著被侵略的危險。基於此種國際形勢，朱德在信中向尼赫魯表達了他關於建立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分析思考。第一，朱德回顧了印度對中國抗戰援助的歷史：“印度和中國——東方的兩大鄰國——在往昔曾有過光榮合作的歷史，印度對中國的同情，已於一九三八年派遣醫療隊來華的事實中具體表現出來。”（參見《解放日報》1942年1月26日。）第二，朱德表達了對同盟國獲得戰爭勝利的信心。他指出：“在西方，由於蘇英軍隊之英勇抗戰，加以蘇英人民之團結一致，美國之援助及歐洲各被奴役民族之反抗，德意法西斯正被迫退卻中”﹔而在東方，日本“用陰謀詭計在南太平洋上獲得一些初步的成就”，但是“日寇威脅蹂躪下各東方民族之聯合合作及各國內部各黨派之團結，共同向此人類公敵之英勇斗爭，必獲最后勝利”。（《解放日報》1942年1月26日。）第三，朱德用中國敵后抗戰的實例指出印度武裝與組織廣大民眾參與反法西斯斗爭的重要性：“世人皆知，中國軍備今昔皆非日軍之敵，但中日戰爭仍繼續了四年有半，並且中國抵抗力量與日俱增。特別是八路軍武裝及組織民眾之經驗，或將有助於貴國人民”﹔“一九三七年八路軍奉命開入華北前線時，為數不過數萬，而今則擁有五十萬之眾，而且得到廣大武裝人民的擁護”。朱德強調：“印度有四萬萬愛國人民，一旦動員起來，必組織為反對日本侵略者的一個決定的力量。”（《解放日報》1942年1月26日。）

三、倡議“東方反法西斯陣線”與“西方反法西斯陣線”聯合起來

從九一八事變到蘇德戰爭爆發，中國共產黨關於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方針根據戰爭形勢的變化適時進行調整，整體上呈現出從“反帝國主義”向“反法西斯”的轉變。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后，日本加緊了對國民黨政府的政治誘降，英國駐華大使積極牽線活動。英、美、日多次密談，計劃犧牲中國以尋求妥協。1938年12月汪精衛叛國，成立汪偽國民政府。中共認為，日、英、美以犧牲中國換取互相妥協的行為與1938年英、法出賣捷克斯洛伐克的手法相同，稱其為“東方慕尼黑”。朱德在為美聯社撰寫的《對目前戰局的觀察》一文中強調：“國際方面聯合英美蘇，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抗戰的國家和民族，日本方面我們也努力與其人民聯合起來，從而打倒日本法西斯強盜，求得真正的東西和平。”（《朱德年譜》（中），第850頁。）

1939年12月12日，朱德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軍總部召開的干部會議上作了《世界問題與中國問題》的報告。

報告指出：由於日本對國民黨的誘降，英、法企圖保持其在華的部分利益，打算和日本妥協，加上蔣介石集團的投降妥協心理，中國出現了東方慕尼黑危機。我們必須孤立投降妥協分子，爭取一切抗日力量來克服這個危機。（參見《朱德年譜》（中），第924頁。）

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6月23日，中國共產黨正式確定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方針。（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41頁。）毛澤東指出，中國共產黨在外交上，要“同英美及其他國家一切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統治者的人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第441頁。）。7月7日，朱德在《解放日報》發表《八路軍新四軍抗戰第四周年》一文，分析了蘇德戰爭爆發后的國際形勢，指出：“我偉大中華民族神聖的抗日自衛戰爭，其本身就是反法西斯戰爭”，“我們中華民族，現在是肩並肩與社會主義蘇聯，及友邦英美共同進行反對德意日法西斯匪徒的正義戰爭。法西斯現在是完全孤立的”。（《解放日報》1941年7月7日。）

1941年10月27日，朱德在延安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上闡述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線初步形成的相關進展。他總結了1941年標志世界反法西斯戰線初步形成的事件，指出：“這個反法西斯的國際戰線，是在法西斯德國進攻蘇聯以后，經過丘、羅會談，以及莫斯科三國會議，與中美英荷在馬尼拉的軍事會議而建立起來的。特別是馬尼拉會議，是直接對抗日本的侵略行動而開的。這就使日本法西斯驚慌不安。”（《解放日報》1941年11月26日。）朱德這裡所說的丘羅會談是指該年8月，羅斯福與丘吉爾舉行會談商討美英軍事戰略合作並發表《大西洋憲章》之事﹔莫斯科三國會議是指該年9月，蘇聯、美國、英國在莫斯科召開會議，討論美、英向蘇聯提供武器物資問題進而密切蘇、美、英合作之事﹔“馬尼拉的軍事會議”是指1941年春秋，英國、美國、荷蘭等國兩度在菲律賓馬尼拉召開的軍事會議，

討論在遠東聯合對日本進行防御的措施並積極尋求與中國方面的合作之事。

中共對英美對華政策的積極轉變以及蘇、美、英在1941年初步達成建立反法西斯同盟的共識表示歡迎。朱德認為，東方反法西斯陣線與西方反法西斯陣線應當聯合起來，結成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在遠東方面，世界列強從來沒有像這樣堅強的團結過。日本帝國主義者過去常常利用英美間的矛盾，來坐收漁人之利。可是今天採取這樣的政策，不但很困難，而且這些國家對於日本已形成了經濟的軍事包圍”，“東方各民族應積極的擁護這個反日陣線，為他的擴大與鞏固而努力”，“無論在東方與西方，法西斯都決不會有前途，勝利終久是我們的”。（《解放日報》1941年11月26日。）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同時進攻關島、泰國、菲律賓、馬來亞、香港等地。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的時局，朱德在會上發言。他主張向英、美兩國爭取物資援助，並向會議提出組織海外工作委員會。會議決定以朱德、林哲、李初梨、武亭、蕭林、林仲、王大才組織海外工作委員會，以朱德為主任，黃華為秘書。（參見《朱德年譜》（中），第1087頁。）9日，中共提出要建立與開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廣泛統一戰線”，強調“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對英美的統一戰線特別有重大的意義”，“願意與英美政府真誠合作抗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第737、732頁。）12日，朱德出席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執委會第一次會議並指出：“太平洋戰爭爆發，改變了整個遠東形勢，這有利於反法西斯戰爭。”（《朱德年譜》（中），第1088頁。）1942年1月1日，26個國家簽署《聯合國家宣言》，標志著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

朱德注重研究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全局，將中國戰場與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的動態聯系起來統籌思考。1942年7月10日，朱德致電周恩來指出：“為了培養黨的海外工作干部，已在海外工作委員會領導下，設立海外工作研究班。請在重慶經常注意了解和收集有關海外和華僑團體的活動情況，並把有關這方面的書報、刊物和文件及時送來延安。”（《朱德年譜》（中），第1108頁。）11月7日，朱德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作形勢報告。他回顧了一年來蘇德戰爭的情況，在預估戰爭發展趨勢時指出，德國已經在戰略上失敗了，英、美應開辟第二戰場對德作戰。中國戰場消耗日本很大力量，應很好地配合盟軍作戰。八路軍、新四軍的任務是在敵后堅持抗日根據地，消滅敵人，自力更生，准備反攻力量。（參見《朱德年譜》（中），第1115頁。）1943年2月，蘇軍在斯大林格勒會戰中獲勝，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發生扭轉。10月，蘇、美、英在莫斯科召開三國外長會議。11月至12月，羅斯福、斯大林與丘吉爾在德黑蘭會晤。1944年1月，朱德指出：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和德黑蘭會議“決定了迅速結束戰爭的計劃”，“一九四四年的國際形勢對於中國抗戰，比起往年是更加有利了。但在達到最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之前，我們中國和東方各民族，還要經過一段困難的過程”。（《朱德年譜》（中），第1151頁。）6月6日，盟軍在法國諾曼底登陸。6月14日，朱德出席延安各界民眾慶祝聯合國日和保衛西北動員大會時指出：“歐洲第二戰場的開辟和各路盟軍的偉大勝利，是聯合國人民堅持團結、民主，長期犧牲奮斗的結果，是反法西斯戰爭在全世界勝利的新階段。”（《朱德年譜》（中），第1164頁。）

朱德認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與由反法西斯國家組成的同盟國的作戰形成了戰略配合，中國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可以為盟軍提供有力的戰略支撐。1944年7月，朱德在與英國記者斯坦因談話時指出：“中國抗日戰爭需要盟國幫助，同時盟國也需要中國抗戰，這是互相幫助”，“我們的軍隊和我們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將毫無保留地為盟國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援”，“我們能夠切實幫助盟國完成轟炸任務，因為我們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幾乎包圍著華北和華中每個想達到的目標，包括日軍佔領的大城市、工廠和運輸線”。（《朱德年譜》（中），第1167頁。）這一年，在羅斯福致電蔣介石以及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后，國民黨政府終於同意美軍觀察組派駐延安。（參見《戴維斯致居裡備忘錄》（1942年8月6日）、《庄萊德與周恩來談話備忘錄》（1943年1月20日）、《羅斯福致蔣介石》（1944年2月10日）、《羅斯福致蔣介石》（1944年3月1日）、《中緬印戰區指揮部致包瑞德令》（1944年7月21日）等文件，《中華民國時期外交文獻匯編（1911-1949）》第8卷（下），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981-992頁。）9月1日，朱德在參加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時指出：“現在美國派了觀察組來，如果他們要求我們配合，可以與他們合作，從小到大。”（《朱德年譜》（中），第1170頁。）1945年5月11日，為慶賀盟軍在歐洲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陝甘寧邊區政府舉行宴會，朱德致詞指出：“德國無條件投降以后，在東方隻剩下一個法西斯日本，我們有足夠的信心和力量，配合同盟國最后擊敗日本。”（《朱德年譜》（中），第1187頁。）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是正義和邪惡、光明和黑暗、進步和反動的大決戰。”（《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系列活動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頁。）中國戰場是決定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程的重要因素。在朱德看來，法西斯陣線是對於“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類的威脅”，反法西斯陣線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的雄偉的力量”。（《解放日報》1941年11月26日。）他指出：“我國神聖的抗戰，不但是為了中華民族，而且是為了世界人類，抗戰的結局，毫無疑義地要決定中華民族的命運，而對於世界人類的命運也將起著極其重大的影響。”（《解放日報》1941年7月1日。）

綜上所述，抗戰時期朱德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和抗日戰爭進程的推進，對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進行了深入思考，作出了重要指導。他重視通過建立統一戰線來瓦解日軍，指導、支持與關心日本人民反戰運動的發展。他領導籌備召開延安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總結東方各民族建立統一戰線的不同形式，深刻闡明了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為誰而戰”的問題。朱德倡議“東方反法西斯陣線”與“西方反法西斯陣線”聯合起來，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是全人類共同的事業，反法西斯戰爭的前途將改變全人類的發展進程。朱德關注的世界反法西斯統戰對象從“日本人民”擴展到“東方各民族”，再到“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類”，范圍不斷擴大。回顧和總結朱德關於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問題的思考與實踐，對於我們堅決捍衛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從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全局認識中國共產黨的戰略思維和歷史貢獻，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張牧雲，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北京100084﹞

原載：《黨的文獻》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