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陳望道的言傳與身教

今年是外公陳望道《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發表100周年。再一次回憶祖輩鑄就的輝煌業績，再一次邁入祖輩留下的故居，再一次面對祖輩的音容笑貌，再一次打開祖輩書寫的歷史篇章，無不深切地為之感動。

“非常希望盡早地把這些山炸平”

外公出生在浙江義烏分水塘，16歲時由父母包辦與外婆張六妹結婚，生育兩男兩女。不幸的是，兩男早夭，隻剩下兩女，我是次女陳次蓮的女兒。1949年下半年，外公將弟弟的兒子陳振新收為養子。

1919年5月，外公在日本留學。他從《朝日新聞》上得知北平發生抗議不平等條約的新文化運動，便毅然決然地中止學業回國，來到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即現在的杭州高級中學）任國文教員。在三尺講台上，他積極宣講新文化，支持創辦進步刊物，引導學生們追求科學、民主。

“一師風潮”使外公深刻認識到，不進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實施都是勞而無益的。此時，他收到了邵力子的來信，得知戴季陶要他翻譯《共產黨宣言》。接受任務的外公便回到了老家，在一間簡陋的老房子裡，一盞油燈、一塊木板，花了比平時多幾倍的時間和精力潛心翻譯。

外公的母親張翠婠思想開明，雖然不知道兒子在做什麼，但總是默默地給予支持。“誤把墨汁當紅糖吃”的故事，就發生在外公母子身上。

幾個月后，《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出版，馬克思主義的真理火種從此點亮了古老的東方大國。它影響和培育了無數先進分子投身革命，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1920年8月，外公與陳獨秀、李達、李漢俊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

外公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是終身不變的。他因與陳獨秀意見不合而脫黨，但仍然積極為黨工作，共產主義信仰也始終未變。他不僅參加“紅色學府”上海大學的工作，支持學生運動，為黨培養大量生力軍，還繼承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提倡婦女解放和婚姻自由，反對封建專制，倡導白話文運動。

新中國成立以后，外公表達了回到黨內的願望。毛澤東同志說：陳望道什麼時候想回到黨內，就什麼時候回來。不久，外公正式回到了黨內。

外公還是資深的教育家、語言學家，對語文教育、修辭學、新聞學有開創性貢獻。作為復旦大學歷史上任期最長的校長，他深知教育乃一國之本，並以追求真理的務實態度治學，為復旦大學成為一流大學作出了重大貢獻。

外公和我的丈夫不僅是祖孫關系，更因都愛讀書而成為忘年交。記得外公曾經感嘆：（家鄉）交通不便、信息閉塞，孩子們每天都要走幾十裡山路翻山越嶺地去上學。年輕時，我非常希望盡早地把這些山炸平，那樣村民和孩子們就不用那麼辛苦，也可以接觸到外面的新事物而不至於成為“井底之蛙”。

外公還對當時家鄉落后的教育面貌感觸良多。

比如，孩子們看書不會斷句，也不懂得標點符號。“標點放的位置不一樣，意思完全不同，不懂得標點符號就無法正確領會文章和句子的含義。”

再如，孩子們不懂得修辭，不懂得如何使用一些虛字，從而也就不會正確地表達內心想法。為此，外公特意編了一些“教材”，一個個教，一個個糾正。這就是他日后致力於研究中國語言的一個最初動力。

“這是天大的善事，要堅持做下去”

外公在對舊婚姻制度進行批判的同時，大力倡導婦女解放運動。他認為，戀愛是道德觀的融合﹔真正婚姻的結合，當然應該是直接的內心的結合。

1921年6月21日，外公在給好友劉大白的一封信中寫道：“我近日的悲觀，大半是為吾妹因婚事夭死，你曉得我的淚是不肯輕易流瀉的，這次我竟幾次啜泣呢，我滿身浸著我也在其中的婚姻制度的罪惡的悲觀。”

正是基於這一思想，外公對自己女兒的戀愛和婚姻持開放的態度。

我的父母年幼時就互相認識，一起玩耍。1927年至1933年，母親隨外公去上海讀書，父親季鴻業則於1930年底至1935年在上海政法學院預科和持志大學法律系學習。兩個年輕人異地重逢，共同的理想和價值觀使他們走到了一起。可是，因為父親還有一個童養媳留下的女兒，所以外公家族裡的人都不太同意這門婚事。隻有外公力排眾議，最后我的父母於1935年結婚了。

1937年，日寇佔領上海。大學畢業后在上海教書轉而當律師的父親不願當亡國奴，在外公的支持下回到義烏積極參與抗日救亡運動。

由於父親既有“傲人”的學歷，又是陳望道的女婿，因而聲名遠播。一方面，他得到了思想進步、贊成抗日的國民黨義烏縣縣長吳山民的看重﹔另一方面，中共義烏縣委的地下黨員也紛紛接近他。

1942年5月21日前后，浦江、義烏、金華、蘭溪縣城先后被日寇攻陷，中共義烏縣委號召組織敵后武裝進行抗日。因當時正處於國共第二次合作時期，中共義烏縣委特別重視發揮民主人士的作用，黨領導的新四軍浙東縱隊金蕭支隊第八大隊即由民主人士擔任隊長。“八大隊”的活動區域涉及金華、義烏、浦江和蘭溪四地，因抗日戰績卓著而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擁護。父親在1943年9月至1944年3月期間擔任“八大隊”隊長。

抗戰期間，環境艱苦。母親不僅是父親生活上的伴侶，更是出生入死的戰友。因為同時還要照料孩子，母親更多的是從事后勤保障工作。

由於日本鬼子喪心病狂，誰家住過游擊隊就燒誰家的房子，吳山民家就被日寇燒了三次。外公為了不讓村民的房產被燒毀，便耗盡家產建了一座“九間頭”房屋，供游擊隊員駐扎和休整。為了方便放哨、觀察敵情，還特地在房子的東西兩頭各開了一扇大大的窗戶。

1945年抗戰勝利后，“八大隊”隨新四軍北撤至蘇魯根據地，父親奉命在原地堅持斗爭。在特殊的斗爭環境中，父親和戰友們數度重建“八大隊”，恨得反動派到處張貼布告懸賞1000大洋捉拿。

1948年，父親加入中國共產黨，並被任命為浙贛線“路北縣政府”的縣長。1949年后，他先后任蘭溪縣縣長、金華專署法院副院長、浙江省高院民庭庭長。

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母親帶著我和年幼的弟弟妹妹與敵周旋、堅持斗爭。她無時無刻不牽挂著父親和戰友的安危，最終積勞成疾，於1950年10月2日撒手人寰。所有熟悉的人都稱贊她“不愧是陳望道的女兒、季鴻業的知音、一位真正的革命者”。

父親曾經為母親寫下一首詞：明知此味難消受，偏是愁人后，紅楓港下夠傷人，何苦還求蓮葉兩相親？將來春去年華走，痕跡徒然有。若將往事吊伊人，不過兩行血淚透衫衿！字裡行間流露出他對母親的深情。

1958年，父親被打成右派，回到老家務農。外公經常給父親去信，鼓勵他要堅定信念。信上，字跡工工整整，沒有一個潦草字：“雖然你現在覺得委屈，但是你還是應該相信組織、相信黨……聽說你自學中醫，不計報酬為山區人民治病，解除他們的痛苦，這是天大的善事，要堅持做下去。”父親能夠在那個年代始終堅持信仰、努力為百姓服務，與外公的鼓勵是分不開的。

外公曾經多次對我和丈夫說：“我們這個家庭裡有兩個膽大的人，一個是季鴻業。有一次在山上，他看見一隻老虎剛進前洞口，就迅速跑到后洞口迎著老虎，趁著老虎張開大口扑向他的時候，朝著老虎喉嚨就是一槍。”實際上，外公是在夸贊父親敢於參戰打擊日本鬼子和反動派的英勇行為。

另一個是蔡希陶。他是蔡葵的弟弟。外公在1930年與蔡葵結婚。1932年，蔡希陶深入人煙稀少的雲南原始森林尋找植物標本，冒著生命危險採集到植物標本21000余號，創建了我國第一個熱帶植物園，揭開了“植物王國”的神秘面紗，為雲南植物學研究作出了奠基性貢獻。多年前，著名作家徐遲曾經為他寫過一篇報告文學《生命之樹常綠》。

以關心國事、校事的態度關心家事

外婆蔡葵是一位有學識的女性，畢業於南京金陵女子大學。1935年，她赴美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和教育學碩士學位，是積極倡導婦女解放的社會活動家、教育家和翻譯家。她對我們視若己出，無微不至地給予關懷。

在父親被打成右派等艱難時刻，她用親情溫暖我的心。她說：“隻管念好你的書，其他的事情交給我們。”我在他們身邊健康成長，一直到大學畢業。

每當臨近假期時，他們都會問我：“什麼時候放假啊？一放假就過來上海啊！”一開始，我都照實說哪天放假，於是他們就會在那一天一直等著。如果日程有變，就會非常著急，生怕出什麼事。后來，為了不讓他們擔心，我就故意把放假的日期往后說幾天。這樣，每次我都會“提前”到達上海，給他們驚喜。

20多年來，我每年假期幾乎都會去上海外公家。生活在外公身邊，就有更多的機會去深入了解他。他一生敬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常說：“我要向他們學習，過家庭關、親戚關、朋友關，你們都要自力更生。”那時，外公有專用的轎車，外婆有時候出去辦點事想叫他順便帶一路，可常常是等外婆拿好東西趕出來時，他的車子早就開走了。

1957年的一天，我在學校的布告欄裡看到“著名教育家陳望道先生將於×月×日來我校講學”的通知，便找外婆確認，得知她“獲准”將隨外公一同前來后，我非常高興。可當那天到來時，左等右等都不見他們的身影。跑到校長室一問才知，那天早晨外婆突然生病，外公的講學取消了。聽后當場我就大哭了起來，校長這才知道原來我是陳望道的外孫女。

新中國成立后，外公身居高位，卻從來沒有為家人謀過私利，包括我們夫婦大學畢業分配時，學校都根本不知道我有這樣一位外公。

我和丈夫在嘉興工作期間，外公常常寫信給我們，詢問生活情況，更關心我們的思想。

他在1968年5月9日的來信中說：“我向來關心國事、校事比關心家事為多，直到蔡先生病重乃至病死之后，家事無人管，才稍稍注意一點，但仍以關心國事、校事的態度關心家事。對於親戚朋友或自己家中的青年人也都當作接班人看待。希望他們超過自己，特別是希望他們在政治上、思想上超過自己。我對於他們的言行，往往隻看其大節，而略其細目。對於細目，又往往著眼於他的好處方面。”

1971年，我的丈夫帶隊下放到農村。外公知道情況后立即來信：“知道銀生同志作為領導干部帶頭下放農村，你倆的思想上都是通的，心情也都是愉快的，尤為高興。兩人驟分兩處，自需稍作安排，今寄上一點藉資彌補，請查收。希望銀生同志下去之后加強鍛煉。”

杭高不僅留下了外公當年追隨共產主義信仰的光輝足跡，也是我青春夢想啟航的所在。我在杭高的三度春秋是世界觀、價值觀形成的重要時刻。它賦予我的除了知識和師生情誼，更有永遠的懷念。

2019年，在杭高120周年校慶之際，我在這所對我有著特殊意義的母校設立了“望道獎學金”，學前輩精神，講前輩故事，希望年輕的學子能從前輩的光榮和夢想中牢記苦難與輝煌的歷史歲月，用紅色的激情和脈動去擁抱我們的時代、事業和人生，將紅色基因融入血液中並一代代傳承下去。

外公等人用他們的一生給我們留下的寶貴財富，值得我們永遠珍藏！

（作者為陳望道先生的外孫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