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共產黨人的“特權”

　　彭德懷曾講過：“我彭德懷參加共產黨，黨給我唯一的‘特權’，就是帶頭吃苦。”當年，有個連隊黨支部這樣規定：凡是沖鋒陷陣的突擊任務，優先安排給共產黨員。一次戰斗結束后，連長分配食用罐頭：重傷員每人一個，輕傷員兩人一個，共產黨員三人一個，而身負重傷的黨員也是三人一個。這就是戰爭年代共產黨人的“特權”。
　　在影視中、舞台上，也有對共產黨人“特權”的生動解讀。電視連續劇《人民的名義》中，老革命陳岩石有一段台詞，曾令無數人為之動容。他說，“當年我虛報兩歲年齡入了黨，就是為了拿到背炸藥包炸毀敵人碉堡的這個‘特權’，我根本沒有想到會活著回來，更沒想到會活到今天，我為能拿到這個‘特權’而終生驕傲”。河南省濮陽縣西辛庄村黨支部書記李連成，是豫劇《村官李天成》中的原型。李連成當村黨支部書記23年，把自己種的大棚無償轉讓給貧困戶，自己選地先選土質貧瘠環境惡劣的地塊，個人掏腰包幫助村民墊支股份等等。他使用的這些“特權”，令百姓既感慨更感動。
　　無論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建設和改革時期，正是無數共產黨人通過這種“特權”，展現了共產黨人的風採，擦亮了共產黨員的名片，讓老百姓一聽到共產黨人這幾個字，就肅然起敬、心向往之。
　　共產黨人的“特權”，就是平常時候能“看得出來”。革命戰爭年代，黨員的身份通常是不公開的。過去國民黨認定誰是“共黨分子”，把“不貪污”當成一個重要評判標准。國民黨高級將領杜聿明，一次到國防部作戰廳長郭汝瑰家中探訪。當看到這位國軍中將廳長，家裡竟如此寒酸，客廳裡的沙發還打著好幾個補丁，私下斷定郭汝瑰是“共黨分子”。多年后，杜聿明的猜測得到証實。開國上將蕭克在其個人回憶錄中講：“戰爭年代，誰是不是共產黨員，一眼就能看得出來。那些作戰勇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准是黨員。”
　　新中國成立后，無數共產黨人依然傳承著這種“特權”。焦裕祿漫天風雪走村串戶訪貧問苦，鹽鹼地上親手栽下泡桐樹，自覺踐行心中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的“特權”﹔楊善洲“當官一場手空空，退休又鑽山溝溝”，把建起的萬畝林園無償捐贈給國家，終身實踐一心為民的“特權”﹔一位離休老黨員生命垂危之際，為了給國家節省醫藥費，再三拒絕搶救，並把所有存款作為黨費交給組織，至死仍保持著時時為黨著想的“特權”。最是真情動人心。這些共產黨員在人民心中立起了一座座無言的豐碑，讓人永遠都難以忘記。
　　共產黨人的“特權”，就是關鍵時刻能“站得出來”。關鍵時刻能站得出來，就是“最先沖鋒，最后撤離”“困難面前往前沖，榮譽來了往后躲”。抗日英雄范子俠曾對部屬說：“我前進你們跟著我，我停止你們推著我，我后退你們槍斃我！”他在日本侵略軍的一次掃蕩戰斗中壯烈犧牲，用生命踐行了“我是不能死在床上的，我要死在戰場上”的錚錚誓言。當年像范子俠那樣沖鋒在前、不怕犧牲的黨員干部不計其數。1998年特大抗洪，共產黨員在決口處立起一道道人牆﹔2003年抗擊非典，共產黨員迅速集結起一支支承擔急難險重任務的生力軍﹔2008年汶川地震，共產黨員率先在余震不斷中沖入災區。今年，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又是無數共產黨員主動請纓、踴躍參戰，堅定沖鋒在疫情防控和救治第一線，匯聚起眾志成城戰疫情的強大力量。
　　面對棘手問題，是想“大我”還是為“小我”？是直面迎戰還是瞻前顧后？面對風險挑戰，是知難而進還是退避三舍？敢不敢打頭陣、立戰功？能不能主動打通“堵點”、補上“斷點”？如何選擇，考驗著每名共產黨員的黨性。越是關鍵時刻越能檢驗初心使命，越是勇毅擔當越能看出黨性成色。當國家利益、人民群眾生命財產遭受嚴重威脅時，正是無數的共產黨員在關鍵時刻能“站得出來”，他們以過人的膽量、勇氣和毅力，“橫下一條心勇敢向前走”，捍衛了黨的事業、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共產黨人的“特權”，就是危難關頭能“豁得出來”。據統計，從我們黨成立到新中國成立的28年間，在我們黨領導的革命隊伍中，犧牲的共產黨員可以查到姓名的就有370多萬。近代以來，沒有一個政黨能像我們黨這樣，為國為民作出如此巨大的犧牲。無數革命先輩用鮮血和生命詮釋了什麼叫共產黨人的“特權”。
　　新時代，共產黨人在危難關頭能“豁得出來”，更多的是體現在強烈的擔當盡責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是否具有擔當精神，是否能夠忠誠履責、盡心盡責、勇於擔責，是檢驗每一個領導干部身上是否真正體現了共產黨人先進性和純潔性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