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部隊用盟軍戰俘做傳染病實驗

　　近年來，日本731部隊與沈陽盟軍戰俘營的相關歷史，受到了中國和日本方面相關學者的關注，許多檔案資料和口述歷史被挖掘和收集，相關的考証和研究成果陸續發表，使世人能夠比較深入地了解和認識二戰期間日本731部隊針對沈陽盟軍戰俘營盟軍戰俘的一次特殊隱秘行動的實施過程。

　　731部隊進駐盟軍戰俘營

　　眾所周知，日本第731部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根據天皇敕令設立的用來進行細菌試驗和細菌戰的特種部隊。戰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審判期間由英國檢查團提出的証據文書3113號和3114號，揭示了日本731部隊與沈陽盟軍戰俘營相關歷史的一角，美國國家檔案館也藏有這部分相關檔案。

　　檔案顯示，1943年2月1日，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731部隊下達了一個特殊作戰命令暨“關總作命丙第九八號命令”，該項命令要求日本731部隊迅速派遣將校5名、下士官5名、兵10名共計20名人員攜帶器材到達沈陽盟軍戰俘營，“進行慢性痢疾患者的菌檢”。

　　關東軍命令下達后，731部隊組建了沈陽盟軍戰俘營“工作小組”，該小組於同年2月14日到達了沈陽盟軍戰俘營，並立即在戰俘營內建立了“工作場所”。

　　根據相關歷史資料顯示，731部隊“工作小組”到達戰俘營向沈陽盟軍戰俘營所長報到后，15日便開始了緊張的“工作”。“工作小組”在北大營“奉天俘虜收容所”臨時營區內的操場上，設置了簡易的工作台，開始對1000多名盟軍戰俘逐一進行“體檢”。“工作小組”在戰俘營期間，定期對戰俘進行抽血，還頻繁進行注射所謂的“疫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731部隊“工作小組”在沈陽盟軍戰俘營開展了大量的“工作”。

　　731部隊的霍亂班班長湊正雄是派往沈陽盟軍戰俘營“工作小組”的成員之一。戰后，在蘇聯哈巴羅夫斯克（伯力）對前731部隊部分成員進行的審判中，柄澤十三夫的審判記錄使我們對731部隊“工作小組”在沈陽盟軍戰俘營的“工作”內容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檢察官問：“請你說說，第731部隊是否進行過考察美國人對於傳染病的抵抗能力呢？”

　　柄澤十三夫回答：“我記得這是1943年初的事。當時我在沈陽軍醫院內養病，部隊中一位姓湊的科學工作員前來看我，他對我談到他自己的工作情形，並說他住在沈陽是要研究美國戰俘對於傳染病的抵抗能力大小問題。湊是由第731部隊專門派到盟軍戰俘營裡來考察盎格魯-撒克遜人對於傳染病的抵抗能力的。”

　　檢察官問：“為此而實行檢驗過美國戰俘血液的性能麼？”

　　柄澤十三夫回答：“正是如此。”

　　在法庭上，蘇聯檢方注意到，湊正雄在1943年完成的實驗項目正是《美國士兵的血液特征及對傳染病的免疫力》。

　　另外，一位前731部隊成員島田常次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証實：血液測試是用戰俘做的，霍亂小組始終需要血清及其它的東西進行實驗和研究。在回憶中他也提到當時在湊正雄領導的那個組工作，湊研究員經常和其他教授帶著幾種細菌去戰俘營，曾經對美國戰俘進行過痢疾病菌的測試。在戰俘不知情的情況下給他們喝感染病菌的液體。對那些死去的戰俘進行解剖是為了查明症狀，知道菌株在他們體內產生的作用。

　　英國戰俘羅伯特·皮蒂的日記

　　英國陸軍少校羅伯特·皮蒂，在新加坡戰場被俘后輾轉關押在沈陽盟軍戰俘營，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其戰俘編號為24號。在關押期間，皮蒂背著日本看守把在戰俘營中每天發生的事情以隻有自己知道的獨特暗號記錄在紙上，並想盡辦法進行隱藏。雖然日記的一部分因日軍的嚴密檢查被發現沒收，但是大部分完好地保存了下來。1985年，他接受了英國ITV電視台的採訪：“在我的日記裡，我將日本人為我們進行接種、注射、預防注射時說明的理由如實地記錄了下來。當時，我們沒有能力了解這是不是真實的。”隨后，皮蒂將日記全部提供給了攝制組，公之於世。

　　在《皮蒂日記》裡，關於731部隊在戰俘營中的“工作”情況有相當內容的詳細記錄：

　　1943年

　　2月14日，注射天花疫苗。

　　2月15日，2名美國人在醫院死亡，來戰俘營的日本人對尸體進行了解剖。

　　2月20日，對全體戰俘進行是否患有腹瀉和痢疾的菌檢。

　　2月23日，為142個人舉行了葬禮。105天死亡186人，全是美國人。

　　2月24日，醫學調查結束，結果是普通腹瀉，並不致命。很顯然，這批醫療隊只是打著給戰俘治病的旗號，實際上並沒有採取什麼有效措施把戰俘的病醫治好。

　　3月8日，在123天裡死亡194人。

　　4月19日，日軍又進行了一次醫學調查。

　　6月4日，日軍進行第3次醫學調查。但是在這幾次來訪期間，醫療隊好像並不太熱衷於如何把戰俘的病治好，而只是給他們注射了一些“預防疫苗”，並詢問了很多奇怪的問題，比如戰俘們的種族背景等。這批醫生古怪的行為引起了戰俘們的懷疑，他們好像並不是來給戰俘治病的。

　　6月5日，注射0.5cc痢疾疫苗。

　　6月8日，腹瀉的人繼續增加。

　　6月13日，注射1.0cc痢疾疫苗。

　　8月6日，現在有206人死亡。

　　8月29日，注射痢疾疫苗和1.0cc傷寒、副傷寒疫苗。

　　9月12日，給每位戰俘做了血液測試。

　　9月19日，給每位戰俘抽取大約40cc的血做血沉測試。

　　10月9日，給全體戰俘做X光檢查，檢查是否有結核杆菌。

　　10月10日，注射0.5cc霍亂疫苗。

　　10月17日，注射1.0cc霍亂疫苗。

　　11月21日，現在死亡人數超過230人。

　　1944年

　　2月6日，給全體戰俘注射疫苗。

　　2月20日，注射0.5cc傷寒、副傷寒混合疫苗。

　　2月27日，傷寒副傷寒混合疫苗注射。

　　5月21日，注射0.5cc痢疾疫苗。

　　5月28日，注射1.0cc痢疾疫苗。

　　8月20日，給全體戰俘注射了1.0cc傷寒副傷寒疫苗。

　　1945年

　　1月28日，給全體戰俘注射疫苗。

　　2月27日，給全體戰俘注射0.5cc傷寒、副傷寒疫苗。

　　3月6日，給全體戰俘注射1.0cc傷寒副傷寒疫苗。

　　在皮蒂的這部分日記中，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從1943年2月14日731部隊進駐戰俘營開始至1945年3月6日的兩年間，戰俘至少被注射過各種疫苗多達15次。注射次數之頻繁，已經完全超出了正常注射疫苗的周期頻率。

　　戰后，原英國戰俘（編號1210號）阿瑟·克裡斯蒂作出如下的証言：那群人（指731部隊“工作組”）第一次來的時候就開始了一系列的注射。每月的身體測量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之后，在12個月間注射了16次。還認真地對我們說這些注射是腸傷寒、副傷寒混合疫苗、瘧疾疫苗等。可是令人疑惑的是疫苗的預防注射英軍每7年一次、美軍每5年一次，而我們接受疫苗的注射，那個真的是疫苗嗎？

　　抽血也是每月都有的事情。迫使我通過遠心分離機將血液分離成紅細胞和血漿。每月從收容所運出的血樣每人50cc，1000人5萬cc。每月抽取這麼多的血液用於做什麼呢？

　　原美國戰俘（編號190號）羅伯特·布朗回憶：在到達奉天不久，有一批日本醫生來到戰俘營，給我們注射疫苗並編出號碼，但是不久后很多人死去，當時一位叫大木的日本醫生救了我，許多年以后，這位大木醫生告訴我，他是731細菌部隊成員。

　　731部隊對盟軍戰俘的傷害

　　戰爭結束后，美國政府戰后調查小組曾對沈陽盟軍戰俘營發生的事情進行了詳細的調查，並形成了一份《奉天戰俘的經歷》文件，此文件2003年解密后存於美國國家檔案館。該文件中關於731部隊在戰俘營的記載：

　　有忽冷忽熱這種瘧疾症狀的人必須上報，給他們檢查體溫和血，並給他們一個卡片，記錄著他們每隔一天去藥房取奎寧的情況。奎寧的用法是：前3天每天15粒，接下來的10天每天9粒，后10天每天3粒。這是一個療程。通常是兩三周后病人又出現忽冷忽熱的症狀，又得重復一個療程。與美國（對這種瘧疾）的治療方法相比，奎寧的劑量很荒謬，美國的治療方案是每天服30至50粒。日本人對其他病也用類似的方法治療。可見，對戰俘的“治療”也許並不是想徹底地治愈，而更像是在利用戰俘反復的發病了解對傳染病的抵抗力。

　　戰后，美國眾議院分別在1982年和1986年舉行了兩次退伍軍人事務部小組委員會會議。在1986年的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原戰俘（編號843號）老兵詹姆斯·弗蘭克回憶：在1943年的春天，日本軍官派兩名戰俘配合來訪醫療隊的工作，他就是其中之一。日本人讓他從小屋一個接一個地搬運出尸體，擺放在解剖床上，他親眼看見這些士兵的身體器官被割掉，並都被放進了幾個特殊的容器裡，上面標上了每個戰俘的號碼，並作了詳細的記錄。標本用卡車從戰俘營運走。不久有一些戰俘被挑選出來做測試，這批日本醫務人員對美國戰俘的種族背景進行了詳細的詢問，戰俘們必須回答是蘇格蘭人、法國人、英國人還是哪個國家的人。

　　原英國戰俘（編號1183號）杰克·羅伯特回憶：1943年初的一個早晨，自己身體狀況相當不好，但不敢到“醫院”去。因為，進入“醫院”的人誰也回不來。我到放置尸體的小屋去，那裡堆積了大約340具尸體。尸體的足部都系著號碼簽。日本人讓我把二三具尸體搬到住在這裡的日本“醫生”那裡。他們都帶著防毒面具。在這裡時他們總是隱藏著面目。我和另一個人被吩咐將尸體抬起，放到解剖台上。然后，他們切開尸體的肚子。將手伸入深處，掏出胃、膽、小腸等器官。並取出肝臟樣的東西和肺什麼的。然后，切開頭，取出腦子的一部分。

　　原澳大利亞籍戰俘（編號25號）布萊曼在戰俘營醫院做了一名醫生，他利用工作之便將日記藏在病人的床下（日本人從不接近患肺結核的戰俘），他記錄了“731部隊醫療組”3次進入戰俘營進行“工作”的情況。第1次“731部隊醫療組”“對那些尸體（死亡戰俘）進行了解剖，並取了樣本貼上標簽。但是，在3次造訪戰俘營的過程中隻做了各種各樣的檢查、抽血等，無論是對戰俘營的條件，還是戰俘大量死亡的事實都沒有提出有價值的意見。”

　　在1986年的會議上，原美國戰俘（編號768號）格雷格·羅德裡格斯証言：戰后40多年的時間裡，由於莫名其妙的發燒、疼痛和勞累等症狀，他每年要去退伍軍人管理局醫院很多次，有一次高燒溫度竟達到華氏106度（大約攝氏41度）。直到10年前，一個醫生確診他得了周期性傷寒，在他的血液裡有大量的傷寒杆菌。

　　格雷格·羅德裡格斯的兒子朗格瑞曾是美國戰俘協會會長，2003年9月他來到曾經關押過他父親的沈陽盟軍戰俘營，在接受當地媒體採訪時他說：父親在被俘期間，曾被注射過疫苗，而后的日子裡他的體溫一直高於常人……和父親一樣的美軍戰俘之所以無故發燒、顫抖、夜裡盜汗、爬虫般的脫皮、麻木，都是因為731部隊潛入到戰俘營，以打預防針的名義將病菌注射到戰俘體內。2003年的9月19日下午3時30分，朗格瑞在中國出示了美國政府開放性文件“戰俘營給美軍戰俘注射鼠疫的英文証明”，他揭露說：“注射疫苗，証據在這裡。”

　　原美國戰俘（編號968號）托馬斯·喬治·雷格斯回憶：一天晚上他正在發高燒，忽冷忽熱，一個日本醫生側身前來，要求喬治躺在床上，把一面鏡子放在他的鼻孔下，稍后又把一個羽毛插入了他的鼻孔，喬治以為日本人是在檢查他呼吸一類的事情。但自從那以后他高燒不止，病魔纏身，這一分鐘感覺還很好，下一分鐘忽然病發起來，開始是幾個月，繼而幾年甚至更長。他去醫院做過無數的試驗和檢查，醫生都找不出他的病根。喬治身為6個子女的父親，他的病菌多少傳給了他的子女，影響了他（她）們的身體健康，從嬰兒時期開始，他的兩個女兒就得了甲狀腺病，一個兒子患了關節炎。

　　通過幸存戰俘的回憶敘述，使我們了解731部隊在戰俘營中的“工作”有了感性的認識。表面上看731部隊“醫療小組”到戰俘營的目的是調查戰俘死亡原因及改善戰俘的健康狀況，但是實際的“醫療工作”並不是真正的從戰俘健康出發，對戰俘進行治療。治病是不重要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當時的盟軍戰俘經歷了殘酷的戰爭、押運及在奉天戰俘營的惡劣生存環境的折磨，生病是必然的，但是除了重症死亡的戰俘，一般情況下應該痊愈，尤其是如果進行對症的治療的話。但是正是731部隊對戰俘的“醫療”給戰俘的身體帶來了終身的影響。

　　被關押在“奉天俘虜收容所”的1000多名英、美等國家的戰俘，經過戰爭的考驗、死亡行軍、死亡運輸的折磨，在到達戰俘營后，便開始大量的患病、死亡。如果日軍真想給大批得病的盟軍戰俘進行治療，使他們身體健康起來的話，那麼在沈陽即有屬於地方的、在當時日本本土及其佔領地所有醫院中都名列前茅的“滿洲醫科大學”，又有隸屬於軍隊的也就是柄澤十三夫住院治療的“奉天陸軍醫院”可以提供治療。總之，在當時日軍統治下的沈陽完全可以做得到，根本沒有必要派731部隊進駐戰俘營。更何況731部隊是進行細菌戰的特種部隊，不具有醫療的性質。況且，1943年初的二戰局勢，使731部隊對於細菌戰的研究與准備工作更加緊張。如果只是單純為了給戰俘治病，日軍怎麼會輕易動用這樣一支部隊去做一些對他們來說簡直是無足輕重的事，而更使人費解的是關東軍以下達作戰命令的方式派731部隊進駐戰俘營。

　　戰后對731部隊的調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美國戰略情報局制定了一項代號為“火烈鳥行動”的任務，這項任務的目的就是解放被關押在中國東北的美國戰俘。關於這項任務的文件上明確說明，戰略情報局成員在戰爭勝利那天隻要一接到通知就馬上飛往哈爾濱解救美國和其他盟軍戰俘。這項命令特別值得人注意的地方是在哈爾濱並沒有盟軍戰俘營，最近的一所戰俘營是沈陽戰俘營。由此可見，當時的美國政府及作戰部門都有考慮到731部隊可能利用盟軍戰俘進行細菌試驗。美國情報機構知道日本人在哈爾濱附近進行著細菌實驗，所以他們堅信應該有戰俘在那。看起來他們去哈爾濱附近營救戰俘好像並不是因為不清楚盟軍戰俘營在哪，而是他們堅信有些戰俘已經被帶到了哈爾濱成了細菌部隊的實驗品。

　　戰后的1946年，美國《星級太平洋星條報》《紐約時報》美國等相繼報道了石井部隊利用盟軍戰俘做生物武器細菌實驗的事情。

　　1947年8月，一份美國政府檔案資料表明：“目前有一種可能，在奉天附近有蘇軍成立的獨立調查組已經發現日軍用美軍戰俘進行活體細菌實驗的証據，並且許多美軍戰俘因此失去了他們的生命。此外，這些証據很可能已被蘇聯運用在對日本戰俘的法律審判當中。”

　　1956年3月，美國聯邦調查局一份備忘錄中記載：“國防部特別行動辦公室JamesKelleher先生在美軍佔領日本后進一步証實了該結果，他認定日本人在1943-1944年在滿洲把美軍戰俘用作細菌實驗，美軍戰俘無疑成為受害者……相關方面的資料被視為高度敏感並嚴格控制。”

　　1980年后，森村誠一《惡魔的飽食》出版后，利用盟軍戰俘做實驗的問題再次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他說：“受害人大多數是中國人、朝鮮人以及俄羅斯人，但是從各方面資料來源中可以得知受害者也包括英國人、荷蘭人、澳大利亞人、新西蘭人和美國人。”

　　（參考檔案資料：美國國家檔案館藏解密文件《奉天戰俘的經歷》《奉天戰俘報告（2月報告）———防治流行病臨時小組工作情況匯報》《昭和二十年度—俘虜人名簿—監視情報系》﹔《前日本陸軍軍人因准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0年﹔（日）西裡扶甬子：《生物戰部隊七三一》，草根出版社，2002年﹔（美）丹尼爾·巴倫布萊特著《人性的瘟疫》哈波克裡出版社2003年。）

　　（本文作者為沈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研究部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