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中的國際友人

在中國人民進行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裡，許多國際友人千裡迢迢來到中國，有的直接參加到戰斗中，有的親臨戰場救治傷病員，有的深入前線忠實報道抗戰實情……他們的奉獻犧牲銘記在抗日斗爭的史冊裡，鐫刻在反法西斯勝利的豐碑上，譜寫了一曲曲國際主義的英雄贊歌。

1937年8月到1941年6月，蘇聯總共派遣了3665人參加中國抗戰，其中包括1091名飛行員，2000余人的機械師、工程師等各類航空輔助人員，有約200人在中國戰場犧牲，包括轟炸機大隊長庫裡申科。1939年8月14日，庫裡申科率領重型轟炸機大隊空襲已被日本佔領的武漢，將日軍機場化為一片火海。准備返回時遭遇日本機群，庫裡申科的飛機被擊中發動機，迫降在長江江面，庫裡申科脫離飛機時被江流卷走，壯烈犧牲。為紀念這位國際主義戰士，1958年，我國在四川萬縣（今重慶萬州）專門興建了庫裡申科烈士墓園。2013年3月23日，習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演講中，盛贊了庫裡申科，指出“他英勇犧牲在中國大地上。中國人民沒有忘記這位英雄，一對普通的中國母子已為他守陵半個多世紀”。

以金九為首的韓國臨時政府組織朝鮮愛國者，先后在武漢、重慶等地成立“朝鮮義勇隊”和“韓國光復軍”，積極參加中國抗戰。在延安等地的朝鮮志士也組織了“朝鮮義勇軍”，在華北地區同當地軍民攜手抵抗日寇瘋狂而又殘酷的“鐵壁合圍”。1938年至1944年，共有30余名義勇軍將士血洒疆場、英勇獻身。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在悼文中指出：“他們的戰斗精神，將永遠活在爭自由的中韓人民心中。”

“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麼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精神，每一個中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種精神。”毛澤東所稱贊的這名外國人，就是白求恩。1938年，白求恩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的派遣，率醫療隊一行三人來到中國。在晉察冀軍區所在地五台山的后方醫院，白求恩晝夜工作，一個月內檢查了521位傷病員，四周連續做了147台手術。1939年4月齊會戰斗時，他和他的醫療小隊在距前線僅7裡的一個小廟裡，69小時內為115名傷員施行了手術。搶救傷員的同時，白求恩大夫還根據實踐經驗，編寫了《游擊戰中師野戰醫院的組織和技術》，對八路軍醫務人員的培養和成長提供了巨大幫助。

像白求恩一樣在華開展醫療活動的國際友人還有很多，如印度的柯棣華、德國的貝爾、波蘭的傅拉都、奧地利的傅萊、羅馬尼亞的揚固、捷克的柯理格等。

抗日戰場十分凶險，但有不少外國新聞記者不畏艱辛深入前線，忠實報道中國軍民抗戰實情，揭露日本侵略者殘暴罪行，介紹中國人民的英勇斗爭事跡。1938年，德國共產黨人、著名記者漢斯·希伯輾轉到達延安，採訪了毛澤東、周恩來、葉挺、劉少奇、陳毅等。1941年9月，希伯趕到山東濱海區八路軍115師師部駐地，白天採訪，晚上寫作，短短一個多月就寫出了《在日本佔領區的旅行》《八路軍在山東》等通訊報道。同年11月底，希伯隨部隊在大青山和日軍遭遇，他堅持與八路軍戰士一起投入戰斗，不幸中彈，捐軀沙場。1942年，為紀念希伯烈士，山東軍民在臨沂專門為希伯建了一座白色圓錐形紀念碑，碑上刻著羅榮桓題詞：“為國際主義奔走歐亞，為抗擊日寇血染沂蒙”。1931年10月，美國著名記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諾目睹中國國土橫遭日本鐵蹄踐踏，成千上萬中國百姓在日軍槍炮下喪生的情景，在《遠東前線》一書中以無限悲憤的心情揭露了日軍在華的暴行。1936年6月，斯諾訪問陝甘寧邊區，撰寫了轟動世界輿論的《西行漫記》，極大地支持了中國的反侵略戰爭。1937年10月，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和社會活動家史沫特萊來到山西的八路軍總部駐地，成為八路軍中第一個隨軍外國記者。她隨八路軍總部轉戰各地，與八路軍戰士同吃同住，相處不到半年便深深地愛上了這支部隊。用她的話說：“離開你們，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於去死。”她的《中國紅軍在前進》《中國在反擊》等著述，向世界宣傳了中國的革命斗爭，成為不朽之作。

此外，在戰火彌漫的抗戰歲月，還有一些國際友人來到中國參加各項建設，在淪陷區創立難民區等。如新西蘭的路易·艾黎、英國的喬治·何克等，參加了“工業合作社”的經濟救亡運動﹔法國教父饒家駒在上海創立的戰時平民救援的難民區，保護了30多萬中國難民﹔生於德國的約翰·拉貝，為南京的中國難民尋求國際援助，拯救了25萬中國平民的生命，寫下了舉世聞名的《拉貝日記》。

（作者：黃學爵，系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軍黨史軍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