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毛澤東的戰“疫”情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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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來。這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中國是一次危機，也是一次大考。全國人民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正以必勝之心、責任之心、仁愛之心、謹慎之心，堅決打贏這場艱巨的疫情防控人民戰爭。在這一特殊時期，重溫毛澤東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回顧當年那場波瀾壯闊的消滅血吸虫病的人民戰爭，不僅能深切體會一代偉人毛澤東對人民的一顆赤誠之心、一片奔涌之情，深刻體會中國共產黨為民解難、為民造福的責任擔當，深刻認識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而且也必將有利於匯聚起眾志成城、風雨同舟、共克時艱的磅礡之力。

人民健康大如天

毛澤東熟知中國歷史，切身感受過舊中國疫病叢生給人民生命安全和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巨大災難和危害。在毛澤東心目中，衛生防疫始終是群眾關切、生命攸關的大事，更決定著人心向背、體現黨的性質和宗旨。關心人民疾苦，情系百姓安危，是毛澤東一貫的政治理念和深厚情懷。

早在1929年12月，毛澤東在他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指出：“軍政機關對於衛生問題，再不能像從前一樣不注意，以后各種會議，應該充分討論衛生問題。”1933年11月，毛澤東到興國縣長岡鄉實地調查，他在《長岡鄉調查》中寫道：“發動廣大群眾的衛生運動，減少疾病以至消滅疾病，是每個鄉蘇維埃的責任。”1934年1月27日，毛澤東在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明確提出要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

1942年，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防疫總委員會，開展衛生防疫宣傳、軍民衛生運動、實施接種預防等。1944年年初，延安周邊出現嚴重的傳染病疫情。5月24日，毛澤東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說：“近來延安疫病流行，我們共產黨在這裡管事，就應當看得見，想辦法加以解決。”1945年5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的報告中強調：“應當積極地預防和醫治人民的疾病，推廣人民的醫藥衛生事業。”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不僅領導相關部門及時制定正確的衛生工作方針，還切實領導了新中國的衛生防疫工作。1949年10月，察哈爾省察北專區發生鼠疫，毛澤東特別指示迅速成立中央防疫委員會，並親自致電斯大林，請求蘇聯政府予以援助，使察北鼠疫疫情迅速得以控制。11月，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成立后，把集中力量預防流行性疾病作為頭等大事。毛澤東為此指示衛生部必須大力加強衛生防疫工作的組織和領導。

1950年8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確定“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為新中國衛生工作三大原則。毛澤東為這次會議題詞：“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斗！”

1951年4月，衛生部召開全國防疫專業會議，制定了鼠疫、霍亂、天花等19種傳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傳染病管理條例（草案）》以及若干防疫工作的具體辦法。9月9日，毛澤東親自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加強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的指示》，提出“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衛生工作親自擬稿批轉的第一個文件。

1952年春，華北一些地方相繼發生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紅熱、白喉等疫病並出現蔓延勢頭，毛澤東收到疫情報告后立即批示：“有疫者治疫，無疫者防疫。”1952年3月，政務院決定重新組建中央防疫委員會（12月更名為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同年6月10日，毛澤東為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成立大會題詞：“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這既是我國體育工作的指導方針，也成為落實“預防為主”的重要措施。12月，第二屆全國衛生會議召開。毛澤東又為大會題詞：“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

1955年12月，毛澤東在為中央起草的通知中，給愛國衛生運動和衛生工作提出了除“四害”和消滅疾病的任務。1956年1月，他又把除“四害”及努力消滅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列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后來，他在修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時寫道：“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潔衛生，人人振奮，移風易俗，改造國家。”10月13日，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再次指出：“除四害是一個大的清潔衛生運動，是一個破除迷信的運動。”

毛澤東對關系人民群眾生命和健康的衛生防疫事業極為關注，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關於衛生防疫事業的重要方針，為新中國衛生防疫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殫精竭慮為血防

血吸虫病，俗稱“大肚子病”，是由血吸虫寄生於人體所引起的一種疾病，在我國流行甚久。考古發現，我國在2100多年前的馬王堆漢墓尸體中已有血吸虫卵，晉隋以來就有關於血吸虫病的文獻記載。新中國成立初期，血吸虫病在我國南部及長江沿岸一帶蔓延，遍及南方12個省（市、自治區），患病人數達1000多萬，受感染威脅的人口超過1億人。血吸虫病死亡率極高，嚴重危害著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群眾稱之為“瘟神”。

1949年，人民解放軍在渡江作戰和水上練兵時有大批指戰員感染了血吸虫病，一度造成大規模非戰斗性減員。1950年冬，血吸虫病重災區之一的上海市郊任屯村農民聯名給毛澤東寫信，要求盡快治好血吸虫病。不久，毛澤東派出的醫療隊就到了任屯村，不分晝夜查病治病，搶救了不少病人。

195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沈鈞儒給毛澤東寫信，反映長江中下游血吸虫病流行的嚴重疫情，引起毛澤東高度重視。他立即回信：“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須著重防治。”毛澤東點將政務院秘書長習仲勛負責處理中央層面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1955年11月17日至18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華東、中南地區省委書記開會研究農業問題時，專門聽取衛生部副部長徐運北關於防治血吸虫病情況的報告后，發出“一定要消滅血吸虫病”的偉大號召，並指示衛生部“要把消滅血吸虫病作為當前的政治任務”。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迅速成立由中共中央上海局主要領導和江蘇、浙江、福建、江西、安徽、廣東等重點疫區的省委書記或省長以及衛生部、農業部的負責同志組成的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領導小組（簡稱“中央血防九人小組”），統一領導南方12個血吸虫病流行省（市、自治區）的血防工作。領導小組甫一成立，立即於11月23日至25日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會議，提出“一年准備，四年戰斗，兩年掃尾”，七年消滅血吸虫病的總體部署。12月27日，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中寫道：“許多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過去人們認為沒有辦法對付的，現在也有辦法對付了。”欣喜之情溢於言表。

1956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把消滅血吸虫病擺在了“消滅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的首位。2月1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再次針對血吸虫病發出“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血吸虫病”的戰斗號召。2月28日，中國科學院水生動物專家秉志寫信提出，用火焚燒的辦法對消滅釘螺更有效。毛澤東見信后立即批示衛生部重視此意見，並叮囑“開會時可邀秉志先生前往參加”。3月20日至28日，第二次全國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會議在上海召開。4月20日，毛澤東把徐運北給中央關於第二次全國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會議的報告，批轉給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並給該報告加了“關於消滅血吸虫病問題的報告”的標題，批示分發給黨內外高級干部及各省省委書記。

1957年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血防九人小組《關於第三次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會議的報告》和《1957年防治血吸虫病工作要點》。批示指出：“加強黨對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領導，是完成防治任務的基本保証。”為了加強對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具體組織，衛生部正式設立血吸虫病防治局，與領導小組辦公室合署辦公。4月20日，國務院發出《關於消滅血吸虫病的指示》，明確要求建立各級防治委員會。

毛澤東提出的自上而下建立專門領導小組和防治機構的舉措，開創了中國防治傳染性疾病的獨特領導模式，形成了血吸虫病防治的領導機構體系，對統籌領導防治工作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保障。毛澤東關於消滅血吸虫病的一系列講話和指示，形成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廣大干部群眾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消滅血吸虫病的人民戰爭。

江西省余江縣是全國血吸虫病流行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僅新中國成立前的30年間，患病死亡達2.9萬余人，毀滅村庄42 個，2萬多畝良田變成荒野，竟成為“頭年人種田，二年人肥田”的“棺材田”。余江縣是江西省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重點縣、試點縣。

1951年3月，毛澤東即派血防人員到余江縣調查，首次確認余江縣為血吸虫病流行縣。1953年4月，他又派醫務人員駐余江縣馬崗鄉進行血防的重點實驗研究。1956年，他指示中央血防九人小組和衛生部兩次派專家考察組到余江縣考察血防工作。在毛澤東的親自關注下，余江縣人民響應毛澤東“一定要消滅血吸虫病”的號召，下定決心“半年准備、一年戰斗、半年掃尾”，掀起了一場消滅血吸虫病的群眾運動。從1955年冬至1958年春，余江縣共發動人民群眾3.6萬多人，投入勞動日231.4萬個﹔填舊溝347條，長191千米﹔挖新溝87條，長117千米﹔填舊塘503口﹔完成土方416.4萬立方米，基本上完成了大面積的滅螺任務。1958年5月10日，《江西日報》發表余江縣委書記李俊九的《我們是怎樣根除血吸虫病的？》文章。6月1日《根除血吸虫病鑒定書》在《江西日報》刊發，宣告余江在全國率先消滅了血吸虫病，創造了世界血吸虫病防治史上的奇跡。

濃情高歌送瘟神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長篇通訊《第一面紅旗——記江西余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虫病的經過》。當晚，毛澤東在讀罷這則通訊后，心潮起伏，興奮不已。7月1日清晨，他激情賦詩：

七律二首·送瘟神

讀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余江縣消滅了血吸虫。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

其一

綠水青山枉自多，

華佗無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遺矢，

萬戶蕭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萬裡，

巡天遙看一千河。

牛郎欲問瘟神事，

一樣悲歡逐逝波。

其二

春風楊柳萬千條，

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

青山著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

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

紙船明燭照天燒。

寫完之后，毛澤東當即致信胡喬木：“睡不著覺，寫了兩首宣傳詩，為滅血吸虫而作。請你同《人民日報》文藝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請告訴我。如可以用，請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報》上發表，不使冷氣。滅血吸虫是一場惡戰。詩中坐地、巡天、紅雨、三河之類，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過一會，或須作點解釋。”

毛澤東還為這兩首詩專門寫了一段后記：“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余江縣基本消滅了血吸虫，十二省、市滅疫大有希望。我寫了兩首宣傳詩，略等於近來的招貼畫，聊為一臂之助。就血吸虫所毀滅我們的生命而言，遠強於過去打過我們的任何一個或幾個帝國主義。八國聯軍，抗日戰爭，就毀人一點來說，都不及血吸虫。除開歷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現在尚有一千萬人患疫，一萬萬人受疫的威脅。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華佗們在早幾年大多數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勁漸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黨抓起來了，群眾大規模發動起來了。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群眾，三者結合起來，瘟神就隻好走路了。”

毛澤東為《七律二首·送瘟神》又是寫小引，又是寫后記，這是他自注和解釋得比較多的兩首作品。一般情況下，毛澤東不太樂意發表詩詞作品。1957年1月《詩刊》創刊號發表毛澤東18首詩詞時，毛澤東在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中，就曾寫道：“這些東西，我歷來不願意正式發表。因為是舊體，怕謬種流傳，貽誤青年。”《七律二首·送瘟神》可算是一個特例，毛澤東急於發表，無非是想給血吸虫消滅戰鼓勁助威，只是因為毛澤東反復修改，遲至10月3日才在《人民日報》發表。所有這一切，充分表明毛澤東消滅血吸虫病的心情是多麼急切、感情是多麼投入、決心是多麼堅定！

第一首詩寫瘟神猖獗、人民遭殃的悲慘景象，舊中國血吸虫病長期流行，廣大農村淒涼蕭條，表達了對勞動人民命運的深切關懷和對舊社會的強烈憤恨。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虫何”，舊中國社會腐敗黑暗，血吸虫使大好河山蕭條黯淡，神醫華佗也無法根治這種頑疾。“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村落不見庄稼，到處雜草叢生，千家萬戶人丁稀少，隻有鬼在唱歌。詩句飽含著對深重苦難的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同時也是對黑暗舊社會的強烈控訴。

“坐地日行八萬裡，巡天遙看一千河”，由於虫害長期肆虐，人們隻好坐在地球上，隨著地球的公轉茫然地巡視太空。毛澤東對人民的關切之情隨著想象飛到天外，遨游廣闊宇宙長河之中。人們到哪裡去尋求幫助他們解脫疾病、消滅瘟君的救星呢？“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牛郎是勞動人民的化身神，十分關注瘟神肆虐之“事”。如何回答牛郎的發問呢？詩人的答詞是：一切悲歡離合都隨著時光的流逝而成為過去了。血吸虫禍害人間，是天怒人怨。

第二首詩寫新時代新社會人民當家作主、改天換地的壯舉和人民幸福安康、瘟神被逐的情景，濃情歌頌了偉大的時代和英雄的人民，情緒熱烈、語調高亢，與第一首感情抑郁、語義哽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春風蕩漾，楊柳輕拂，生機盎然。翻身解放之后，六億中國人民在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像古代聖賢堯舜一樣奮發有為，勠力同心，什麼人間奇跡都能創造出來。“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暮春的落花飄入水中，隨人的心意翻著錦浪，一座座青山相互連接，就像專為人們搭起的凌波之橋。毛澤東是在盛夏時節寫這首詩的，卻沉浸在浪漫的春天世界裡。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五嶺”泛指山脈，“三河”泛指河流，代表了整個中國。“銀鋤落”“鐵臂搖”，指農民大力興修水利。作者寫“送瘟神”，並沒有具體寫打針吃藥以及消滅血吸虫的過程，而是將其放到全國人民改天換地的偉大實踐中去，從而使詩作具有更深廣的思想意義。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試問瘟神，你要到哪裡去呢？人們已焚化紙船，點燃蠟燭，火光照耀天際，送走瘟神。瘟神逃脫不了滅亡的下場，最終會被送上西天。這與第一首中的“華佗無奈小虫何”遙相呼應，表達了對瘟神的蔑視和嘲笑，生動表現了勝利者的自豪和喜悅。

在所有毛澤東詩詞作品中，《七律二首·送瘟神》是純粹以民生問題為主題，具體又以防治血吸虫病疫情為題材的詩詞作品。作品想象豐富，對比鮮明，語言生動，情致高昂，既有理想，又有現實﹔既有科學，又有神話﹔既有對舊時代人民苦難生活的嘆息，又有為新時代人民壯舉的喝彩。兩首詩渾然一體，以始終如一的愛民思想和超凡脫俗的藝術魅力，給后人以戰勝瘟神、戰勝邪惡、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無窮力量。

原載：《黨史文苑》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