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精神永載史冊

　　西柏坡紀念碑。新華社發

　　在西柏坡七屆二中全會舊址，石家庄市人民醫院12名援鄂抗疫新黨員與老黨員一起重溫入黨誓詞。新華社發

　　通往西柏坡的高速公路。新華社發

　　西柏坡，一個永載中國革命史冊的名字。從1947年7月12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成立，到1949年3月23日黨中央離開西柏坡，一共621天。這621天，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歷史轉折時期。作為“進入北平解放全中國的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這個小山村領導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指揮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七屆二中全會。在這段波瀾壯闊的革命實踐中，孕育形成了以“兩個務必”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主要體現為：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公仆精神，敢於斗爭、敢於勝利的進取精神，政治協商、團結合作的民主精神，立規嚴紀、集中統一的看齊精神，謙虛謹慎、艱苦奮斗的趕考精神。西柏坡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歷程上鑄就的一座精神豐碑，與“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長征精神和延安精神等一道，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寶貴精神財富，也成為新時代我們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的強大精神動力。

　　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公仆精神

　　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我們黨克敵制勝的法寶。西柏坡時期，如何打敗國民黨的軍事進攻，取得革命最后勝利，是當時的“歷史之問”。面對敵強我弱的力量對比，毛澤東同志明確指出“革命要依靠人民群眾”。解決土地問題，滿足廣大農民的利益需求，成為依靠人民、為了人民在當時最重要的體現。這一時期，我們黨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公布《中國土地法大綱》，將農民群眾最為關心的土地問題提到戰略高度，在解放區進行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滿足了農民獲得土地這個最根本的利益需求。開展“土地還家”，廣大農民全力參軍參戰、支援前線，使國民黨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最后一碗米當軍糧，最后一塊布做軍裝，最后一件棉襖蓋在擔架上，最后一個兒子送到戰場上”是當時的真實寫照。

　　敢於斗爭、敢於勝利的進取精神

　　西柏坡精神代表著不畏強敵、敢於斗爭、敢於勝利的進取精神。西柏坡時期，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敢不敢不失時機舉行戰略反攻和戰略決戰，敢不敢將革命進行到底，是黨面臨的重大戰略抉擇。在這個關鍵時期，黨中央對革命形勢進行了科學分析，堅定地認為中國共產黨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代表著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進行的是正義的、進步的戰爭，而國民黨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進行的是反人民、非正義的戰爭。因此，盡管國民黨擁有軍事力量對比上的明顯優勢和先進的美式武器裝備，表面上看起來氣勢洶洶，但國民黨軍隊派系林立、各自為戰、人心渙散、無心戀戰。與國民黨軍隊完全不同，“小米加步槍”的人民軍隊眾志成城、士氣高昂、敢於斗爭、艱苦作戰，骨子裡有“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英雄氣概和深厚的為民情懷。懷著堅定的信念，在力量還處於劣勢的情況下，劉鄧大軍以一往無前的大無畏英雄氣概千裡躍進大別山，以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拉開戰略進攻序幕。在決戰時機成熟時，敢於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於攻取對手佔領的重要城市，敢於決戰敵人強大兵團，指揮了規模空前的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創造了震驚中外的戰爭范例。

　　在消滅國民黨主要軍事力量后，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極力使中國革命止步，國民黨為爭取喘息時間，提出和談，圖謀“劃江而治”。面對歷史抉擇，我們黨號召全國人民“將革命進行到底”，申明無論和談是否成功，都將“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敢於在全國范圍內徹底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表明中國共產黨人決不允許革命半途而廢的堅定信念和將革命進行到底的使命擔當。毛澤東同志在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后，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採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

　　政治協商、團結合作的民主精神

　　西柏坡時期，我們在國民黨統治區開辟第二條戰線，制定爭取團結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方針政策，革命統一戰線不斷擴大。1948年，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號召聯合全國知識分子、自由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和其他愛國分子，鞏固與擴大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為著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斗﹔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各民主黨派紛紛響應，北上解放區，參加新政協，自願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實現了社會各界空前大團結。毛澤東同志在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要求我們黨去認真地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這些是這個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規定了人民代表大會的政體、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新型政黨制度以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確立了新中國人民民主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

　　立規嚴紀、集中統一的看齊精神

　　西柏坡是立規矩的地方。黨的規矩、制度的建立和執行，有力推動了黨的作風和紀律建設。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就提出全黨向中央看齊的思想。西柏坡時期，各解放區連成一片，人民解放軍開始大兵團正規作戰。我們黨為了適應革命形勢變化，提出強化看齊意識，嚴格自律要求，加強黨的制度建設和紀律建設，實現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毛澤東同志親自起草《關於建立報告制度》，多次督促請示報告制度落實，強調這是“為了及時反映情況，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幫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錯誤，爭取革命戰爭更加偉大的勝利起見”。在西柏坡召開的九月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厘清了各級權力，有效地規范了黨內運行機制，維護了中央領導集體的權威，加強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中央頒布《健全黨委制》《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等一系列制度，提出“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的口號，重新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提議，七屆二中全會作出了“不做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的六條規定。

　　謙虛謹慎、艱苦奮斗的趕考精神

　　在中國革命即將勝利、歷史轉折到來的歷史背景下，毛澤東同志基於對中國歷史傳統和現實國情的深刻理解和准確把握，對中國共產黨實踐經驗的歷史總結和深刻領悟，對未來革命和建設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的深刻思考，高瞻遠矚、把握未來，向全黨同志描繪新中國宏偉藍圖，發出了“兩個務必”的告誡，提出了“進京趕考”的歷史命題。

　　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全面規劃新中國制度框架與政策設計﹔警示全黨同志不要被勝利沖昏頭腦，憂思因為勝利可能增長的“四種情緒”，防止“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強調“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毛澤東同志告誡全黨同志，“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即“兩個務必”。

　　離開西柏坡前往北京之際，毛澤東同志明確提出“進京趕考”“我們決不當李自成”的歷史命題，決心跳出歷史周期律，實現長久執政，引領中國人民走向社會主義。“兩個務必”與“進京趕考”的提出，在國際共運史上第一次初步解決了無產階級政黨執政后如何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實現長久執政和歷史使命的重大課題，豐富發展了無產階級政黨領導和建設理論。堅持“兩個務必”，有助於黨員干部增強“趕考”意識，自重自省自警自勵，克服革命到頭思想和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做到掌權不忘責任重、位高不失公仆心，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干事、清清白白為官，自覺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風，始終保持蓬勃朝氣、昂揚銳氣、浩然正氣，保持對事業的執著追求和對工作的飽滿熱情。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從革命到執政，從建設到改革，從開啟新時期到跨入新世紀，從站上新起點到進入新時代，堅守“兩個務必”，踐行“兩個務必”，不斷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鮮明體現了繼承與創新的高度統一，使“兩個務必”成為我們黨推動革命建設改革的傳家寶。

　　（作者：王彥坤、儲峰，分別系河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