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擊戰為什麼成為八路軍新四軍的主要作戰方式？

1937年7月7日，日軍在北平西南的盧溝橋附近向中國軍隊發動猛烈進攻，遭到中國軍隊的堅決抵抗，史稱七七事變或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由局部抗戰轉變為全面抗戰。

盧溝橋事變發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發出《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同一天，毛澤東、朱德等致電蔣介石，表達紅軍將士“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的強烈意願。也在這一天，中央書記處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不管日方將擴大為大規模戰爭或將暫時取外交壓迫形式”，都要“堅決保衛平津保衛華北”，並“著手組織抗日義勇軍，准備進行艱苦的游擊戰爭”。

8月1日，毛澤東、張聞天在關於紅軍作戰的原則致周恩來等人的電報中指出：我軍應“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隻有如此才能發揮紅軍特長，給日寇以相當打擊”。初步確立了我軍在全面抗戰中的作戰方針。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洛川縣的馮家村召開擴大會議。會議通過的《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指出：隨著全國性抗戰局面的形成，存在兩條不同的抗戰路線，一條是國民黨隻要政府和軍隊參加，不願意發動全國人民參加的片面抗戰路線﹔另一條是共產黨所主張的全面全民族的抗戰路線。強調“共產黨員及其所領導的民眾和武裝力量，應該最積極的站在斗爭的最前線，應該使自己成為全國抗戰的核心”。關於軍事問題，毛澤東指出，我軍的軍事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和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是：“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

在經過與國民黨談判之后，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將主力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立即挺進華北敵后。對於八路軍的作戰方針，毛澤東在9月21日給彭德懷的電報中明確指出：“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9月25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等人，明確指出：“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運、統一戰線等等，應環繞於游擊戰爭。華北正規戰如失敗，我們不負責任﹔但游擊戰爭如失敗，我們須負嚴重的責任。”11月8日，在太原失守的前一天，毛澤東致電八路軍領導人，再次強調：“太原失后，華北正規戰爭階段基本結束，游擊戰爭階段開始。這一階段，游擊戰爭將以八路軍為主體，其他則附於八路軍，這是華北總的形勢。”因此，全面抗戰一開始，中共中央就確立了堅持敵后游擊戰的基本方針。

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新四軍之所以將游擊戰作為主要作戰方式，從根本上講是敵強我弱形勢所決定的。同時，我國是大國，地域廣大，日本雖是強敵但兵力有限，隻可能佔領城市與重要交通沿線，這就為八路軍新四軍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提供了廣闊空間。

眾所周知，八路軍挺進華北作戰取得的第一次重大勝利是平型關戰斗。1937年9月中旬，為了配合第二戰區國民黨軍作戰，阻滯日軍的攻勢，八路軍總部命令第115師進至山西靈丘的平型關以西大營鎮待機。９月20日，日軍第５師團第21旅團一部，佔領靈丘縣城，並繼續向平型關進犯。23日，第115師決定利用平型關東北的有利地形，以伏擊手段殲滅由靈丘向平型關進犯的日軍，配合國民黨軍長城以內的防御作戰。25日晨，日軍第5師團第21旅團一部和大批輜重車輛，沿靈丘至平型關公路西進。７時許，全部進入第115師設伏地域，第115師立即抓住有利戰機，突然發起攻擊，乘勢將日軍壓迫於平型關附近的峽谷之中。日軍在飛機掩護下瘋狂反扑，企圖突圍，八路軍與之展開白刃格斗，激戰至13時許，將被圍日軍全部殲滅。此戰共殲滅日軍1000余人，擊毀汽車百余輛、馬車200輛及其他大批軍用物資。平型關戰斗沉重打擊了侵華日軍的囂張氣焰，振奮了全國的民心士氣，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聲威。

參加平型關戰斗的八路軍第115師有第343旅2個團、第344旅1個團約6000人。進入第115師伏擊圈的日軍有兩部分，即新庄淳中佐率領的第六兵站汽車隊約500余人，橋本中佐臨時指揮的輜重大車隊近600人。進入伏擊圈的日軍被壓縮包圍在兩山之間的峽谷裡，因為兩支日軍是汽車隊和輜重大車隊，因而不全是戰斗人員，但仍顯示出很強的戰斗力，敵我雙方激戰6小時才解決戰斗。

平型關戰斗是典型的伏擊戰，八路軍佔據了絕對有利的地形，但在戰斗中仍付出重大犧牲。日軍第六兵站汽車隊四五百人與八路軍第343旅第686團反復爭奪老爺廟高地，該團3營9連140人隻幸存10余人，連排干部全部犧牲。副團長楊勇、營長鄧克明身負重傷。

到達陝北的主力紅軍改編成八路軍后，全軍三個師，按編制每個師1.5萬人，全軍4.5萬人，全軍實際人數也與此不相上下。為了保衛陝甘寧邊區，各師抽調一部分部隊組成留守兵團，因此，改編之初開赴前線的每師估計在1萬人左右。當時，第129師的武器裝備情況是：步槍3412支，馬槍724支，自來德式槍529支，手槍93支，花機槍3挺，重機槍29挺，輕機槍93挺，手機槍72挺﹔另有迫擊炮6門，刺刀 55把，手榴彈203枚。八路軍其他各部隊的人員裝備也都大體相當。至於由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而成的新四軍，由於長期分散游擊，剛剛集中之時裝備恐怕還不如八路軍。

由此可見，八路軍用這樣劣勢的武器，根本無法與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日軍展開大規模的陣地戰，更不要說展開決戰。115師關於平型關戰斗的總結中談到：“在目前兵力與技術條件下，基本上應以在敵后襲擊其后路為主。斷敵后路是我們阻敵前進爭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經常集中大的兵力與敵作運動戰，是不適宜的。”挺進敵后建立根據地之后，雖然八路軍、新四軍得到了大發展，但武器裝備處於絕對劣勢的情況並沒有改變，唯有游擊戰才能在消滅敵人的同時保存自己。正如周恩來后來所說的：“在抗日戰爭時期，敵人裝備好，我們隻好上山，開展山地游擊戰。”
　　隨著抗日戰爭的發展和八路軍戰略展開，抗日游擊戰爭的正確性不斷得到驗証。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以“戰爭的基本原則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為依據，全面系統闡述了游擊戰在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文章指出，中國既不是小國，又不像蘇聯，是一個大而弱的國家。這樣一個大而弱的國家被一個小而強的國家所攻擊，因此，抗日游擊戰爭主要不是在內線配合正規軍的戰役作戰，而是在外線單獨作戰，不是小規模的而是大規模的，抗日游擊戰爭雖然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仍然處於輔助的地位，但是必須將其放在戰略觀點上加以考察。

在1938年11月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全國抗戰開始后，人民軍隊面臨的敵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國主義，友軍是過去的敵人國民黨（它對我們仍然懷著敵意），戰場是地域廣大的華北（暫時的我軍正面，但不久就會變為長期的敵人后方）。在這種特殊的情況下，“必須把過去的正規軍和運動戰，轉變成為游擊軍（說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說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和游擊戰，才能同敵情和任務相符合”。“這一轉變關系於整個抗日戰爭的堅持、發展和勝利，關系於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非常之大，隻要想一想抗日游擊戰爭在中國民族解放命運上的歷史意義，就會知道的。中國的抗日游擊戰爭，就其特殊的廣大性和長期性說來，不但在東方是空前的，在整個人類歷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從戰略地位上強調了游擊戰的重要性，這對促進抗日游擊戰爭的迅猛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