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真理的味道”中汲取信仰的力量

　　100年前，陳望道在家鄉義烏的小柴屋，以蘸著墨汁吃粽子還說“可甜了，可甜了”的忠貞信仰和“花費平時五倍的精力”，翻譯了《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為中國革命開啟了理論和思想先聲。為什麼喝著墨汁照樣甜？因為它體現了真理的感召，飽含著信仰的味道，展現出思想的力量。

　　為探索富國強民的濟世之道，陳望道曾希望走一條實業救國道路，但他逐漸認識到救國不單是興辦實業，還必須進行社會革命，因而確立了以中國語文為中心的社會科學為自己的專業。面對五四運動后轟轟烈烈的革命形勢，他毅然結束在日本留學，回國任教浙江一師，與夏丏尊、劉大白、李次九一起，投入到新文化運動中，並在“一師風潮”的洗禮中進一步認清，社會改良是無濟於事的，要有更高的辨別的准繩——馬克思主義，對舊制度進行根本的革命。正是基於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認識，他甘願花費平時五倍的精力，首譯《共產黨宣言》全文，勇當播撒真理的“盜火者”﹔他與陳獨秀等人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組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把《新青年》改組成為黨的公開機關理論刊物，並作為上海地區選舉出來的一大代表，參與了開天辟地之偉業。一大后，他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上海地方委員會書記，成為上海地方黨務工作的開拓者和奠基者。

　　因《新青年》辦刊經費等問題，陳望道對陳獨秀的責難和家長制作風非常失望，性格剛直、人稱“紅頭火柴”的他，提出辭呈並退黨，組織上派沈雁冰去勸說也無效，但這並沒有動搖他對理想信念的追求。陳望道明確表示：“我信仰共產主義終身不變，願為共產主義貢獻我的力量。我在黨外為黨效勞也許比黨內更方便。”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1923年，陳望道接到了一張署名為“知名”的條子：“上大請你組織，你要什麼同志請開出來，請你負責”。上海大學是我黨培養干部的一所學校，一看筆跡陳望道就知道是陳獨秀寫的，雖然對陳有看法，但他馬上執行任務，先后擔任上海大學中文系主任、教務長、代理校務主任。1925年12月，我黨領導創立中華藝術大學，陳望道擔任校長，使該校成為左翼文藝運動的中心。九一八事變后，他與魯迅、葉聖陶發起組織中國著作家抗日會﹔上海淪為“孤島”后，又參與組建上海文化界抗日聯誼會，站在抗日救亡的前列。由他擔任系主任的復旦大學新聞系，被譽為是復旦的“延安”，是“全校進步力量最強的地方”。1973年9月，已是83歲高齡的他接受中國新聞社採訪時依然表示：“活著一天，就要為黨工作一天。”他以一生的實際行為，踐行了“身在黨外，心在黨內”“不是黨員，勝似黨員”和“我始終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不懈追求。也正是出於對他的為人和歷史的充分認識，1956年他提出重回黨組織的要求時，毛澤東明確表態：“陳望道想什麼時候回到黨內，就什麼時候回來。不必寫自傳，不必討論，可不公開身份。”

　　縱觀陳望道的一生，他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自覺擔當，始終與國家命運緊密相聯。作為一個年輕人，他主動棄法從文，而不僅是求一技之長，因為他深切地體會到語言文字的使用，對於啟蒙運動和思想解放是極端重要的。他把名字從“明融”改為“望道”，意即追望大道，這個“道”就是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學者，他既求學術之新，更謀思想之新，他與魯迅一道創辦《太白》月刊，抵制文言文復辟，以迂回戰術抗擊國民黨的文化圍剿﹔編寫《修辭學發凡》，開拓了我國修辭學研究的新境界﹔他堅持學術研究的中國化，提出“不唯洋、不唯上、不唯古”，可以借鑒國外，但絕不照搬照抄。作為一個教育家，他堅持“唯教育事業是萬古長青的”，自浙江一師任教起便為培育棟梁之才傾盡心血，擔任復旦大學校長25年，他堅持兼容並蓄，開放民主，依靠專家辦學治校，把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落實落細，使復旦快速崛起成為一流高等學府，為發展新中國高教事業、培養社會主義建設人才嘔心瀝血，傾盡所有，把個人完全融入到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偉業之中。

　　“好學力行”是陳望道為復旦大學新聞系確立的系銘，也是他一生知信行統一、學思用貫通的生動寫照。他是一位信仰馬克思主義終身不變的勇士﹔在70歲高齡時接任《辭海》主編，帶領團隊經過4年多的奮戰，圓滿完成《辭海》編寫﹔87歲的他，依然在病榻上做《文法簡論》的寫作校對。他以實際行動詮釋了“生命不息、攀登不止”“老而彌堅、終生奮斗”的錚錚誓言，詮釋了對信仰的堅守、對初心的堅持、對使命的踐行。陳望道的一生也昭示大家，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我們什麼時候都要做到責任在心、行動在前，隻有這樣才能真正把握住共產黨人的根與本、知與行、始與終，錘煉忠誠干淨擔當的政治品格，永葆為民務實清廉的政治本色，凝聚起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強大力量，以信仰之光照亮前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