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守初心使命的徐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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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長沙人，原名徐懋恂，又名徐立華，著名革命家、教育家，“延安五老”之一。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被選為湖南省臨時議會副議長﹔1912年創辦長沙師范學校，任校長﹔1919年赴法勤工儉學﹔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任革命委員會委員、起義軍第二十軍三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34年參加長征﹔新中國成立后，長期擔任中宣部副部長，是中共第七屆、八屆中央委員。

徐特立一生走過了一條由苦難到輝煌的道路，先后經歷晚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和新中國等不同時期。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終站在勞動人民一邊，立志為社會服務。正因為有了這份初心和使命，他總能在關鍵時刻作出正確抉擇，並隨著時代的步伐不斷前進，從一位民主主義者躍進為堅定的共產主義革命家。徐特立德高望重，深受全黨、全國人民的尊敬和愛戴。中共中央這樣評價他：“你的這一切優良品質是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的驕傲，把你的這一切優良品質發揚光大是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的革命任務”。毛澤東評價他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周恩來評價他是“人民之光，我黨之榮”﹔劉少奇評價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光榮”﹔朱德評價他“你是革命模范的人，你是革命前進的人。不管革命歷史車輪轉得好快，你總是推著他前進的”﹔任弼時稱他是“延水青鬆”。

創造事業，用教育來改革人心

19世紀末的中國正處於令人煎熬和困惑的歲月，列強侵略、政治黑暗、民生凋敝，沉浸在迷惘中的有志之士積極探索救國救民之路。此時，一些宣傳維新變法和介紹“西學”的讀物開始在湖南傳播。維新派的出版物，諸如《湘學報》《湘報》，很快引起了正在家鄉苦讀、教書的徐特立的注意，他經常前往長沙城購買新書報，開始關注社會脈搏和時代風雲。他特別贊賞梁啟超的“筆端常帶感情”的論說和譚嗣同的慷慨激昂之作。受維新運動的影響，一個時期內，徐特立一度以康梁的信徒自居。后來，戊戌變法失敗，八國聯軍入侵，民族危亡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改良的道路自然就走不通了。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徐特立感到憤慨、迷惘，憂國憂民的思緒，促使他下定決心，結束塾師生活，離開溫暖小家，報考寧鄉速成師范學校。1905年春，徐特立考入該校一個學制為四個月的速成班。校長周震鱗，系同盟會會員，他創辦寧鄉速成師范學校的目的是傳播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培養能為民族革命事業奮斗的人才。在這裡，徐特立學到了新的科學知識和教育方法，特別是受到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學習之余，他還經常閱讀《民報》《猛回頭》《浙江潮》《新湖南潮》等新式讀物，他的思想很快發生變化，“走上了反康梁而相信孫文的道路”，成為一名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

畢業之后，徐特立牢記校長教誨，抱著“創造有利於國家民族的事業”的奮斗目標，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姜濟寰、何雨農一起創辦了梨江高等小學堂。學校以開發民智、教育救國為宗旨，專招農民子弟入學，附設速成師范班和女子班，這改變了長沙附近農村沒有新式學堂的狀況。由於家境貧寒，徐特立不出款隻出力。為了節省開支，他給自己立了一條“多教課，隻吃飯，不拿工資”的規矩。為了給學生保質保量地上課，徐特立克服了許多難以想象的困難。他在《我的生活》中回憶道：“我教書的地方離家五十裡，過中秋節回家時，才知道生了一男孩。學校不能缺課，家中又無人照顧，妻子剛剛生產，還有一個三歲小孩正在拉痢。不得已，隻好上午上課，下午回家，准備藥物，第二日清晨，走五十裡左右，天才明，到校吃早餐，又上半日課”。這時，他“已決定為社會服務”，“把絕大部分精力用到社會上”，“希望一家之困難，隨整個社會解決而解決之”。創辦梨江高小，是徐特立走上新的教育道路的一塊裡程碑。

辛亥革命爆發后，徐特立積極響應，支持革命。長沙新軍起義勝利后，他被推選為湖南省臨時議會副議長。由於議會內部爭權奪利、背叛人民，徐特立意識到革命政黨已經變質，於是憤然辭職，回到教育界。徐特立說：“我認為政府總是壞的，革命黨做了官就要叛變，我還是回到教育界去，用教育來改革人心罷！從此以后，我就變成一個教育救國論者。”為了實現教育救國的理想，培養更多師資力量，徐特立應長沙縣知事姜濟寰之請，創辦了長沙師范學校，擔任校長兼教員。擔任校長期間，徐特立不僅沒掙到錢，反而負債600多元。五四運動爆發后，對於青年學生的愛國行動，徐特立深受感動，他感到國家有前途、有辦法了。為了學習救國本領，1919年9月，42歲的徐特立在“英文隻能拼音，法文一字不識”的情況下，前往法國勤工儉學，這期間他還前往德國、比利時考察教育，直到1924年7月回到祖國。

徐特立主張為勞動人民辦學，學校向勞動人民敞開﹔反對把學校當成政治投機的資本，去投靠反動統治者﹔也反對把學校當作私人產業，從中牟利肥私。徐特立常常說：“我平日最喜歡貧苦學生。”為了讓勞動人民的孩子讀得起書，他將“俸金半數以上用來辦學”，“一小部分用來幫助清貧學生”。后來，徐特立在《六十自傳》中寫道：“長沙縣（包括現今的長沙縣和長沙市）的教育，民國八年（1919年）以前，差不多都是我一手辦的”，“長沙一共有800個小學校，所有教員是短期間由我一手培訓出來的”。徐特立在教育救國的道路上艱辛跋涉、艱苦創業，教育和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像毛澤東、何叔衡、蔡和森、蔡暢、李維漢、許光達、田漢等都是他的學生。

革命救國，在黨組織裡獲得新生

地位、金錢並不能阻擋徐特立前進的步伐。論地位，他已是湖南有聲望的教育家，多所學校爭相聘請他擔任教員，許多學校的教員還是他的學生﹔論收入，他的教書所得已是十分可觀，“在湖南高等師范教課，一點鐘可得銀洋三元，在湖南一師是一點鐘一元”。但是，地位和收入並不能解決思想上的困惑，黑暗的中國該往何處去的問題一直縈繞在他的心頭。徐特立在回憶這段經歷時說：“那時我想趕走敵人是后一輩人的事情了，我這一輩子是看不到富國民強了，我隻有盡心教育青年一代，將來依靠他們救中國，為窮人做好事”，“這時我思想上很苦悶，感到教育救國的路行不通。因為我教育出來的學生中，有些后來都成了壓迫人的人”。

1926年冬至1927年春，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推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迅速在全國興起。在毛澤東的建議下，徐特立回到五美鄉調查農民運動。令他驚訝的是，曾經熟悉的家鄉已經完全變了模樣：惡霸地主的威風被打下去了，流氓、煙、賭也不見了。過去政府禁止鴉片毫無辦法，現在農會晚上開個會，男女老少一起行動起來，馬上就禁絕了。天朗氣清，一片光明，人們的思想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徐特立一邊贊嘆婦女和兒童的偉大，一邊感慨地說：“我下鄉住一個星期，使我從18歲到50歲以來的思想整個革了命！我過去崇拜的康梁和中山，比之有組織的農民對於中國革命的作用渺乎小矣！”

如火如荼的工農運動，讓徐特立看到了救國的希望。他雖然始終決心站在勞動人民一邊，但一直苦於找不到出路，直到認識了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和共產黨領導革命的偉大作用，他才看到了光明。他堅定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從此信仰再也沒有發生改變。他放棄了奉行多年的“教育救國論”，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從學校跳到農民協會工作”，擔任湖南農民協會教育科科長兼湖南農民運動講習所主任，全力以赴地推動農民運動的發展。

1927年國民黨反動派背叛革命，瘋狂鎮壓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面對腥風血雨的白色恐怖，年過半百的徐特立冒著殺頭的危險，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堅強的老戰士。徐特立在《我和黨有歷史上不可分離的關系》一文中指出：“當時由於斗爭殘酷，革命隊伍已引起了分化，開始了反革命的瘋狂進攻和革命力量的堅決反攻的武裝沖突時期，使黨的一切經常生活也轉變到空前的緊張，竟至使我入黨沒有舉行過入黨儀式，且沒有填過入黨表，也沒有候補期，入黨即在黨工作。”教育家徐特立入黨的消息極大地振奮了危難中的同志，許多同志感慨地說：“真是疾風知勁草，歲寒知鬆柏啊！”陸定一高度評價徐特立入黨：“人民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就這樣對全黨同志上了第一課：困難時不要動搖，應當更堅決的奮斗，革命是一定勝利的。徐老給我們的教科書，就是他的入黨，這本沒有字的教科書，比什麼教科書都好，也比什麼教科書都重要。”

入黨以后不久，徐特立參加了南昌起義。南下途中，徐特立擔任起義軍第二十軍三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翻越閩贛邊境的武夷山時，徐特立因勞累過度，體力不支，病倒了。高燒不退的徐特立被送進了長汀福音醫院，一起住院的還有在會昌戰斗中身負重傷的陳賡。住院期間，徐特立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深深地感染了福音醫院院長傅連暲，讓他心中產生了“一種新的強烈的願望”，燃起了革命的火苗。傅連暲回憶時說：“那時起義軍二十軍三師政治部主任徐特立同志正患重病，也住在醫院附近老古井旁的一座樓上，我也經常去替他醫治。他燒得很厲害，加上年紀大了些，身體也顯得虛弱。但是，他那堅定樂觀的心情，卻使你看不出他像一個重病的老人。”后來，傅連暲放棄了待遇優厚的院長職務，投身到極其艱苦的革命事業之中。

加入黨組織后，徐特立覺得自己“從此真正獲得了新生”。他解決了政治上的苦悶，精神也變得愉快起來，他始終堅信“隻要黨存在，紅軍存在，我們在政治上是有出路的。我們黨的自信心，群眾的自信心，結合成為戰勝帝國主義的民族自信心，因此就戰勝了一切肉體上的困難”。徐特立將全部身心投入到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偉大事業上來。在徐特立的鼓勵下，他的兩個兒子先后參加革命，並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1934年10月，57歲高齡的徐特立參加了長征。長征中，徐特立將馬匹讓給傷病員，忍著飢餓帶頭挖野菜，教戰士識字，親自下河探路，鼓勵戰士們要克服困難、勇往直前，逐漸成為紅軍隊伍中無形的精神力量。徐特立回憶時說：“在二萬五千裡長征中，（我）騎馬時間至多不過二三千裡。自抵卓克基以后，我的衣服，從腳上的鞋一直到頭上的帽子，都是自己縫的。在缺乏糧食的草地，我也一般的吃草。”

到達陝北后，徐特立任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教育部部長，1937年9月起任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廳長。他將全部精力投入到陝甘寧邊區的教育事業之中。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記錄了對徐特立這一時期的印象：“我叫他老徐，因為蘇區人人都是這樣叫他——教書先生老徐——因為，雖然在東方其他地方，六十一歲不過是政府最高級別官員的平均年齡，可是在紅色中國，同別人相比，他似乎是個白發老翁。然而他並不是老朽昏聵的標本。……徐特立原來是一個極受敬重的教授，但是到了五十歲那一年，他突然放棄家庭、四個兒女、長沙一所師范校長的職位，投身到共產黨中來。……他的豐富多樣的經驗——在帝制、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形式的社會中的生活和教書的經驗——使他能夠勝任他所面臨的任務。”

1937年12月，徐特立以高級參議名義任八路軍駐湘辦事處代表，1939年2月起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員、統戰部部長。從延安回到長沙后，徐特立就投入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之中。繁重的工作之余，徐特立還念念不忘湖南的困難同志和留守的家屬，他及時向黨中央報告情況，申請經費救濟和幫助他們。李維漢后來感激地說：“使我不能忘懷的是，徐老在長沙淪陷前，將我的老母接到邵陽，安排在八路軍辦事處休息一段時期，照顧得很周到，體現了我黨對干部的溫暖，也安慰了我老母多年思戀兒子的心情。徐老對其他同志的家屬，也是這樣無微不至地照顧的。”1940年8月，徐特立回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自然科學院校長。

入黨后的革命斗爭是十分艱苦的，甚至有被殺頭的危險，但徐特立沒有絲毫害怕，他時刻保持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矢志不渝地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斗。他感慨道：“我一生過著極不平常的生活，把這一老古董推到革命最先鋒的隊伍中，將來革命史上也佔著光榮的一頁，與中國民族解放的光榮並存，我值得高興，我願繼續站在戰爭的最前線，為民族為世界和平而斗爭。”在艱苦卓絕的斗爭中，徐特立總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成為全黨自我犧牲和艱苦奮斗作風的模范”。

堅守初心，傳承革命事業

“初心易得，始終難守”，尤其是在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之時，一些人開始滋長不求進步的情緒、驕傲自滿的思想、貪圖享樂的作風。新中國成立之初，徐特立已是72歲高齡的老人了，在常人看來似乎可以坐享清福、頤養天年了，然而他並沒有絲毫懈怠，而是堅守初心，盡心竭力地投身到新中國建設之中。

早在1949年2月7日，徐特立在《祝吳老七十大壽》的詩作裡寫道，“前途之艱巨，基本在建設。幸勿過樂觀，成功在兢業”，並以“您我勵殘年，盡瘁此心血”與吳玉章共勉。徐特立還告誡身邊人，“一不要有特殊思想，二不要有優越感，三不要脫離群眾”，勸告女兒徐靜涵“不要隻為自己著想，上半晚想自己的困難，下半晚一定要想群眾的困難以及政府的困難，機關負責人的困難”。自新中國成立到徐特立逝世的近20年中，他以身作則、勤勉奉獻，為中國教育事業做了大量工作，實踐了他“盡瘁此心血”的誓言。

進入北京后，徐特立繼續擔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他依然保持革命年代的工作勁頭和學習狀態，“每天堅持8小時工作制，開會、作報告、寫文章，忙個不停﹔他孜孜不倦地批閱和草擬文件，翻閱的文件資料往往是幾種以至數十種，嚴肅謹慎，一絲不苟”。為了鞭策自己，他還制訂了一個20年的學習與工作計劃，作為晚年的奮斗目標。在繁忙工作之中，他擠出時間學習中共黨史、中國古代史、民族史，研究語言和邏輯學等。徐特立寫下許多教育論文，論述馬列主義教育理論，闡明和宣傳黨的教育方針政策。

對於革命事業的蓬勃發展，對於初心和使命的傳承，徐特立是十分重視的。他對廣大青年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能夠繼承革命前輩“國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崇高品質，繼續開創共產主義之業。在紀念五四運動40周年時，徐特立著文指出：“沒有國，哪有家﹔沒有公，哪有私﹔沒有集體，哪有個人”，“對人民、對國家、對社會的態度是‘給’，而不是‘取’”。他告誡廣大青年：“青年時代，精力旺盛，正應該在這個時候去為祖國創功立業。眼光狹小，隻看到生活中小事，對個人得失考慮太多，就會分散精力，消耗韶光，就不能保持旺盛的斗志，蓬勃的朝氣，成大器，做大事，也就會毀壞了個人的遠大前途，損害了革命事業。”后來，他又在《對青年人的幾點希望》一文中指出：“青年需要做的事情多得很，不僅要守業，而且要繼續創業，創立共產主義之業。”

徐特立一生堅守初心，實事求是。他認為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應該時刻保持黨的優良作風，特別是保持“實事求是，不自以為是”的作風。他在1949年10月21日為《河北教育》創刊號的題詞、1950年11月6日為湖南第一師范的題詞以及1963年3月26日為上海中共一大舊址的題詞，均強調“實事求是，不自以為是”。他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大躍進”時期，說真話是要冒政治風險的，而徐特立卻不隨風搖動。1958年秋，徐特立南下途經河南，在一個公社參觀時，當面質疑當地負責人關於皮棉畝產可達三四百斤、稻谷畝產可達數萬斤的說法。回京后，徐特立對身邊人說：“實事求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太困難了，但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堅持實事求是！”“講大話容易，到頭來還是老百姓遭殃！”1959年彭德懷遭到錯誤批判后，許多人避之唯恐不及，而徐特立卻先后三次專程看望，同他傾吐心懷，囑其保重身體，將來繼續為黨工作。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徐特立深為黨和國家的前途憂慮，這位關心國家大事每天都要收聽廣播的老人，卻經常讓身邊工作人員把收音機關掉。后來，他用自己的行動盡力去保護一些受沖擊的同志，還將受沖擊的周世釗接到家裡。1968年11月28日，徐特立與世長辭，享年91歲。逝世前，他留下遺言：過世后，把遺體獻給醫學科學部門。至此，徐特立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奉獻了畢生精力和全部智慧，踐行了他始終站在勞動人民一邊的初心，贏得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尊敬和愛戴。徐特立逝世后，毛澤東在審定悼詞時親筆加上“光榮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偉大的一生”，高度贊揚了他不平凡的光輝業績。

“晚節全持好，堪為我輩師。”這是董必武對徐特立的真摯評價。徐特立一生熱愛光明、追求真理，他用行動詮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踐行了中國共產黨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成為全黨同志學習的榜樣。受“文化大革命”影響，徐特立逝世后，“沒有得到應有的悼念和宣傳”。1981年3月，根據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意見，中共中央組織部委托教育部重寫悼詞，對徐特立光榮的、革命的、偉大的一生重新作了評價，稱贊他是“杰出的無產階級教育家”“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1982年2月6日，習仲勛在紀念徐特立同志誕辰105周年座談會上，號召全黨同志學習徐特立“為真理而斗爭的精神”，並指出：“我們每個共產黨員都要以徐特立同志做榜樣，增強黨性鍛煉，樹立良好的黨風，並且把它推廣到廣大青年和全國人民中間去。”（葉鬆 中共黨史出版社編輯）

原載：《百年潮》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