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在湖南抗戰的中流砥柱作用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5周年。回顧和重溫這段歷史，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是中國共產黨率先扛起抗日救亡的大旗，肩負起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重任，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中共湖南地方組織在中國共產黨所倡導和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廣泛動員湖南民眾迅速掀起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用生命和鮮血寫下了抗敵御侮、保國滅寇的輝煌篇章。

　　積極響應中共中央號召高舉抗日旗幟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立即發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決議和宣言，宣布對日作戰。中共湖南地方組織積極響應，聞風而動。湘鄂西省委發出對日宣戰問題告全體同志書，要求“立刻實現對日宣戰”。湘鄂贛省蘇維埃政府通過《准備對日宣戰的決議》，號召各級蘇維埃應將對日宣戰的意義盡量傳達到群眾中去，開展對日武裝斗爭。湖南人民同仇敵愾，全省各地陸續舉行游行示威，開展對日斗爭。湖南青年反日鐵血救國團發起成立不到3天，長沙應征青年就達200余人。工人紛紛籌建抗日敢死隊奔赴前線。“廖女士別夫從征”在神州大地廣為傳頌。

　　從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回湘的數百名學生中的一批共產黨員，匯合堅持在白區斗爭、大革命失敗后被迫轉移入湘的共產黨員，自覺扛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重擔，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他們以長沙為中心，向人民群眾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方針，在工人、店員和學生中建立半秘密的青年讀書會，介紹抗戰救亡書籍，抵制奴化教育，深入到部隊機關、工會組織中開展宣傳活動，發動各界籌組抗日團體，演唱《救亡進行曲》等救亡歌曲，排演《我們的故鄉》《雷雨》等抗日話劇。抗日救亡運動持續6年之久，使湖南成為全國抗日救亡規模最大、聲威最壯、持續時間最長的省份之一。

　　湖南邊界各蘇區掀起了廣泛持久的抗日救亡運動。湘鄂贛省委決定加強反帝運動，舉行武裝游行大示威，省內各縣、區、鄉組織宣傳隊或新劇講演團深入群眾“作極廣泛的反帝宣傳”，每家門上都高懸一面“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旗幟。湘鄂西省總工會發出緊急通告，除了動員各級工會組織募捐隊、宣傳隊外，發動廣大群眾積極募捐援助上海工人罷工，動員組織廣大失業工人領導災民到白區去斗爭。湘贛省第三次代表大會在《政治決議案草案》中提出“從物質上，精神上幫助開展白區反帝斗爭”。

　　堅定促成和維護湖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在民族危機加深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以國家和民族大義為重，適時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國共產黨努力促成其和平解決，標志著國共十年內戰結束，國共兩黨合作抗日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

　　中共湖南地方組織大力推動國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11月，徐特立、王凌波受中共中央委派，在長沙建立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廣泛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發動群眾抗日救亡，很快營造出國共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1938年1月，中共湖南省工委秘密建立，立即成為湖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核心。處於地下狀態的省工委和公開活動的八路軍駐湘通訊處相互配合，堅決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同國民黨地方當局和社會各界攜手合作。1938年10月，湖南民眾抗戰統一委員會成立，時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任主任，徐特立、任作民等為委員，標志著湖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創造了“抗戰與統一戰線在湖南的黃金的發展和上漲時期”。

　　長期在湖南及邊界地區堅持斗爭的紅軍游擊隊，積極慎重地同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談判，改編開赴前線抗日。1938年1月，湘鄂贛人民抗日紅軍游擊支隊奉命組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陳毅任支隊司令員，傅秋濤任支隊副司令員兼第一團團長，共1100余人﹔湘贛邊區的紅軍游擊隊奉命組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一大隊，段煥競任大隊長，劉培善任政委，共300余人﹔湘南紅軍游擊隊分別組編為新四軍暫編第一大隊和第二大隊，共300余人﹔湘粵贛游擊支隊與贛粵邊游擊隊，集中整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二團第二營及第三營一部。紅軍游擊隊從民族大義出發，捐棄前嫌，奔赴抗日戰場，顯示了共產黨人和紅軍的抗戰決心和英雄形象。

　　發動民眾掀起湖南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

　　中共湖南地方組織有力指導抗日團體開展救亡活動。省（工）委借助張治中組織的湖南抗日統一動員委員會，或直接通過湖南文化界抗敵后援會等，組織、領導和影響愛國進步人士成立救亡團體，指導它們開展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全省各級黨組織指導20多個縣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縣分隊，領導各地抗日救亡團體開展遍及城鄉的救亡歌曲演唱活動。他們深入傷兵醫院、難民收容所、國民黨軍隊駐地等，熱情教唱《犧牲已到最后關頭》等救亡歌曲，令人感動振奮。

　　省（工）委領導全省各級黨組織創辦報刊書社，大力開展抗日救亡的思想發動工作。自1938年2月開始，湖南各級黨組織和各階層愛國進步人士所創辦的報紙、期刊，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在三湘大地，僅長沙市就有《湘流》等30多種報刊。省（工）委直接掌握的《觀察日報》《抗戰日報》更是行銷全省，成為民眾喜聞樂見的抗戰報紙。全省新增書局書店316家，中華書局等外地書店紛紛在湖南設立銷售點。這些報刊書社大力宣傳抗日救亡，將黨的全面抗戰和持久抗戰的主張傳播到廣大民眾之中，為動員民眾抗日發揮了積極作用。

　　中共湖南地方組織積極創辦戰時學校培養抗日骨干。1938年3月，省工委在平江開辦黨員短訓班，培訓縣以上黨員干部30多人，后在長沙、邵陽、衡陽等地舉辦黨員干部培訓班7期，培訓區級以上干部200多人。在全省各級黨組織創辦或掌握的各類戰時學校、訓練班中，以華容東山戰時中學、武岡塘田戰時講學院和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等影響較大。這些抗日骨干穿梭於三湘四水，在擴大黨的政治影響、配合正面戰場作戰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全省各級黨組織的影響推動下，湖南不僅源源不斷地為前線輸送戰略物資，而且為救護傷兵、接濟難民等提供了堅強后盾。1938年抗戰周年紀念獻金活動，全省募集獻金29.7萬余元，安置抗日傷兵10萬余人。長沙市商會發起的捐獻“湘商號”飛機活動，全省捐機款逾700萬元，可購飛機50架，居全國之冠。在正面作戰承受自身人力、物力、財力巨大損失的情況下，湖南除每年供應軍糧1000萬擔、軍布300萬匹、軍棉7萬擔外，還不時調出糧棉等接濟鄰省需求。三湘子弟更是踴躍參軍參戰，全民族抗戰期間，隻有3000萬人的湖南，征募兵員210多萬，總人數僅次於四川，平均每15個湖南人中有1人參軍，居全國之首。

　　帶領人民奪取抗戰在湖南的最后勝利

　　在戰略相持階段，中國軍隊在正面戰場與日寇進行了22次大的會戰，其中6次發生在湖南。在中共湖南地方組織的領導和影響下，湖南人民舍生忘死地參與到大會戰中，組成偵察隊、交通隊、救護隊、宣傳隊和慰勞隊，偵察敵情，擔任向導，構筑工事。大批民眾和地方武裝直接參戰。在常德會戰中，地下黨員潘哲夫建立的“湘鄂西邊區抗日游擊隊”，積極配合國民黨軍阻擊日軍的入侵﹔在衡陽會戰中，“配合作戰，構筑工事之民夫，葬身槍林彈雨者，達3174名”。在湘西會戰中，地下黨員蕭健階領導的抗日自衛隊，多次配合國民黨軍對日作戰……瀟湘大地成為日軍不可逾越的天塹，最后不得不在芷江乞降。

　　在淪陷區，中共湖南地方組織還積極組織游擊武裝開展對日斗爭。湘北是湖南淪陷最早、人民受蹂躪時間最長的地區。1938年11月，臨湘、岳陽等地就出現了受共產黨影響而建立的抗日武裝。中共湘鄂贛特委組織的兩支游擊隊，人數達千人以上﹔“湘鄂西邊區抗日游擊縱隊”發展到3000余人。抗戰期間，黨領導和影響下的數百支游擊隊和近6萬人的自衛隊，活躍在湘北、湘東、湘中、湘南等淪陷區，在配合正面戰場作戰、保護當地群眾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與此同時，新四軍和八路軍挺進湖南淪陷區，發動敵后游擊戰爭，開辟抗日游擊根據地。1943年11月，由楊震東任支隊長、張澤生任政委的新四軍江南挺進支隊躍過長江，開辟了以桃花山為中心的石（首）公（安）華（容）抗日根據地，成為抗戰后期湖南境內主要的敵后抗日根據地。1945年3月，王震、王首道率八路軍359旅南下支隊共5000余人入湘，艱苦轉戰半年，戰斗足跡遍及19個縣市，在平江、岳陽、臨湘、湘陰等縣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沉重地打擊了日偽軍侵略氣焰，極大地鼓舞了全省人民的抗日斗志，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