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震林東路抗戰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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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此文紀念譚震林1940年奉命赴蘇南東路發展新“江抗”，開辟“沙家浜”抗日根據地80周年。

一、奉命赴東路，走一路抓一路學習

1940年的春天姍姍來遲，嚴冬緊接春寒。灰暗的濃雲密布大江南北上空，沉甸甸地壓在廣大抗日軍民的心頭。

這時候，譚震林任新四軍三支隊副司令員（政委），指揮部隊取得了五次繁昌保衛戰的重大勝利。

鑒於當時江南的戰局，南方局與新四軍軍部正式決定，調譚震林“加強東路工作”，並於3月23日將此決定電告中共江蘇省委：“現為加強東路工作，已調譚震林同志去負責組織軍政會，以統一黨軍指揮，不日出發。”譚震林回憶說，他當天就安排好即將臨產的妻子葛慧敏，在軍部項英那裡接受指示，吃過晚飯，就整裝從涇縣雲嶺出發了。

行程艱辛又頗具傳奇色彩。譚震林化名“林俊”。途中建立了臨時黨支部，譚震林自任黨小組長，並在出發前召開黨小組會。會上作為紀律規定：路上不論出現什麼情況，哪怕發生萬一，也不能講出譚震林的真實姓名。隨行的有廖海濤、俞炳輝、白書章，也都用了化名。他們打扮成國民黨三戰區軍人，身持事先精心制作的寫有“到冷欣那個地方去檢查工作”的“介紹信”（通行証）。林俊的身份是“上校銜”的“三戰區參謀主任”，隨行的廖海濤化名“廖濤”，是“秘書”﹔俞炳輝化名“張德標”，是“侍從副官”，儼然“國軍”要員，從南陵過青弋江，蕪湖經宣（城）、郎（溪）、廣（德），穿越敵、偽、頑封鎖線，從郎溪到達新四軍城樓橋兵站（第六兵站），前往水西村新四軍江南指揮部。他走一路，抓一路學習。重點是結合東路的形勢和任務，學習毛澤東《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重要著作，以及黨中央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每到一地投宿，他都不顧勞累，組織大家聯系實際，邊學邊進行討論。擔任途中臨時支部書記的白書章回顧說：“一路上每晚出題目學習討論，從皖南到茅山，走了十八天，學習了十六次。每次大家都敞開發言，他都作總結發言，對我們教育很大，感到責任重大。”

陳毅時任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指揮，熱情地接待並召開干部會歡迎譚震林等一行到來。正在江南指揮部巡視工作的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作了形勢報告，鼓舞大家前往蘇南東路打開局面。在水西村稍事盤桓，調整了隨往東路的人員，便來到丹（陽）、句（容）、溧（陽）三縣交界的戰略要點延陵附近一個叫庄湖的村子。這是個四面環水、蘆葦叢生的偏僻之處。譚震林風塵仆仆、談笑風生地向隱蔽在這裡開會的丹南中心縣委的同志宣講黨中央的指示精神。他高度贊揚陳毅、粟裕率部挺進蘇南，及時地揮師北上，發展蘇北，是完全正確的﹔他此番奉命赴東路則是要去加強東路抗戰的領導。

這時，隨同譚震林東進的團營干部，還有張開荊、劉飛（劉鬆青，一名劉青）、戴克林、吳世孟，也都取了化名，脫去軍衣，改成中式長褲、外罩長衫的商人打扮。譚震林則是雪白衫衣，毛料西褲，嗶嘰長衫，還加了頂氈呢禮帽（俗稱“銅盆帽”），並借用延陵鎮一家綢布店老板“李明”的名字打了“良民証”，完全是一副“大老板”氣派，帶領大家由水路到常州中轉。為了確保安全，譚震林等一行7人到常州后分住可靠的交通點及“關系戶”家裡。譚震林即以“大客商”身份，住進萃昌豆行，並出了高價，打通關系，從日軍機關填發通行証的人手裡辦理了“豆行老板”的“通行証”。“譚老板”之名就是自此開始的。他們乘火車到了蘇州，在閶門外靠碼頭的東來旅館過宿。翌日，坐船在常熟南門外的董浜靠岸，暫入地下黨員陳關林、陳二妹夫婦開辦的“涵芳閣茶館”歇腳。1982年5月，譚震林重訪常熟，還記憶猶新地說：“1940年我來東路，一來就到董浜陳關林茶館店，這位關林嫂，就是當年茶館店的老板娘，曾經接待過我們。”她是京劇《沙家浜》“阿慶嫂”的原型之一。

二、我們要說：“江抗”“民抗”是共產黨領導的！

時值江南暮春。蒼茫的暮色中，依稀可見四周田野裡點綴著金黃的油菜花。譚震林入鄉問俗，關切這兒的一庄一戶，熱愛這兒的一草一木。他深知此次來東路，肩負著黨的重托，歷史的重任。從戰略全局來說，如同江渭清概括，“蘇南抗日根據地，西起寧（南京）蕪（蕪湖），東至淞滬，北瀕長江，南抵天目山麓，包括蘇南全部，浙江杭州以北和皖南東部一角。幅員廣闊，人口稠密。僅蘇南25個縣市，面積達2.49多萬平方公裡，人口約2000萬。”這是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新四軍在華中開辟的八個戰略區之一，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軍民創建的全國19個解放區之一。而地處長江三角洲，位於京（南京）滬（上海）鐵路東段的東路地區，西有日本侵華派遣軍司令部及汪偽政府所在地的南京，東接早已淪陷於敵手的上海，中為汪偽的江蘇省政府所在地蘇州，戰略地位尤為重要。

黨中央非常關心東路地區的抗日斗爭。1939年5月，陳毅命葉飛率新四軍六團東進，與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授予番號的梅光迪、何克希組建並指揮的“江南抗日義勇軍”會師（簡稱“江抗”）。短短數月內，“江抗”部隊穿越京滬線，經無錫，抵常熟，攻打滸墅關，激戰青浦，奔襲虹橋機場。按照譚震林當時的描述，“已使沉默的上海近郊，變成了烽火連天的戰場”。敵偽震驚，匪頑膽顫。東路人民額手稱慶，迎接解民於倒懸的“王者之師”“仁義之師”，大大提高了新四軍在江南的聲威。但是，為著華中抗戰的全局，葉飛不得不於當年9月奉命率“江抗”主力，西撤揚中，與管文蔚會合，整訓部隊，開赴蘇北抗日戰場。這就使東路地區形成了“真空”。曾經燃起抗日烈火的陽澄湖基地，僅有夏光、劉飛、黃烽等少數“江抗”領導骨干，因病治療，未隨西撤。就像《你是游擊兵團》的著名歌曲所唱：“陽澄湖畔，虞山之麓，三十九年的嚴冬，三十六個傷病員，高舉共產黨的旗幟，在暗影籠罩著的魚米之鄉，為人民流著血啊流著汗！辛苦地耕耘著被野狗蹂躪的田園。……”

當譚震林一身“大老板”裝束來到“江抗”東唐市辦事處時，受到了何克希、吳仲超、夏光、楊浩廬、張英、王承業、李建模、任天石等部隊和地方黨的負責人迎接。譚震林與大家會面后，就在部隊護送下，連夜乘船，擦過白茆塘敵人的據點，悄悄地進入了徐市附近的新“江抗”“民抗”活動的中心地帶的農村。他在常熟“民抗”司令部所在的一個農家的“天井”裡，向大家詳細詢問“江抗”西撤以來的軍情、政情、民情，聽取蘇常太地區敵我斗爭情況的匯報，尖銳地指出：隻有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堅決發動群眾，擴大武裝，建立根據地，才能有力地打擊敵人，肅清反動勢力。他激昂地揮起拳頭，大聲疾呼：“我們要說‘江抗’‘民抗’是共產黨領導的！我們要把共產黨的名字公開出去……”

針對“江抗”西撤以后東路的斗爭形勢，譚震林遵照黨中央關於目前時局和任務的指示精神，聯系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歷史經驗，深入淺出地闡明黨的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諄諄告誡任天石等領導人：“斗爭要積極向外發展，孤守一地，終究會被消滅。”並且以自己在閩南打游擊和皖南反“掃蕩”的斗爭體會，循循善誘地啟迪大家：“中途畏縮就是死路，堅決斗爭才能生存。”使同志們增強了在黑暗中看到光明，低潮中爭取發展，困難中開拓局面的信心和力量。譚震林還深入部隊，了解新“江抗”“民抗”干部、戰士的斗爭、生活、思想，提出了加強部隊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經過幾天緊張的調查研究，4月23日，譚震林在常熟徐市北港廟附近陳家角江家宅基，主持召開了蘇南東路抗日斗爭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徐市會議”。根據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新四軍軍部決定，宣布成立新四軍東路軍政委員會，譚震林任書記。同時建立“江南抗日救國軍東路指揮部”（對外仍簡稱新“江抗”），譚震林以林俊的化名，任司令兼政治委員、政治部主任﹔何克希化名王耑，任副司令﹔吳仲超化名吳鏗，任政治部副主任﹔張開荊任參謀長。會議確定了整編地方部隊，對原新“江抗”“民抗”所屬武裝，進行了初步組編。討論並通過了動員東路軍民，放手發展抗日力量，建立東路抗日游擊根據地的重要文件《中共江蘇省京滬線東路特別委員會關於堅持東路抗戰十大工作綱領》。

三、巧施神妙戰術，開展水網游擊戰

為了打開東路抗戰的新局面，譚震林考慮，首先必須取得軍事上壓倒敵人的氣概，狠狠打擊來犯之敵，擴大我黨我軍的影響。

這時，常熟守敵採取“分路配合游巡示威，擾亂鄉村”的戰術，窺探我兵力部署。徐市會議第三天，即4月25日發生的“北港廟戰斗”，就是譚震林來東路以后，直接與日軍交鋒的第一仗。當天上午九時許，我步哨發現北新閘據點之敵出動。敵分四路縱隊，約七八十人，日、偽軍各佔一半，正沿支塘公路向我扑來。譚震林當機立斷，決定阻擊，並命戴克林組織駐守會場外的部隊，負責指揮戰斗。夏光遞上了一架望遠鏡，何克希送上了一支快慢機，戴克林急步沖出會場，飛身爬上屋頂，監視敵人行動。眼見來犯的日、偽軍相距僅有200余米，他即命部隊將一挺捷克式機槍架上屋頂，伺敵進入射程內，舉起快慢機一梭子彈打出，機槍跟著張開火口，向日、偽軍瞄准密集掃射。其他戰士的步槍也響了起來。敵人遭此突然阻擊，被打得暈頭轉向，頓即有四五個日軍被擊斃。其余日、偽軍紛紛趴倒在地，邊打邊退，躥入北港廟內，搶佔該廟樓頭之有利地勢，架起幾挺機槍，封鎖開闊地帶，擲彈筒也如連珠般打來，戰斗極為激烈。正相持之間，我增援部隊趕到，同志們飛身發起進攻，前后夾擊，敵陣開始動搖。

戰斗持續到傍晚。由於我尚缺乏進行殲滅戰的條件，譚震林及時下達了主動撤出戰斗的命令。日、偽軍被打懵了頭，過了好一陣，才拖著二三十名死傷士兵，倉皇逃回據點。在撤離戰斗后，干部、戰士想不通，認為敵人已成瓮中之鱉，為什麼不再打下去？譚震林在總結戰斗時，對大家說：“打游擊，不能像賭徒一樣，賭紅了眼，不顧一切地賭下去，拼消耗﹔我們本錢小，不能蠻干！”他的這些話很通俗，卻把游擊戰不拼消耗、速戰速決的基本戰術原則揭示出來了，使大家深受教育。

北港廟戰斗是“江抗”西撤以后在我中心地區打的第一仗。就其性質來說，是遭遇戰，但我不是被動應戰，而是主動阻擊。雖然初試鋒芒，卻打出了軍威，對久盼主力回來的東路軍民鼓舞很大。為著主動地避開敵人的報復性“掃蕩”，同時也為了給西進做准備，徐市會議之后，譚震林決定親率第一支隊，挺進錫東地區。5月25日，部隊移駐於無錫安鎮南七八裡的新塘西村。是日午后，50余日軍分別從安鎮、梅村兩據點出動，進行武裝偵察，與我遭遇，發生激戰。支隊長戴克林一邊組織部隊，沉著迎擊敵人，一邊迅速掩護譚震林和指揮部其他領導人轉移，在錫東地區繞了一圈，返回常熟。“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戰后，譚震林親自幫助指戰員總結戰斗，分析和研究敵我雙方的優點、弱點，包括“西進缺點”，以戰斗實例，向廣大指戰員進行游擊戰爭的戰術教育。

為著在江南水網地區開展廣泛的抗日游擊戰爭，譚震林在整訓新“江抗”部隊的同時，於5月份抽調地方打游擊的骨干和上海來的青年工人、學生，以皖南軍部帶來的教導隊學員為基礎，組成了100多人的教導隊，跟隨司令部行動。

教導隊開學的當天，譚震林身穿整潔合體的灰布軍裝，腰間皮帶上配著左輪手槍，英姿煥發地向全體教職學員作形勢報告。然后，他言傳身帶，部署和組織教導隊進行游擊戰爭的實戰。6月3日拂曉，教導隊在支塘據點附近的站董（棧浜）宿營，司令部則駐於靠教導隊后面的一個村子裡。梅李、支塘、白茆、常熟之敵，分五路、約500余人出動“掃蕩”。周圍徐市、沈家市等重鎮均被敵佔領﹔支塘之敵向我教導隊營地前進，我處於敵四面包抄之中，戰斗一觸即發，情況異常嚴重。譚震林鎮定地叮囑大家“要發揮游擊戰爭的特點，機動靈活地打擊敵人，迅速選擇敵人的弱點，組織突圍”。最后，他帶領護衛他的兩班老戰士登上從白茆塘搖來的一隻農船，勝利突圍，安全抵達預定的何家市附近村庄。當晚，為了迷惑敵人，充分施展游擊戰的神妙戰術，譚震林親率司令部直屬隊和教導隊轉移，開始由東向西，往無錫梅村方向前進﹔然后再向后轉，走了一個晚上，6月4日拂曉，又回到了離前天戰斗過的地方僅三裡左右的一個村子裡宿營。這時，接到偵察員報告：原先從梅李、支塘、白茆、常熟等據點裡出動的日、偽軍，還在分路向我宿營地周圍村子搜索前進，尋找我軍目標哩！譚震林不由哈哈大笑，脫口作了首打油詩：

聽說你來報，敵人又來到﹔

你們准備好，把它消滅掉！

譚震林此次親率直屬隊和教導隊進行“站董戰斗”，開了東路水網地區打游擊的先聲。隨后，譚震林仍由白茆塘搖來的農船接至安全地帶。在地方黨和群眾的掩護下，他帶著警衛班與電台，把指揮部設在農船上，穿插於梅花樁般林立著敵人據點的水網之間，指揮戰斗。回顧在水網地區打游擊的戰斗，譚震林深情地說：“東路群眾確實好，想了許多辦法來保護我們，在水網地區內河裡，筑了許多暗壩。我們乘坐的農船吃水淺，暢行無阻﹔敵人的汽艇遇上暗壩就擱淺，無法開進來。我在船上流動，感到很安全。我一直想念著那位給我搖船的農民同志！”他還說，后來新四軍六師十八旅在蘇北江（都）高（郵）寶（應）水網地區用筑暗壩來對付日軍的汽艇，就是由此得到啟發的。江渭清講到在譚震林領導下進行抗日游擊戰爭的那個年代，更是感奮不已，稱贊“‘譚老板’將井岡山斗爭的成功經驗，運用得爐火純青，且時有發展”。

四、東出昆嘉太，西入澄錫虞

6月初，譚震林部署何克希、夏光、陳挺率二支隊，由常熟開進太倉。在地方黨與群眾的協同配合下，破壞敵人通訊設施，摧毀偽組織。幾天之內，太倉所有電線、電杆、電話，盡被拆毀。日軍驚慌不已，匪偽惶惶不可終日。群眾歡呼：“‘江抗’又打回來了！”6月5日，茜經、浮橋、太倉、沙溪之敵，分數路向二支隊進攻。二支隊指戰員在何克希、夏光、陳挺的指揮下，英勇地分頭擊敵，以神速的游擊戰術，進行了東路著名的太倉“一日三戰”，然后安全班師，返回常熟。這次行動，不僅進一步擴大了新“江抗”東路的戰斗影響，實際上也是新組編的“江抗”部隊經過整訓以后，對東出蘇常太所作的一次軍事偵察。

6月中旬，譚震林分工何克希率二支隊正式向西挺進，武裝開辟澄錫虞。當時，早已接受國民黨頑固派委任的“江蘇省保安三縱隊”頭目馬樂鳴、趙北，拼湊有三個支隊、一個特務大隊，號稱千余人槍，是東路地區勢力最大的反共頑固派。譚震林分析了敵情，順應著民心，對於此次西進的軍事行動，巧妙地採取了“利用矛盾，各個擊破”的斗爭策略，以最大限度地發揮我軍優勢，首先殲擊其中最反動、民憤最大之一部，即趙北三支隊。行軍中放出空氣：“我們這次軍事行動，隻打三支隊，不打一、二支隊！”對於戰地抓到的俘虜，首先盤問：“你是哪個支隊的？”如果對方回答是一、二支隊，立即放掉。這就起了麻痺馬樂鳴、孤立趙北的作用。

根據譚震林的部署，當天凌晨一時，我軍越過大義橋，行至東羅壩附近之東庄（亦稱須東庄）。拂曉前，我偵察報告，趙北所部三支隊駐於這一地帶。於是，何克希迅速投入戰斗，首先打趙北的三支隊，既瓦解了敵人，又擊中了要害，為全殲趙、馬二部頑軍，打開了缺口。特別應當指出，譚震林此時決定由何克希率二支隊西入澄錫虞，這是與遠在水西村江南指揮部的陳毅東西配合，全面打開蘇南抗戰局面的一個重要戰略步驟。同時，他部署張開荊率一支隊與無錫“獨立支隊”會合，進行了東路抗戰史上著名的“港下戰斗”，打死打傷頑軍200余人，俘數十人，繳獲重機槍1挺，步槍數十支。港下戰斗之后，我一、二支隊會合兵力，採取“敲糖戰術”，在七八天內，對趙北殘部又進行了幾次殲擊。最后，終於徹底肅清了這股頑敵，掃除了西入澄錫虞的巨大障礙。

五、壯大新“江抗”，成為“東路抗戰的燈塔”

譚震林作為“統一黨軍領導”的蘇南東路地區領導者、武裝斗爭軍事指揮者之外，提挈全局的頭等大事是教育全黨同志，加強黨領導下的抗日政權建設。繼頒行東路抗戰《十大綱領》之后，他根據中共中央《“五四”指示》中強調應在一切敵人佔領區域，包括西起南京，東至海邊的蘇南地區，“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的精神，指出：抓好東路地區的政權建設，不僅可以進一步推動擴軍，求得部隊“人、槍、款之解決”，而且在政治、軍事、經濟上均具有重大戰略意義，是提高黨的威信，擴大軍隊的影響，增強黨與軍隊在群眾中的凝聚力，堅持蘇南敵后抗戰的關鍵。

根據譚震林指示和東路軍政會決定，經過一系列籌備工作，8月4日，宣告以任天石為主席的蘇南東路第一個縣級抗日民主政權“常熟縣人民抗日自衛會”正式成立。為了保証安全，成立會隨船移動。譚震林參加會議，並作《目前國際政治形勢和自衛會的意義與任務》的重要報告。譚震林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第一個縣級工農兵政府主席和參與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蘇區領導人之一，有著豐富的建政經驗和長期的領導實踐。他不僅在理論上對抗日民主政權以及黨、政權與群眾的關系，做了深刻的論述，而且從發展抗日游擊戰爭，開辟抗日游擊根據地的新形勢與新任務出發，結合東路地區的特點，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蘇區紅色政權的建政經驗，具體幫助、深入指導地方黨和部隊的領導同志，“如何建立游擊根據地和建立自己的政權”。

由於蘇州是日、偽在其統治腹地推行“東亞共榮”“王道樂土”的“實驗區”，從城市到農村集鎮，“匪盜多、妓女多、吸毒多、賭攤多、提鳥籠的白相人多”，匪霸猖獗，關卡林立，社會污濁，民不聊生。譚震林明確提出，我們的抗日民主政權，要為人民著想，領導他們打擊反動勢力，切實地為他們謀福利。蘇州縣人民抗日自衛會成立以后，首先公布了《保障人民暫行簡約》，針對日、偽策動“武裝強迫收租”，“拿中國的人力、物力、財力打我們中國，達到‘以華制華’”的陰謀，發布了《為收租事告全體民眾書》﹔加強民運工作，深入新開辟地區發展黨的組織，建立鄉人民抗日自衛會，開展抵制敵偽強迫交租納稅的“秋收斗爭”，實行合理負擔、“二五”減租。整個蘇（州）常（熟）太（倉）及無錫、江陰、沙洲等縣的廣大農村和集鎮，成為抗日游擊區，呈現出人民歡欣鼓舞，熱烈擁護共產黨和抗日政權，熱愛自己子弟兵，踴躍參軍支前，繳納規定賦稅的興旺景象，帶來了蘇南東路抗日斗爭史上所說的“鼎盛黃金時期”。據統計，“江抗”部隊發展壯大至3000余人。1940年11月初，新“江抗”在江陰華市一個中學的操場上，召開軍人大會，譚震林稱之為“江抗”具有歷史意義的大會合。他主持大會，振臂高呼：“到太湖去！到澱山湖去！到浙東去！”大會宣布新“江抗”成立三個縱隊。以一、五支隊為一縱隊，司令夏光、政委劉飛（青），活動於蘇常太地區﹔二、六支隊為二縱隊，司令陳挺、政治處主任張鏖，隨指揮部活動於江陰、無錫一帶﹔三、四支隊為三縱隊，司令朱長清、政委溫玉成，活動於錫北京滬沿線。從此，東路斗爭進入了“第二階段”，用譚震林當時回答《大眾報》記者的話來講，就是要“向東、向南、向著大上海——我們斗爭的目標，向著太湖、澱山湖前進！”接著，在常熟東唐市舉行“慶祝‘江抗’東路司令部成立一周年大會”。譚震林發表了題為《東路一年》的講話，熱情贊揚葉飛率部挺進東路的戰斗歷程，高度評價東路軍民在黨的領導下，堅持斗爭，重建新“江抗”的奮斗精神，指出：經過一年的艱苦奮斗、流血犧牲，戰勝困難，克服危機，共產黨領導下發展壯大的新“江抗”，已經成為“東路抗戰的燈塔”，燃起了由“三十六個傷病員”點亮的廣為傳頌的“沙家浜”抗日烈火。

原載：《世紀風採》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