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熔鑄的晉察冀文藝

　　1945年《晉察冀日報》刊發火星創作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1950年毛澤東將其改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照片由王律提供

　　羅工柳創作的木刻版畫《馬本齋之母》 照片由王律提供

　　活躍在晉察冀邊區的華北聯大文工團團員合影，內有艾青（后排左1）、賈克（后排左2）、周巍峙（后排左5）、舒強（三排左1立者）、賀敬之（三排右3）、陳強（三排右5）、、胡沙（二排右1）、穎敏（前排左1）等 照片由王律提供

　　田間《抗戰詩抄》 照片由王律提供

　　《晉察冀畫報》 照片由王律提供

　　1937年11月7日，晉察冀軍區成立。1938年1月，晉察冀邊區政府成立，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敵后建立的第一個統一戰線性質的抗日民主政權。1938年10月，晉察冀被中共中央譽為“敵后模范的抗日根據地及統一戰線的模范區”。晉察冀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吸引了五湖四海的革命文藝工作者，他們心懷理想，激情迸發，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像涓涓溪流，源源不斷地匯入晉察冀廣闊的抗戰洪流中，在廣袤無垠的華北平原，蒼茫逶迤的太行山、燕山，在滹沱河、永定河、灤河、桑干河兩岸，渤海之濱，以筆為武器，英勇奮戰在抗戰第一線。這是一支星光璀璨的文藝大軍：周巍峙、成仿吾、鄧拓、孫犁、田間、艾青、沙飛、沙可夫、周立波、沙汀、康濯、楊沫、楊朔、魏巍、蕭也牧、蕭軍、蕭三、周而復、秦兆陽、管樺、賀敬之、吳伯簫、劉白羽、何其芳、穆青、呂驥、曹火星、李劫夫、王莘、彥涵、崔嵬、丁裡、胡可、凌子風、陳強、田華、雷燁、倉夷、曼晴、梁斌、李英儒、徐光耀、馮志、雪克、邢野、劉流……他們以強烈的愛國情懷、崇高的革命品格、堅毅的英雄氣概、獨特的文化個性和審美趣味，為世人展現出一幅幅激蕩人心的抗戰文藝畫卷，猶如一座座豐碑永遠聳立在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中。

　　“把自己寫的詩篇寫在牆壁上，寫在岩石和大樹上，鼓舞軍隊和人民的斗志”

　　詩歌和戲劇是晉察冀抗戰文藝最為活躍的藝術形式。

　　晉察冀詩歌組織的成立，有力地推動了晉察冀詩歌發展。1938年12月，從延安奔赴晉察冀的東北文化干部隊成員錢丹輝、藍矛、葉正煊等，成立了晉察冀第一個詩歌團體鐵流社。1939年1月，西北戰地服務團從延安開赴晉察冀，在延安詩歌運動中成績斐然的戰地社，隨之扎根於晉察冀。1941年7月3日，以田間、邵子南、魏巍、陳輝等為執委，田間為主席的晉察冀邊區詩會成立。1943年1月1日，晉察冀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召開，其間，由鄧拓、張蘇、於力倡議，成立燕趙詩社，社長為聶榮臻司令員。戰地社和鐵流社是晉察冀詩歌創作的兩個重鎮。戰地社以邵子南、曼晴、方冰為代表，以晉察冀邊區第一個詩刊《詩建設》為主創陣地。鐵流社以錢丹輝、魏巍為代表，以《詩戰線》為主創陣地。以戰地社和鐵流社為主力的晉察冀詩歌組織緊緊團結了田間、邵子南、錢丹輝、蕭三、曼晴、史輪、方冰、戈焰，雷燁、魏巍、蔡其矯、姚遠方、章長石、徐明、邢野、流笳、魯藜、林採等一大批詩人，他們一手拿槍，一手拿筆，在抗日烽火熊熊燃燒的晉察冀大地上，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創作熱潮。最為顯著的詩歌創作熱潮發生於1939年8月，《詩建設》為紀念延安街頭詩運動一周年，發起了創作1000首街頭詩的活動，編輯出版了《糧食》《戰士萬歲》《文化的民眾》《在晉察冀》《街頭》《給自衛軍》《力量》《冀中街頭詩選》等詩集。

　　牆頭詩以其通俗性、簡易性、鼓動性和號召力，成為早期晉察冀詩歌重要而獨特的表現樣式。抗戰初期，晉察冀邊區村村落落的院牆屋壁，道路兩旁的石壁、土崖、大樹上，到處書寫著鼓舞人心的抗戰詩篇，這些多數沒有署名的即興創作，成為激勵邊區軍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斗號角。

　　街頭詩是晉察冀詩歌的主體。在敵后抗日根據地，街頭詩運動發軔於延安，興盛於晉察冀。被聞一多稱為“時代鼓手”的田間是晉察冀街頭詩運動的領軍人物，他認為在自己一生的創作中“最有價值的時期就是那個時期，那時候把自己寫的詩篇寫在牆壁上，寫在岩石和大樹上，鼓舞軍隊和人民的斗志”。他的第一本街頭詩集《戰士萬歲》收入的60首詩歌，是1939年4月2日至8日完成的。那時，他隨西北戰地服務團來到晉察冀僅僅3個多月。魏巍是街頭詩的摯愛者，他曾追憶道：“一踏進某一村庄，就察看那村子的土牆壁……在土牆上寫到太陽落山又寫到月亮升起的時光。”長期戰斗和生活在晉察冀的楊朔，在1942年結束邊區文化考察之后，對蔚為壯觀的街頭詩創作洪流感觸頗深：“到處可以看到街頭詩，這些詩採取短俏的形式，運用民謠的韻律，使用活生生的民間語言。描寫戰爭、反‘掃蕩’、民主政治、志願義務兵，以及一切和戰爭相連接的斗爭生活，這些詩人絕不高坐在繆司的寶殿裡，憑著靈感來描寫愛與死的題材，他們已經走進鄉村，走進軍隊，使詩與大眾相結合，同時使大眾的生活詩化。”

　　在數以萬計的晉察冀抗戰詩歌中，《親愛的土地》《鐵的子弟兵》《鄉村的布爾什維克》《祝山——為勇敢的人而作並獻給十月革命節》（田間）、《白洋澱之曲》《兒童團長》（孫犁）、《黎明風景》《晉察冀的大山》（魏巍）、《狼牙山五壯士》（鄧拓）、《共產黨員》《白毛女》（邵子南）、《紅羊角》（錢丹輝）、《冀中之歌》《青紗帳》（遠千裡）、《紡棉花》（曼晴）、《柴庄》《歌唱二小放牛郎》（方冰）等作品是其中的優秀代表。

　　對於仍處於文盲半文盲狀態的廣大群眾，戲劇是組織教育他們最為形象具體、便捷有效和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由於現實的迫切需求，晉察冀根據地創立不久，在邊區所屬的部隊和鄉村，廣大文藝工作者組織成立的劇社（團）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出來。據1938—1940年間的統計，晉察冀邊區共有大型劇社（團）25個、村劇團1000多個。抗敵劇社、戰線劇社、七月劇社、沖鋒劇社、火線劇社、前鋒劇社、前進劇社、前哨劇社、先鋒劇社、挺進劇社、大眾劇社、抗戰劇社、抗日軍政大學第二分校文工團等部隊劇社（團）是戲劇創作和表演的主力。其中，抗敵劇社建社最早、歷史最長、力量最強、活動范圍最廣、創作成果最為豐碩。

　　在晉察冀邊區戲劇發展初期，由於缺乏優秀的創作人才，原創戲劇較少，有影響的劇目為數不多。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戲劇是1939年12月華北聯大文藝部戲劇系和華北聯大文工團聯合演出的大型歌話報《參加八路軍》。這部由華北聯大文藝部戲劇系主任崔嵬編劇，呂驥、盧肅作曲，崔嵬、丁裡導演的劇作對邊區歌劇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晉察冀邊區持續開展的如火如荼、有聲有色的群眾戲劇運動，培養了眾多優秀劇作者，推動了晉察冀戲劇創作的繁榮。據《晉察冀戲劇創作編目》不完全統計，個體創作劇目372部，集體創作劇目270部，《王秀鑾》（傅鐸）、《子弟兵與老百姓》（丁裡）、《我們的鄉村》《李殿冰》（劉蕭蕪）、《李自成》（鄧拓、梁斌等）、《戎冠秀》（胡可）、《李國瑞》（杜烽）、《把眼光放遠一點》（胡丹沸）、《我們的母親》（胡蘇）、《燈娥記》（崔嵬）、《窮人樂》（集體創作）等優秀劇作，代表了晉察冀抗戰戲劇創作的最高成就。

　　“它是真正的史詩般的文學篇章”

　　以強烈的真實性、新聞性、時效性、鼓動性和戰斗性為特色的報告文學在晉察冀文藝中佔有重要地位。1938年3月20日，李芬創作的報告文學《泛濫著的血流》在晉察冀第一個刊載文學作品的刊物《紅星》創刊號上發表。1938年10月26日，晉察冀抗戰文藝第一塊文藝陣地——《抗敵報》文藝副刊《海燕》創刊，發表了東方的《談報告文學》，並將報告文學列為該刊首要征稿內容。大力倡導下的報告文學創作在晉察冀迅速形成燎原之勢，優秀作品層出不窮，時任西北戰地服務團副主任的周巍峙給予晉察冀報告文學高度評價：“真實，使其具有無可估量的文獻價值﹔形象，令它享有歷久不衰的藝術生命。它是真正的史詩般的文學篇章。”

　　“史詩般的文學篇章”的創作者，主要由三個群體組成：從大后方和延安到晉察冀參觀考察的劉白羽、雷加、金肈野、韋明、周立波、周而復、沙汀、何其芳、李公朴、楊朔、吳伯簫、馬加等﹔晉察冀邊區各文藝社團的田間、邵子南、史輪、曼晴、康濯等﹔八路軍總政治部以及各通訊社、報刊社的新聞記者雷燁、沈蔚、林朗、倉夷、周游、魏巍、沈重、張帆、穆青、肖白、夏風等。他們不畏艱辛，不懼犧牲，熱情地投身於火熱的戰斗和生活中，真誠地記錄著晉察冀軍民英勇而不屈的抗戰歷史。《晉察冀邊區印象記》（周立波）、《最后一顆手榴彈》（田間）、《黃土嶺的夕暮》《諾爾曼·白求恩斷片》（周而復）、《華北敵后──晉察冀》（李公朴）、《聶榮臻在晉察冀》（鄧拓）、《雁宿崖戰斗小景》《狼牙山的兒女》《燕嘎子》（魏巍）、《風暴代縣城》（康濯）、《紀念連》（倉夷）、《冀中宋庄之戰》（周游）、《棋盤陀上的五個“神兵”》（沈重）、《趕集》（楊朔）、《記賀龍將軍》《老百姓和軍隊》（何其芳）、《雁翎隊》（穆青）、《記楊成武將軍》（袁勃）、《蕭克將軍在馬蘭》（雷燁）……都是在血與火的淬煉中誕生的重要而優秀的作品。

　　周立波的《晉察冀邊區印象記》是第一部全面記述晉察冀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報告文學集，首次向外界形象地宣傳了晉察冀軍民真實的戰斗和生活，提高和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八路軍在中國和世界的地位和影響。1938年夏，身在香港的沙汀在《晉察冀邊區印象記》的感召下，毅然決然地告別舒適的生活，相約何其芳、卞之琳共赴延安。不久，他與何其芳跟隨120師挺進神往已久的抗日最前線——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創作了長篇報告文學《隨軍散記——我所見之一個民族戰士的素描》。1939年底，在重慶，又陸續創作了《老鄉們》等12篇反映冀中軍民抗戰的報告文學。

　　“冀中一日”報告文學創作活動，在文學史上具有裡程碑式的意義，是一次群眾真正成為文藝創作主體和接受主體的偉大實踐，以文學的樣式，生動、鮮活地反映了1941年5月27日發生在冀中根據地的人與事。這次活動收到稿件5萬余篇，經編委會40位編輯4個月的辛勤工作，初選3500篇，再經王林、孫犁、李英儒精選233篇，共計30余萬字，於1946年6月以麥秸紙油印出版。時任冀中軍區政委、冀中區黨委書記的程子華在《冀中一日》初版題詞中贊譽道：“《冀中一日》是冀中黨政軍民各方面組織的首次集體創作，是大眾化文學運動的偉大實踐，是我們向新民主主義文化戰線上進軍的一面勝利的戰旗。”

　　抗戰初期，小說形式以牆頭小說和小故事居多，內容較為單薄，手法較為粗簡，相較於街頭詩、街頭劇、報告文學，發展較為緩慢，“地位全被新聞特寫所代替”（郭沫若語）。究其原因，一是缺少成熟的小說創作隊伍，二是殘酷緊張的戰況和繁重的政治宣傳任務擠壓了作者的創作時間，三是小說篇幅易長，不宜在報刊發表，四是發表作品的陣地較少，在晉察冀邊區創辦的50多種報刊中，發表小說的僅有《抗敵報》（1940年11月8日改名為《晉察冀日報》）和《紅星》（1938年6月改名為《火線》）。

　　晉察冀邊區最早發表的抗戰小說是路一創作的《馬老婆子的血也沸騰了》，作品刊登於1938年3月20日出版的《紅星》創刊號上。為了節約版面，易於閱讀，早期的小說以牆頭小說為主。第一篇發表的牆頭小說是塞東創作的《祖國的孩子》，刊載於1938年10月7日的《抗敵報》，這也是《抗敵報》發表的第一篇小說。早期較為優秀的小說有《邢蘭》《丈夫》《琴和簫》《女人們》（孫犁）、《“二百五”和他的槍》《“賣布的”區長》《老石的經歷》（康濯）、《月黑夜》（楊朔）、《第十三粒子彈》（周而復）、《我是區長》（蕭也牧）、《俺們毛主席有辦法》（秦兆陽、丁克辛）、《三個布爾什維克的爸爸》（梁斌）、《新隊長》（李英儒）等。1943年之前，晉察冀中長篇小說創作相較於短篇小說創作，發展更為滯后，邵子南的《勝利》和丁克辛的《武委會主任》是碩果僅存的兩部中篇小說，長篇小說《丟掉了千萬個腳板印》《深山冷雨之夜》（丁克辛）和《在平原上》（王林），由於條件所限，最終難以面世。1943年之后，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指引下，晉察冀小說創作進入井噴式發展時期，《荷花澱》《蘆花蕩》（孫犁）、《臘梅花》《災難的明天》（康濯）、《退租》（蕭也牧）、《農村和土地》（梁斌）、《李勇大擺地雷陣》（邵子南）、《戰斗班長》（遠千裡）、《五月之夜》《腹地》（王林）等小說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結出的豐碩成果。

　　“一支支射向敵人的文化利箭”

　　報刊是培育、繁榮文藝的沃土。抗戰期間，晉察冀邊區創辦的報刊共100余種。《晉察冀日報》《晉察冀畫報》《冀中導報》《晉察冀抗戰文藝》《晉察冀音樂》《晉察冀戲劇》《晉察冀美術》《詩建設》《詩戰線》《戰地》《邊區詩歌》《文藝通訊》《晉察冀文藝》等報刊成為一支支射向敵人的文化利箭，猶如一把把“民族的號筒”（聶榮臻語）激勵鼓舞著廣大軍民英勇奮戰在抗敵前線。《晉察冀畫報社社歌》形象描繪了當時報刊在對敵斗爭中的價值以及報人們火熱的戰斗生活：“我們是文化藝術的勞動者/我們是思想戰線上的戰斗員/我們用雙手大腦勞作/我們用筆杆、機器作戰/生產精神的食糧/制造文化的槍彈/開辟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田園/勞作呵/從日出東山到星光滿天/戰斗呵/黎明沖破了黑暗/我們的歌聲飄揚在太行山。”

　　在晉察冀根據地，《晉察冀日報》創辦時間最早、出版時間最長、影響最為深遠。1937年12月11日，《晉察冀日報》前身《抗敵報》在晉察冀邊區政府所在地河北阜平創刊，晉察冀軍區政治部主任舒同兼報社主任，沙飛為副主任。4個月后，聶榮臻大膽任用了一位年輕人出任報社主任，他就是被聶榮臻稱為“野菜書生”、因學術著作《中國救荒史》而廣為人知的青年學者鄧拓。1938年4月10日，鄧拓正式走馬上任，開始了十年游擊辦報的艱苦歷程，那一年鄧拓年僅26歲。

　　《晉察冀日報》是晉察冀文藝繁榮發展的重要陣地。從1938年創辦第一個文藝副刊《海燕》始，共開辟了《戰地文藝》《文藝界》《老百姓》《晉察冀藝術》《子弟兵》《鼓》《副刊》等20余種副刊，總期數達600余期，發表小說300余篇，詩歌400余首，文學通訊、報告文學等散文類作品5000余篇，歌曲50余首，美術作品200余幅。

　　1941年4月17日，《晉察冀日報》與晉察冀軍區政治部聯合主辦《子弟兵》副刊。“子弟兵”這一稱謂，以強大的感召力逐漸傳至全國，並成為民族精神譜系中的重要標識。1943年，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一書，認為“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中國共產黨隨即發表了《評中國之命運》，針鋒相對地提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同年，19歲的曹火星創作了歌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1945年9月12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首次刊登在《晉察冀日報》。1950年，毛澤東將其改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1942年1月1日與1945年10月8日，《晉察冀日報》首次分別發表了由方冰作詞、劫夫作曲的《歌唱二小》和牧虹、盧肅1943年5月創作的《團結就是力量》。1948年5月1日，《晉察冀日報》首次發表了由毛澤東審定的“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全國軍民“打到南京去，活捉蔣介石”“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1948年6月15日，在平山縣裡庄，《晉察冀日報》與晉冀魯豫解放區的《人民日報》合並為中共華北中央局機關報《人民日報》，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對外正式宣布《人民日報》為“黨中央機關報”。從創刊到終刊，《晉察冀日報》歷時10年6個月零3天，出版2845期，“盡管敵人搞‘鐵壁合圍’，反復‘清剿’，情況那麼危急，斗爭那麼殘酷，但《晉察冀日報》從未停刊過”（聶榮臻語）。

　　《晉察冀畫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創辦的第一份以刊登攝影作品為主的綜合性畫報。1942年7月7日，全面抗戰爆發5周年，晉察冀畫報社主任沙飛帶領報社全體人員經過艱苦努力，在平山碾盤溝村出版了第一期《晉察冀畫報》，聶榮臻在題詞中寫道：“五年的抗戰，晉察冀的人們究竟做了些什麼？一切活生生的，都顯露在這小小的畫刊裡。”《晉察冀畫報》的編輯出版，在各個抗日根據地、國統區、淪陷區以及海外，引起巨大反響，有力提升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抗日政府和抗日軍民的形象和地位。

　　抗戰文藝精神：一面永遠獵獵飄揚的旗幟

　　抗日烽火熔鑄的晉察冀文藝，是鞏固壯大抗日根據地、戰勝敵人、發動民眾的重要手段，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全體動員起來參加戰爭”的戰略方針，生動實踐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使不適合廣大群眾斗爭要求的藝術改變到適合廣大群眾斗爭要求的藝術”的要求，所表現的民族精神、革命品格、愛國情懷、英雄主義內容，所運用的民族化、大眾化的創作形式，引領了解放區文藝和新中國文藝發展，對中國文藝繁榮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解放戰爭時期，以周揚、艾青、丁玲、蕭三、賀敬之為代表的延安文藝家和以成仿吾、鄧拓、田間、康濯、楊朔、魏巍為代表的晉察冀邊區文藝家，在晉察冀解放區，高舉延安抗戰文藝精神和晉察冀抗戰文藝精神的大旗，引領著解放區文藝邁向一個又一個高峰，創作的《人民的城》（艾青）、《趕車傳》（田間）、《王九訴苦》（張志民）、《送參軍》（賀敬之）、《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丁玲）、《新兒女英雄傳》（袁靜、孔厥）、《我的兩家房東》（康濯）、《白求恩大夫》（周而復）、《紅石山》（楊朔）、《老頭劉滿囤》《歪脖子兵》《炊事員熊老鐵》（秦兆陽）、《雨來沒有死》（管樺）、《十八匹戰馬》（王林）、《槍》（胡可）、《龍煙的三月》（草明）、《孔家庄紀事》（吳伯簫）、《彈今吹古錄》（蕭軍）、《鐵路工人歌》（呂驥）、《民主進行曲》（李煥之）、《反內戰大合唱》（王莘）、《新農會歌》（劉沛）、《平北速寫》《夫妻識字》（古元）、《沒有土地的人們》（蔡若虹）、《毛主席浮雕像》（王朝聞）、《春耕》（馬達）、《狼牙山五壯士》（彥涵）等文藝作品，在中國紅色文藝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新中國成立伊始，從晉察冀走出的孫犁、魏巍、楊沫、康濯、梁斌、徐光耀、李英儒、管樺等作家，激情滿懷，飽蘸筆墨，以手中的筆，重溫那段令國家、民族和個人無法釋懷的抗戰記憶。《風雲初記》《山地回憶》《吳召兒》（孫犁）、《平原烈火》（徐光耀）、《老桑樹下的故事》（方紀）、《葦塘紀事》（楊沫）、《小英雄雨來》（管樺）、《戰斗在滹沱河上》（李英儒）、《地道戰》（李克、李微含）、《好大娘》《我和小榮》（劉真）等一大批優秀作品相繼問世，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時代標識意義的典型人物形象，激勵了一代又一代讀者為理想而矢志奮斗。

　　20世紀50年代后期，學習貫徹文藝“雙百”方針活動與文藝界向建國十周年獻禮活動掀起全國性的文藝創作高潮，在晉察冀成長起來的作家再次成為中國紅色文藝創作的主力，《紅旗譜》《播火記》（梁斌）、《戰斗的青春》（雪克）、《烈火金剛》（劉流）、《野火春風斗古城》（李英儒）、《敵后武工隊》（馮志）、《小兵張嘎》（徐光耀）、《狼牙山五壯士》（邢野）等作品，把那段激昂的歷史以及曾經戰斗生活在那段歷史中的人民，經過藝術的升華，凝結為中華民族歷久彌新的集體記憶。

　　晉察冀抗戰文藝及其所影響下的紅色文藝以其堅忍、昂揚的人民性、革命性、斗爭性，生動詮釋了革命文藝的本質特征，鮮明地展現了中華民族精神譜系中所特有的精神品格，所表現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深植於每一代中華兒女的心理、思維、情感和觀念中，經過長時間的積澱早已凝結成中國精神的內核，像一面永遠獵獵飄揚的旗幟，引領著中國文藝不斷走向繁榮。

　　（作者：鄭恩兵，系河北省社科院文學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