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錨定初心 矢志不渝

（《世紀風採》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隻有理想信念堅定的人，才能始終不渝、百折不撓，不論風吹雨打，不怕千難萬險，堅定不移為實現既定目標而奮斗。”張聞天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理論家，中國共產黨在一個較長時期內的重要領導人。他從一個追求真理的青年，到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投身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身份，為黨為國家作了許多貢獻。在晚年遭受迫害時期，張聞天仍然堅持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和實踐的研究。他作為一名優秀共產黨員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的熾熱情懷，他的使命擔當及其身上體現的黨性光芒，為新時代共產黨人實現新的歷史使命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從追求真理的青年知識分子到堅定的共產主義者

張聞天生長在一個新舊交替的年代。從無憂無慮的童年到在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學習的這一段經歷，田園生活與傳統文化的交織，伴隨著現代思潮的熏陶，沉澱在張聞天意識的深層，在張聞天的成長過程中發揮著潛在的作用。

張聞天從小生長在海塘邊，曾親眼目睹災害給家鄉帶來的悲慘情景，這些經歷讓他從小就立志要學清代欽璉為家鄉人民造福。17歲那年他考入當時設在南京的我國第一所培養水利工程人才的河海工程專門學校。當時的“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十分注重學生綜合素質培養。學校每周的演講會上廣邀校外的社會名流及校內的各科教席進行演講。其主題不僅僅局限於工程技術，更有哲學、文學、藝術、時局等。此類演講讓當時的張聞天拓寬了視野，也讓他充分汲取了知識，培養了良好的邏輯思維。不僅如此，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所用的教科書皆為英文，教師也大多使用英語授課，在學習和掌握科學知識的同時，張聞天的外語能力也得到提高，為他今后的學習與研究提供了極大的幫助。這一段在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學習的經歷，讓張聞天養成了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其作為知識分子投身革命的思想淵源也可從此處追溯。

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成立之時，新文化運動已在北京興起。在校內，《新青年》等進步刊物在圖書室公開陳列，為學生閱讀新文化運動的讀物提供了可能和方便。張聞天是《新青年》的熱心讀者，他與同學們一起議論“改造中國”的問題，被陳獨秀、李大釗等啟蒙運動者的文章、魯迅等人的文學作品深深地打動，萌發了獻身於建設“光明中國”的意願。后來他成為一名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后回顧這段生活，寫道：“‘五四’前《新青年》的出版給了我很大影響，我的自我覺醒也由此開始。”

張聞天從接觸《新青年》自我覺醒開始，到 1925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后入紅色教授學院學習和工作，期間個人志趣和思想不斷變化，終從一個五四文藝青年轉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當五四運動爆發時，“河海”成為了南京地區的中堅力量，校長許肇南先生被公推為南京學界聯合會臨時主席，張聞天、沈澤民、劉英士、丁繩武、董開章等學生成為南京學生聯合會的骨干，他們忘我地投身運動，撰文抨擊舊制度、舊道德、舊思想、舊習慣，宣傳新思想、新文化。在這樣的校園環境中，張聞天和南京的其他進步學生一起創辦了《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及時報道學生反帝愛國運動發展的情況，宣傳愛國主義、革命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張聞天是編輯科科員，該刊的重要撰稿人。1919年8月發表《社會問題》一文，其中摘譯了《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的十條綱領。

經過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反復學習鑽研，到1922年初，張聞天思想上已完全傾向於科學社會主義。1月2日，張聞天針對社會上有人鼓吹要在中國完成資本主義的論調，揮筆撰寫了《中國底亂源及其解決》一文。這篇文章裡，他運用馬克思唯物史觀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對立統一的學說來解釋社會矛盾，並剖析中國的亂源。他明確指出解決中國亂源的根本辦法不是資本主義，並反對“照抄西洋鏡”，認定中國可以有自己獨特的道路，即不經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階段而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

張聞天在這場偉大的運動中，撰文10余篇，不僅初顯了他作為革命家和理論家的才華，更是他認真學習、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生動記錄。他對《共產黨宣言》的宣傳和介紹，使他成為南京乃至江蘇地區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

堅持真理，堅定信仰

“真理在誰手裡，就跟誰走。”投身革命的張聞天更加堅定對真理的探索與追尋。

在長征中，張聞天堅決支持毛澤東的軍事主張。從1934年12月上旬起，張聞天同毛澤東、王稼祥等一起為了黨和紅軍進行積極的斗爭，並一步一步地邁向勝利。通道會議為戰略方針的轉變奠定了基礎，黎平會議則實際解決了當時最為緊迫的進軍方向問題，實現了通道會議提出的“轉兵”任務。所有這一切，為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做了思想上、組織上的准備。

1935午1月15日至17日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遵義會議上，他根據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作了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為挽救黨和紅軍，實現黨的軍事路線的根本轉變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作為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第一人，曾被毛澤東稱為“開明君主”“不爭權”﹔他與毛澤東緊密合作，戰勝了張國燾的逃跑主義和分裂主義，領導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毛澤東曾言：“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張聞天）、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他們的“作用很大”。遵義會議后，張聞天以報告提綱為基礎，依據會議中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及大多數同志的意見，結合軍委一局作戰科提供的信息，完成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這個歷史性文獻。作為當時軍事路線的理論旗幟，這一文獻在“左”傾錯誤路線向正確路線的轉變中起到重要作用。

1958年“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始后，浮夸風、“共產風”席卷神州大地。作為中共八大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張聞天對此極為關注，並持有不同看法。張聞天在廬山會議直言進諫，對“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進行了全面、深刻、科學的總結，運用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從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進行的科學分析，是當時中國共產黨內正確思想和方針的代表，不僅在當時具有直接的現實針對性，而且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都有指導和警示的意義。

逆境歲月，仍守初心

廬山會議上，張聞天遭受錯誤的批判。但在遭受殘酷迫害的同時，他對真理的追求從未停止，仍堅持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

1938年張聞天離開總書記的崗位，通過調查研究，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苦心求索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理論問題。1941年延安整風開始后，張聞天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到陝北、晉西北進行農村社會調查，寫成了多篇調查研究報告。

在晉西北、陝北調查時，張聞天就對經濟工作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張聞天勤於思考、熱心研究新問題的天性讓他急切地想去為人民實地探索一條發展經濟、翻身富裕的路子。他熱心地指導農村合作社，指出不能急，先“合作供銷”，再“合作生產”。新中國將要成立之時，他總結出未來的六種經濟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資。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澤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

新中國成立后，盡管國內外形勢和自身職位發生巨大的變化，張聞天始終堅持把調查研究作為最基本的工作方法順利開展各項工作。即使身處逆境時，張聞天也沒有停止調查研究，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作出有益的貢獻。到1974年，他已完成了近10萬字的文章和筆記，他曾說：“共產黨人要有面對赤裸裸的現實的勇氣，要有說老實話的勇氣。”

不僅如此，新中國成立以來，張聞天在中國外交的舞台上工作了近十個春秋。他先后擔任駐蘇大使和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參加了當時我國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動，對中國和平外交政策和外交隊伍的建設做出了開創性的工作，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做出了顯著的成績。

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的“總開關”。張聞天在長期的理論與實踐中，勇於堅持真理，淡泊名利，奮斗不止，這都來源於他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

原載：《世紀風採》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