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祿的藤椅

　　在蘭考縣焦裕祿紀念館裡，珍藏著一把藤椅，其上部的藤條網上靠前有一個大窟窿。然而，就是這樣一把破舊的藤椅，陪伴了焦裕祿四百多個日夜。

　　焦裕祿在洛陽礦山機器廠任第一金工車間主任時，積勞成疾罹患肝炎。1962年6月，焦裕祿到尉氏任縣委書記處書記時，肝炎加重一度腹水，后經中醫治療有所好轉。當年12月6日，焦裕祿受命到重災區蘭考縣工作。在蘭考，為了早日根除“三害”，焦裕祿總是拖著帶病的身體，沒日沒夜地拼命工作：白天，風裡雨裡查風口、探水情，深入一線調查研究﹔晚上往往會回到辦公室，坐在椅子上“過電影”，總結一天的工作。

　　繁重的工作，加之營養不良，他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嚴重。直到有一段時間，人們發現，無論是開會，還是作報告，他經常都會把右腳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頂住肝部。有時實在受不了，他就會隨手拿起一個硬東西頂在肝部。漸漸地，他桌子上、床邊放著的小東西日漸增多，茶缸蓋、雞毛撣子、長把刷子都是用來壓迫止痛的。日子久了，他辦公室那把藤椅的右邊就被頂出了一個大窟窿。

　　病痛緩解以后，焦裕祿便親自動手，用藤條把藤椅上的窟窿一點點補好。但不久，藤椅又被頂破。工作太忙時，他就讓大女兒焦守鳳和大兒子焦國慶來幫著修補藤椅。同志們和家人都勸他注意休息，要他好好療養一下，他卻總是笑著說：“病是個欺軟怕硬的東西，你壓住它，它就不欺侮你了。”

　　這樣一把破藤椅，為什麼始終沒有被換掉？在穆青等所著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裡，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曾經有一位從豐收地區調來的領導干部，提出了一個裝潢縣委領導干部辦公室的計劃。甚至連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換一套新的。焦裕祿知道后，提了一個十分嚴肅的問題：“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嗎？”他還說：“災區面貌沒有改變，還大量吃著國家的統銷糧，群眾生活很困難。富麗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連想也很危險。”后來，焦裕祿又找這位領導干部談了幾次話，幫助他認識錯誤。不久以后，這位領導干部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收回了那個“建設計劃”。就這樣，那把椅子躲過了被換掉的命運。

　　1964年春節過后不久，為鼓舞蘭考人民與“三害”作斗爭的信心，《河南日報》計劃發表一組反映在黨的領導下，蘭考人民治理內澇風沙鹽鹼“三害”成果的稿件。劉俊生當時是蘭考縣新聞干事，其他稿件收齊后，他來到焦裕祿辦公室，想看看焦書記的稿子寫得怎樣了。一進門，他看到焦裕祿正坐在那把藤椅上，伏在辦公桌前，左手拿茶杯頂著右側椅靠和疼痛的肝部，右手執筆在寫文章。看見劉俊生進來，焦裕祿放下筆，神情痛苦地說：“俊生呀！看樣子，這篇文章我完不成了。我的病越來越重，肝部這一塊硬得很，疼得支持不住。”

　　劉俊生看著焦裕祿清瘦的臉頰，發現他的身體因劇烈的疼痛在顫抖，心裡很難過，口中囁嚅著：“焦書記，那怎麼辦？”焦裕祿說：“你先把大家寫好的稿子送給報社，這篇文章，讓張欽禮書記寫吧！”

　　劉俊生望著桌上的稿紙，上面寫著文章的題目：《蘭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換新天》。下面列了四個小標題：一、設想不等於現實。二、一個落后地區的改變，首先是領導思想的改變。領導思想不改變，外地的經驗學不進，本地的經驗總結不出來，先進的事物看不見。三、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四、精神原子彈——精神變物質。

　　劉俊生多麼希望焦裕祿能夠寫完這篇文章，可看看他因痛楚而明顯佝僂的身軀，又把溜到嘴邊的話咽了回去。

　　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終因肝癌晚期皮下擴散，經醫治無效，走完了他人生短暫的42年。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幾天，他躺在病床上，心裡還在惦念蘭考除“三害”工作的進展情況。他問前來探望的干部們：張庄的沙丘上“貼膏藥”沒有，“扎上針”沒有？趙垛樓的庄稼淹了沒有？秦寨的鹽鹼地上的麥子長得咋樣？老韓陵的泡桐樹栽了多少……臨終前，他對組織提出了唯一的要求：“我活著，沒有治好沙丘，死后希望組織上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丘上，看著蘭考人民把沙丘治好。我死后，不要為我多花錢，省下來支援災區……”

　　五十多年過去了，焦裕祿的事跡感動並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他坐過的那把藤椅仍靜靜地立在那裡，成為他鞠躬盡瘁為人民的最好見証。（賈關青 蔡相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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