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甘寧邊區政府如何過緊日子

　　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以后，國民黨政府對陝甘寧邊區實行斷供、斷郵的財政封鎖政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邊區政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財政困難。中國共產黨帶領廣大民眾一手抓自力更生，一手抓精兵簡政，政府帶頭過緊日子，爭做領導大家勝利渡過難關的模范。

　　粉碎日寇和國民黨的經濟封鎖

　　1941年8月22日，毛主席在給邊區政府秘書長謝覺哉的信中指出：“邊區有政治、軍事、經濟、財政、鋤奸、文化各項重大工作，就現時狀態既不發生大的突變來說，經濟建設一項乃是其它各項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麼都活躍了，都好辦了。”后來他又在講話中強調：“我們必須注意經濟工作，離開經濟工作而談教育或學習，不過是多余的空話，離開經濟工作而談‘革命’，不過是革財政廳的命，革自己的命，敵人是絲毫也不會被你傷著的。”為了保衛邊區經濟以粉碎日寇和國民黨的經濟封鎖，陝甘寧邊區政府1941年發行“陝甘寧邊區政府建設救國公債”，原計劃發行額500萬元，由於邊區人民對政府熱烈擁護，踴躍認購，實際完成數為618萬元，此項債款當年發放經濟建設投資500萬元，其余118萬元作經費開支。在農業方面，主要用於修水利、設模范農場、購棉種、開林場、低利貸款給移民和貧農，改良農具種子、改良畜種、訓練獸醫人員等﹔在工業方面，主要用於辦制造日用品的各種工廠，貸款給私人開礦的、辦工業的，以及生產合作等，使得各種用品逐漸不用向邊區外買﹔在商業方面，主要用於發展消費合作社，幫助公私經營的商店。此項公債1942年、1943年還本付息兩次，兩年中還本付息總數130余萬元，到1944年連同本年度應付利息500萬元，一次性全部償清。

　　“極大力量注意人民經濟的建設”

　　針對“救國公糧”多、“救民私糧”少產生的民力負擔重的矛盾，毛主席在陝甘寧邊區高干會議講話中指出：“如果我們的黨與政府不注意動員人民並幫助人民發展農工商業，則人民生活既不能改善，抗戰需要亦不能供給，其結果就是軍民交困。軍心民心如不能鞏固，一切也就無從說起，所以黨與政府應用極大力量注意人民經濟的建設，乃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任務。”

　　當時，陝甘寧邊區政府的稅收有四種：（1）貨物稅（出入口稅）﹔（2）營業稅（商業稅）﹔（3）牲畜斗佣稅（牲畜糧食手續費）﹔（4）鹽稅。前三種在稅局征收，后一種是鹽的出產稅，鹽在全邊區流通隻征收一次，由鹽業局征收。陝甘寧邊區政府的稅收有幾個典型特點：一是以貨物稅（即關稅）佔據最主要的地位。1941年貨物稅佔全年稅收總額的74%，1942年佔84%，商業稅1941年不過佔全年稅收總額的19%，1942年不過13%，充分說明邊區稅收的主要來源，是間接稅，而非直接征收商人的所得稅。二是工業無稅，不論是私營的、公營的與公私合營的。三是政府獎勵的事業免稅，如植棉、紡織、紙張與工業原料完全免稅。四是商業多分等級收稅。為了使商業稅更加公平合理，由單純攤派走向以純收益為累進征收標准。如延安市的商戶，分為10等30級。在征收過程中，經常照顧到小商販的利益，或者免稅，或者征以輕稅。這些事實充分說明邊區的稅收政策是顧及人民負擔能力與各階層的利益的原則的。

　　厲行勤儉節約

　　早在1937年8月，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前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駐西北辦事處就作出決定：政府辦公費實行最節儉的原則。縣政府辦公費每月規定30元，即便是在行政專員駐在地，其辦公費得酌量增加的情況下，每月最多也不得超過50元。至於區一級政府辦公費每月規定為3元至4元，鄉政府經費，則每月由邊區政府津貼6元，辦公費包括在內，且鄉長不另支伙食、鞋襪費。邊區政府主席每月津貼5元，鄉長每月津貼1.5元。鄉政府每月的辦公費隻有1元，整個鄉政府，隻有鄉長一人脫離生產，並無薪金，除津貼一元五角外，每天公糧一斤四兩，菜錢四分。除鄉長外，其他委員、行政村主任、村長，都是沒有任何薪俸和津貼。

　　1943年《陝甘寧邊區簡政實施綱要》規定：（一）不急之務不舉，不急之錢不用，且須在急務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經濟﹔（二）除保証給養外，其他經費，概須厲行節省。提倡勤儉朴素，避免鋪張浪費﹔疏散機關，調整窯洞，停止建筑﹔減少公差公馬，提倡動手動腳﹔實行糧票制，免去雙重糧的浪費﹔注意一張紙、一片布、一點燈油、一根火柴的節省﹔愛惜每件公物，使之多用些日子﹔不追加預算，並建立嚴格的審計制度﹔（三）集中力量於急要的經濟事業，實行經濟核算制﹔並加強其管理和監督，開展反對貪污浪費的斗爭﹔（四）愛惜民力，節制動員，不浪費一個民力，一匹民畜﹔（五）堅持廉潔節約作風，嚴厲反對貪污腐化現象。

　　邊區財政廳從財政預算節約入手積極落實綱要內容：一是6萬余人的布匹全部自織，不買一匹布，全體穿土布，可節省1000萬元。二是確定印刷出版、兵工器材、通訊材料等計劃及政務軍務費用預算，以求節省。三是邊區本身子弟的中學學生衣服、伙食自備，政府供給筆墨課本。四是個人節約與公共節約並重。在個人節約方面，每個人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訂出個人節約辦法，在公共節約方面，特別注意糧食、被服、建筑、用具等方面的節約。

　　1944年陝甘寧邊區政府提出，政府辦公經費隻發一半，試行三個月，結果大部分機關可以節省，減少了浪費，隻有少數機關吃了“母雞”（老本）。據統計，1945年全邊區共節約20億元，足夠公家一年的生活費。用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的話來說，就是“邊區的財政是‘取之有道，用之得當’的。在數量上講，全世界沒有這樣窮這樣廉的政府，在內容上講，全世界又沒有這樣有理有節的財政”。

　　建設節約型政府

　　1942年，毛主席強調：“各抗日根據地的全體同志必須認識，今后的物質困難必然更甚於目前，我們必須克服這個困難，我們的重要辦法之一就是精兵簡政……假若我們縮小自己的機構，使兵精政簡，我們的戰爭機構雖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魚大水小的矛盾，使我們的戰爭的機構適合戰爭的情況，我們就將顯得越發有力量，我們就不會被敵人戰勝，而要最后地戰勝敵人。”朱德總司令在整財會議上指出：“現在人多了，家就不好當，因為沒錢。平均主義使我們很多事情行不通。現在轉變這思想，所以要搞清制度，要分清人的職分，大家不做事情，隻要做官，要學習，要吃穿，是不行的。”

　　陝甘寧邊區政府系統的精兵簡政運動先后進行過三次。第一次精兵簡政活動自1941年12月開始到1942年4月結束，主要工作成績是裁減了一些駢枝機構，縮減了數千名的工作人員，其中“邊區一級縮編至82%，專署，縣區，鄉級縮編至70%”。不足之處是“缺乏經驗，對精簡工作必要性認識不足，思想提高不多，工作改進不大”。第二次精簡活動自1942年6月開始到1942年8月結束，這次精簡的重點是建立了“合署辦公、政務與事務分工、加強下級、提高縣政府職權”的一些工作制度，精簡的結果是“建立和健全了制度，上級機關也精簡了一些人員，但又都充實了基層組織，實際精簡不多”。第三次精簡活動自1943年1月開始到1944年1月結束，這次精簡活動遵循毛澤東提出的“嚴格的、徹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方針，認真執行了“總結經驗、統一認識、准備文件、聽取指示、貫徹執行”幾個環節，同前兩次精兵簡政活動隻在政府系統中進行不同，第三次精兵簡政是在政府系統、黨中央系統、西北局系統和軍隊系統中全面進行。經過1年的努力，基本達到了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對官僚主義五個方面的目標。

　　總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陝甘寧邊區政府面對敵人的軍事摩擦和財政封鎖，在大的施政方針上認真地實行精兵簡政、厲行節約和一切其他節省民力、充裕民力的措施，同時從穿衣吃飯這些日常問題上，用現實的行動、具體的事實告訴人民，黨和政府是跟他們血肉相連、甘苦與共的，黨和政府不僅在敵人面前是人民利益的忠實保護者，而且在困難面前也是咬牙吃苦有計劃有辦法領導大家勝利渡過難關的模范。中國共產黨以擔當作為的實際行動告訴大家：“目前所遭遇的困難乃是勝利之前的困難，漫漫長夜已將破曉，目前的黑暗一過，天就要明了。”

　　（摘自2020年6月22日《北京日報》，原標題為《不急之務不舉不急之錢不用——延安時期陝甘寧邊區政府如何過緊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