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領導上海左翼文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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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文化運動是一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興起於上海以倡導無產階級文化，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國民黨反動統治為目的政治文化運動，在傳播進步思想、促進抗日救亡運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潘漢年因為在隱蔽戰線的斗爭和統一戰線的工作而為人所熟知，而人們對他在文化工作上的貢獻卻不太熟悉。在30年代的上海，潘漢年積極投身進步文化工作，爭取和團結進步文化人士，組織領導左翼文化團體，推動了上海左翼革命文化陣營的形成，在上海左翼文化運動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

投身進步文化運動

潘漢年的革命生涯可以說是從文學起步的。在左翼文化運動興起之前，潘漢年就已在上海文壇嶄露頭角，這為他以后領導和組織左翼文化運動奠定了基礎。

1925年，懷著文學夢的潘漢年來到上海，參加了著名新文學團體創造社，成為創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計”，發行《洪水》半月刊。精力充沛的“小伙計”們不滿足於出版部的繁雜工作，潘漢年提議辦一份“小伙計”自己的刊物，於是以出版部門牌號命名的《A11》誕生了。潘漢年在《A11》創刊號上寫道：“四圍的亡國氣、妖氣、奴氣、烏氣包蔽得沉悶異常，時常想伸出頭來聯合著‘狂叫’‘狂喊’‘胡言亂語’，加大我們的聲音，打破那亡國氣、妖氣、奴氣、烏氣，掃除那四周沉悶的碳酸氣。”表達了為中國的前途和命運抗爭的志向。由於反動政府的“圍剿”，《A11》出到第五期就夭折了，后出版《幻洲》周刊也遭查禁，不久《洪水》停刊。

在冷靜總結前一階段辦刊經驗后，1926年10月，潘漢年與葉靈鳳合編的《幻洲》半月刊問世。該刊以“擺脫一切舊勢力的壓迫與束縛，以期能成為一無顧忌的自由發表思想之刊物”為宗旨，分上下兩部，葉靈鳳主編上部《象牙之塔》，專登小說、詩歌、散文等文學作品，潘漢年主編下部《十字街頭》，主要刊載討論社會現實的雜文與政論文章。《幻洲》半月刊從創刊至1927年2月，下部《十字街頭》潘漢年用不同化名寫了一半以上的文章，共發表近40篇雜文小品，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潘漢年寫下了《山東大學行跪拜禮》《又是投壺》《仍恐有傷風化》《電話局長的禮教》《極刑問題》《愛國的先生們到哪裡去了》等文。在《愛國的先生們到哪裡去了》一文中，潘漢年譴責那些高喊外抗強權、愛國保家的國家主義派面對租界當局在租華交界處設置電網、不准華人通行表現出的沉默，尖刻地嘲諷：“擁護國旗紅黃藍白黑，正是保家又愛國！青天白日滿地紅，亡國又滅種！”這些文章切中時弊，鋒芒直指軍閥政府、國家主義派、復古派。據潘漢年當時的同事樓適夷回憶，潘漢年擅長嬉笑怒罵，什麼胡適、吳稚暉，沒少挨過他的罵。潘漢年將自己這時的文風總結為“新流氓主義”。

1927年，北伐軍勝利進軍，時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副秘書長李一氓看到潘漢年在上海文壇展現出的才華，便邀請他到南昌政治部主編《革命軍日報》。潘漢年走出“十字街頭”，《幻洲》因之停刊。在主辦《革命軍日報》時，他努力將報紙辦得嚴肅而不失生氣，以通俗朴實的文字鼓勵軍營官兵團結一致打倒帝國主義列強和封建軍閥，深受國民革命軍將士的歡迎。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后，潘漢年輾轉回到上海。面對同胞被屠殺，他化悲憤為力量，繼續以筆杆為刀槍，與老搭檔葉靈鳳再辦《幻洲》。經過大革命的洗禮，他的思想認識水平有了一個飛躍，從單純的揭露社會黑暗轉到幫助人們正確認識革命形勢，在革命失敗之后從思想上和組織上積蓄力量，完成革命的新任務。《我再回上海》一文可以看出潘漢年步入文壇后從政治思想到文學藝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此后的創作中，潘漢年改變了嬉笑怒罵的斗爭手段和四面出擊的斗爭方式，撰寫了《原來如是清黨》《汪先生悔不當初》《普天共慶》《釋國家主義者的新口號》《血淋淋的頭》《又多了一種黨閥》《今年的雙十節》《時局與青年》《文化運動與政治革命》《現在要怎樣？》等雜文。其矛頭對准國民黨新軍閥及其幫凶反共反人民的罪惡活動，揭露他們倒行逆施絞殺革命。因為刺痛了國民黨政府的神經，《幻洲》的命運也沒有持續太長，被國民黨當局以“宣傳反動”之名查禁。潘漢年沒有妥協放棄，又出版《戰線》周刊繼續抗爭。

解決革命文學論爭

經過大革命的洗禮，經過實際斗爭的鍛煉，潘漢年在上海文壇嶄露頭角，他的辦事能力和戰斗精神也被黨組織和領導人贊賞。1929年六七月間，中共六屆二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會議決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負責“指導全國高級的社會科學的團體、雜志及編輯公開發行的各種刊物和書籍”。文委的成立，是黨從組織上加強對革命文化工作領導的開始。潘漢年受到重用，被任命為第一任文委書記。

潘漢年接手文委后的第一項艱巨工作，就是解決了持續一年多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關於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論爭。1928年至1929年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進步文化團體創造社、太陽社由於受“左”傾文藝思想的影響，把魯迅和魯迅旗下的新文學作家作為思想斗爭的對象，稱魯迅是“時代的落伍者”“有閑階級”“中國的堂·吉訶德”，甚至是“封建余孽”“不得志的法西斯蒂”等等，說魯迅的小說只是“醉眼陶然”看人生，阿Q的時代已經過去等等。潘漢年作為創造社的一員也盲目加入了批判魯迅的隊伍。這些歪曲魯迅的評價嚴重影響了左翼革命文化的健康發展和隊伍的建設。雙方的論爭削弱了進步文化工作者團結一致與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斗爭的戰斗力。

為消除彼此間的對立，潘漢年一面對創造社、太陽社黨員做思想工作，一面向魯迅道歉，爭取魯迅的諒解。他在與創造社黨小組成員陽翰笙商量后，主持召開了創造社和太陽社黨員的聯席會議。通過這次會議，創造社、太陽社成員扭轉了“左”傾思想，基本取得了共識：文化界必須在黨的領導下團結起來，統一行動。盡管潘漢年曾參與創造社對魯迅的批判，但是當黨中央決定立即停止論爭和對魯迅的批判后，他率先作出自我批評，並專程赴內山書店與魯迅懇談，虛心傾聽魯迅對聯合進步文化人士的意見。

此外，潘漢年還寫了兩篇緩和論爭的文章。其一是1929年10月15日發表在《現代小說》的《文藝通信——普羅文學題材問題》。他運用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就論爭的爭議點重新進行辯証思考，表達了自已對無產階級文學的觀點。文章首先指出把普羅文學限制於僅僅描寫普羅生活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誤解。無產階級以其獨立的不同於其他階級的觀念形態，產生了本階級的藝術。區別什麼是普羅文學，應當看他創作的立場是否從無產階級的觀念形態出發，而不是以創作的題材是否寫無產階級生活為標准。他認為“現在中國所有壓迫、束縛、侵略、阻礙無產階級利益的對象，都是我們普羅文學的題材”，從而否定了隻有寫無產階級本身的生活，才是無產階級文學的觀點，闡明了普羅文學的題材范圍、劃分標准。其二是1930年2月10日發表在《拓荒者》的《普羅文學運動與自我批判》。為使左翼文學運動健康發展，他要求從事左翼革命文學的同志通過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克服思想上的障礙，鞏固我們的陣線，整齊我們的步伐。文章指出馬克思主義者自我批判的目的與手段，絕不允許從個人利害關系或私人感情出發，用小資產階級的理論和態度去攻擊別人。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發展到現在，自我批判的工作是很不夠的。為此，“我們應當馬上開始中國普羅文學運動的自我批判”。這兩篇文章對扭轉當時黨內在文藝工作方面的不正確傾向起了一定作用。

在潘漢年的努力下，論爭雙方坐到了一起，終於達成魯迅所說的“爭論和糾葛轉變到原則和理論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藝學說的介紹，那正是革命普羅文學的新的生命的產生”。

組織左翼文化團體

在平息論爭的基礎上，如何進一步團結進步文化界人士的任務擺在了潘漢年這位文委書記面前。中共中央六屆二中全會在提出停止“革命文學論爭”的同時，也提出建立文化界統一的革命團體的指示。要建立這麼一個團體，關鍵在於要有一個主帥。既同黨保持密切聯系又是文化革命主將，有著很大威望的魯迅自是首選。因此，潘漢年不僅自己登門求教，還多次派人與魯迅聯系，請魯迅出馬挂帥。據樓適夷回憶，1929年醞釀成立“左聯”（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就是潘漢年和馮雪峰、馮乃超去請先生出來挂帥的。

除了爭取魯迅同意，潘漢年在籌建左聯的過程中承擔了大量的組織工作。他對上海文藝界情況熟悉，交友廣泛，聯絡了許多進步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征求他們的意見，做好認真細致的思想發動工作，夏衍、阿英、吳黎平、馮雪峰、馮乃超、朱鏡我、洪靈菲……文化界黨內作家、黨外進步作家，潘漢年一個個找到他們，傳達黨中央的指示，請他們一起組建“左聯”。

1929年10月中旬，潘漢年主持召開了一次包括創造社、太陽社成員及黨外人士鄭伯奇在內的座談會，會議推選了包括魯迅、鄭伯奇在內的12人組成左聯籌備小組。此后，潘漢年在左聯第一次籌備會議上，要求擬出左聯發起人名單，起草左聯綱領，分頭召集會員。他還叮囑夏衍、馮雪峰等人及時向魯迅報告每次籌備會議的情況。這兩個文件形成后先征得魯迅的同意，再由他轉送黨中央審閱。據夏衍回憶，這個12人的籌備會，每周召開一次，都由潘漢年同志主持。籌備小組的工作實際上都是在潘漢年的指導下進行的。

經過近半年的籌組工作，左聯成立大會於1930年3月2日在中華藝術大學召開。馮乃超報告了大會籌備經過，鄭伯奇對左聯綱領作了簡要說明，魯迅發表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著名演講，潘漢年則代表黨中央出席會議並作了題為《左翼作家聯盟的意義及其任務》重要講話。講話指出，左聯的當務之急是團結全體左翼作家行動，反對一切宗派主義、個人主義。潘漢年批評了文藝界存在的小集團主義、個人主義、缺乏用科學的方法進行文藝批評、單純地為文學而文學、不以文學推進政治運動等錯誤傾向，並闡明了左聯成立的意義，在於“有目的有計劃去領導發展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加緊思想的斗爭，透過文學藝術，實行宣傳與鼓動而爭取廣大群眾走向無產階級斗爭的營壘”。這篇講話刊登於1930年3月10日的《拓荒者》上，它是黨指導左翼文藝運動的重要文獻，對30年代左聯的發展壯大具有深遠的影響，此后左翼各團體的活動皆在這一指導思想下開展。

繼左聯成立后，“社聯”“劇聯”“美聯”等左翼團體紛紛建立，這都有潘漢年的付出。在左翼戲劇運動中，鄭伯奇、陶晶蓀、馮乃超等人在籌建上海藝術劇社，潘漢年得知后從多方面關心和幫助，並派夏衍參加籌建工作。后藝術劇社被查封，為擴大革命戲劇團體的組織，潘漢年同夏衍、鄭伯奇、田漢等人商量成立“中國左翼劇團聯盟”，不久改名為“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簡稱“劇聯”）。在“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簡稱“社聯”）成立大會上，潘漢年作為籌備委員報告了“社聯”的籌備經過，並代表文委要求“社聯”通過出版刊物、書籍、組織研討會，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研究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駁斥非馬克思主義思潮，促進中國革命運動。

為了進一步統一和加強對革命文化的領導，各左翼文化團體又共同組成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潘漢年被任命為文總的第一任黨團書記。文總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文化戰線上已經建立起了一個從中央文委到文總再到各個系統左翼文化團體的垂直的組織系統。在黨的領導下，這支左翼文化新軍積極從事馬克思主義宣傳和革命文藝創作等活動，形成了左翼文化運動。

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破壞了中共原有的地下工作系統，潘漢年自此開始協助陳雲負責中央特科工作，從此他在隱蔽戰線繼續施展才能，逐漸退出了文壇。誠如李一氓所說：“以漢年的文學氣質，要是不受歷史命運的撥弄，一直埋頭於詩文小說的創作，……其成就決不讓當代一些杰出的文學家。”盡管退出文壇，但潘漢年還一直關心進步文化事業。抗戰期間，他在重慶與“二流堂”一批文化界朋友交往甚密，並接待了從日本回到上海的郭沫若，讓他繼續在文化界發揮作用。解放戰爭時期，他在上海既搞地下工作，還以“荊溪”為筆名在《聯合日報》上發表雜文40余篇，揭露和抨擊當時的貪污腐敗現象。

原載：《世紀風採》202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