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放牛娃到共和國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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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柱成，原名何舉成，1911年出生於安徽六安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全家依靠租種地主土地生活。何柱成12歲時給地主家放牛干活，17歲成為游擊隊戰士，19歲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反“圍剿”、長征、西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一路叱咤風雲，歷經血與火、生與死的考驗，新中國成立后被授予少將軍銜。

參加紅軍鬧革命

何柱成是家中的長子，下面有三個弟弟和兩個妹妹，全家8口人住在從地主家借來的幾間草房裡，租種著地主家的20畝田地，終年辛勞卻依然缺吃少穿，並且還欠了地主150塊銀元的高額債務，過著飢寒交迫的生活。窮人的孩子早當家，12歲時，他去幫地主家放牛做活。14歲時，父母供他讀一年私塾后輟學，到本地一家制糖作坊干活。

大革命時期，何柱成家鄉所處的鄂豫皖邊區農民運動風起雲涌。八七會議以后，中共六安特別區委成立，革命的火種重新點燃。在其領導下，六安縣各個區、鄉都成立了農民協會。1928年，何柱成加入了少先隊組織，在農會組織的夜校識字班學習。在夜校裡，他學到了革命道理，回顧自己從小吃苦受難的經歷，逐漸接受了革命思想，並決心跟共產黨鬧革命，打倒土豪劣紳。1929年5月，金家寨爆發的農民起義增強了六安縣農民的斗爭激情。9月，六安縣黨組織從農會中挑選一批骨干組成赤衛隊和紅軍游擊隊，何柱成報名參加，成為一名游擊隊員。11月，六（安）霍（山、邱）發動秋收起義，何柱成手中連槍都沒有，但他手持一根梭鏢跟隊伍往前沖，一心隻想繳一支槍回來。起義取得勝利后，他跟隨部隊在淠河以西一帶打土豪、斗惡霸、消滅地主民團。12月，何柱成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

這一地區燃起的革命之火引起了國民黨的恐慌。1930年4月，國民黨軍隊向皖西蘇區進行“圍剿”，地方黨組織和游擊隊被迫轉移到湖北麻城一帶。在麻城紅石岩一次戰斗中，何柱成英勇無畏，一人就繳獲了6支槍。同年8月，何柱成在英山轉為中共黨員。

1931年初，六安河西農民舉行了武裝起義，重新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又普遍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熱潮。何柱成家也分得3石田(約合15畝)。此時，何柱成擔任了紅軍游擊大隊分隊長。

當時，為守住淠河，保衛蘇維埃政府安全，何柱成積極要求參加河防軍。何柱成帶領戰士在河堤上日夜巡邏。由於武器簡陋，何柱成多次帶領戰士們在風雨之夜偷偷渡過淠河，襲擊河東的民團武裝。對於這段經歷，何柱成后來曾回憶道：“隻要遇到風風雨雨，我們就趁黑夜偷渡過河，瞅准機會，想辦法弄槍。河對岸不過是些團防局子的團丁，白天他們還看守河堤，夜晚就喝酒賭錢去了，一有風雨，河堤上更難碰上他們的影子，可是我們手裡的家伙太不頂事。過河之后，不敢深入更遠的地方活動，總是無法把槍搞到手。漸漸地，我們膽子開始壯了，活動的地方也更遠了。一天黑夜，我們竟深入到河東一二十裡的地方活動。看看天發亮了，沒指望搞到槍了，我們打算返回河西。剛到了河岸，卻不見了后面的掩護組同志，我急得正要派人聯系，突然聽到正東方向接連傳來槍聲，我估計是出了事，趕忙回頭去接應。沒走多遠，就遇見了掩護組的幾個戰士押著四個俘虜，扛著四支鋼槍往回走。原來，掩護組八個同志和敵人的六人偵察小組遭遇了，我們的同志放了兩槍，機智地沖上去，一下俘虜了四個敵人，繳獲了四支鋼槍。這次繳獲高興得我們幾乎是跳著回到了河西。”

1931年以后，國民黨先后發動對鄂豫皖蘇區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圍剿”，何柱成率部參與反“圍剿”作戰。由於作戰勇敢，猛打猛沖，他由第十二師三十五團三營九連排長升任為紅四軍第十二師第三十五團三營政治委員。

轉戰川陝甘

1932年6月，蔣介石對鄂豫皖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由於張國燾執行“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路線，要奪取中心城市，於是，紅四方面軍主力向平漢線出擊，企圖奪取武漢。7月，何柱成調任紅四方面軍第七十三師二一八團三營政治委員。此后，紅四方面軍主力兩次南下圍攻麻城，陷入了不利境地。

8月10日，紅四方面軍主力先后從麻城撤圍，兼程向紅安縣開進。在七裡坪戰斗中，何柱成身先士卒，勇猛沖殺，右腿被子彈打穿，送到紅軍醫院救治。之后，部隊又連續進行兩次惡戰。由於傷員多，擔架少，組織動員他留在地方養傷並拿出30塊銀元作為他生活、治病之資，傷好后再找部隊。何柱成向組織表示，自己是一名紅軍，更是一名黨員，堅決跟黨走，跟部隊走。於是，他跟隨紅四方面軍主力越過平漢路一起向西轉移。行軍路上，何柱成右腿傷並沒有痊愈，但他堅持把牲口讓給其他重傷病員騎，自己一瘸一拐，拄著木棍艱難地行進在崇山峻嶺之間的小道上。時值嚴冬，他邁著一條傷腿不時地涉過一條條冰冷刺骨的河水。他在努力跟上隊伍的同時，還鼓動戰士和其他傷員要克服眼前困難，戰勝傷病，跟上隊伍。最終，他以堅強意志和大無畏決心跟隨部隊於1932年底到達川北。

1933年3月，何柱成擔任紅四方面軍總醫院黨委書記，5月任一分院政治處主任。在解放通（通江）、南（南江）、巴（巴中）的同時，紅四方面軍迅速開展了根據地建設。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下令各部隊抽調有群眾工作經驗的骨干分子組成工作隊，採取就近分片包干的辦法，分頭宣傳發動群眾，建立黨團組織和各級革命政權。在總醫院負責的通江縣城以北地區，何柱成帶領工作隊不分白天黑夜走村串戶，向群眾宣傳紅軍政策，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糧食，救濟貧苦農民渡過春荒。隨后，又組織群眾進行土地改革，通江以北的泥溪場等地很快掀起了土地革命的熱潮，各村鎮紛紛成立了赤衛隊和蘇維埃政權。

擴紅也是地方工作隊的中心任務。通過動員，大量的駐地青年要求參軍入伍。何柱成帶領工作隊接收了大批青年轉送到前方部隊，對一些有大煙癮的人就先組織戒煙，成功之后再吸收入伍。在擴紅工作中，當地許多苦大仇深的婦女紛紛要求加入紅軍。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張琴秋高度重視動員婦女參加革命。在她的領導示范下，何柱成帶領工作隊接收了大量女青年，把她們分別編入總醫院的看護營、被服廠、洗衣隊。因超額完成擴紅任務，何柱成受到川陝省委的表彰，得到了一套衣服和一條毛巾的物質獎勵。11月，何柱成調任中共川陝省委黨校校長，負責培訓縣區級黨員干部。當時，四川軍閥劉湘向紅四方面軍開展“六路圍攻”。1934年1月，何柱成擔任中共川東道委書記。他主要精力放在發動群眾籌糧籌款、支前參戰、擴大紅軍和地方武裝等工作上，配合主力紅軍反“六路圍攻”，為取得反“六路圍攻”的勝利作出貢獻。

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發起強渡嘉陵江戰役后，何柱成率道委機關和部分地方武裝隨部隊渡江，踏上長征之路。8月，何柱成隨左路軍北上，第一次穿過草地后，由於張國燾拒絕繼續北上，率左路軍掉頭南下，何柱成不得不隨部隊第二次走出草地。10月, 紅四方面軍南下創建大小金川革命根據地，建立金川省委，何柱成擔任中共金川省委組織部長，11月，擔任金川省委書記，統一領導地方黨政軍各項工作。

金川根據地位於川康邊境，是藏族聚居區，語言不通，開展工作困難。當時，紅軍糧食極度短缺，何柱成作為金川省委書記，主要任務就是為紅軍搞糧食。為完成這一任務，何柱成整天東奔西忙，費盡了心力。在籌措糧食時，何柱成很注意處理與藏民的關系和實行公平的買賣政策，一是用銀子買，二是用槍換，做到買賣公平，群眾滿意。當時六七萬紅軍在這一帶滯留6個月，基本上沒有餓肚子，臨走時每人還帶了7斤干糧，這是很不容易的。

為保衛根據地，金川省委在建立和恢復各縣、區黨組積和蘇維埃革命政府的基礎上，還幫助藏族人民組建了格勒得沙革命政府，並先后組建了金川獨立師（又稱大金川紅軍獨立一師、藏民獨立一師）、丹巴獨立師（又稱大金川紅軍獨立二師、藏民獨立二師），兩個獨立師共3000余人，多為藏族，騎兵佔多數，在金川省委和省軍區的領導下，出色地完成了守衛本土、警戒交通線和配合紅軍作戰等任務，后來又隨軍北上。金川革命根據地的迅速恢復、擴大和鞏固，使南下紅軍有了總的后方，對前線部隊的糧食物資供應和紅軍的第二次北上，均作出了重要貢獻。作為金川省委的主要領導，何柱成功不可沒。

浴血西征路

1936年7月，紅四方面軍與紅二、六軍團在甘孜會合后，張國燾不得不同意紅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這時，何柱成改任金川紅軍獨立第一師（又稱金川軍區獨立第一師）政治委員，隨部隊第三次踏入草地。8月，部隊跨過草地到達甘南的渭源、隴西地區。9月，何柱成擔任紅四方面軍總部政治保衛局紅軍工作部部長。10月，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在會寧會師后，他隨總部同紅九軍一道西渡黃河，開始了一生中最為艱苦悲壯的征程。

11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西征隊伍組成西路軍，共2.1萬多人，徐向前為總指揮，陳昌浩為總政治委員。其中，紅九軍6500人，軍長孫玉清，政治委員陳海鬆。西路軍副總指揮王樹聲隨同紅九軍行動。13日，紅九軍襲佔古浪，馬家軍隨后蜂擁而至。16日，馬家軍在飛機配合下攻入城內，紅九軍與之展開了激烈的巷戰。經過3天血戰，紅九年雖然將敵擊退，但自身也減員2000余人，元氣大傷。18日黃昏，紅九軍趁夜色從古浪突圍，向永昌地區的紅三十軍靠攏，24日進駐永昌縣城、此后一直到12月上旬，紅九軍冒著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溫嚴寒，在永昌一帶協同紅三十軍與馬家軍展開了持續的拉鋸戰。戰斗最險惡的時候，軍直屬機關和各類勤雜人員全部投入了戰斗，何柱成同戰斗部隊一起，手持大刀與敵人展開激烈的肉搏。

在連續一個多月的時間內，西路軍無日不戰，雖然多次擊退敵人的進攻，但自身傷亡消耗也很大。在得不到任何補充的情況下，部隊已處於西進無力、再戰困難的境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中央軍委電令西路軍繼續西進。

1937年始，西路軍血戰高台、倪家營等之后，剩下不到3000人。由於西路軍傷亡慘重，再次精減機關，何柱成調任紅九軍政治部民運部（地方工作部）部長。此時，他努力發動當地群眾支援紅軍，終因環境惡劣，敵眾我寡，紅軍被迫經梨園口向祁連山區轉移。3月12日，紅九軍余部在梨園口阻擊敵人，掩護總部突圍。

3月14日，西路軍政治部副主任張琴秋找到何柱成等人，交給他們27人和幾名傷員，由秦基偉當隊長、何柱成當政委，要求他們就地打游擊。

此時的祁連山區依然是風雪嚴寒時節，放眼望去，隻見白茫茫的積雪和數不盡的懸崖峭壁，看不到任何村舍人煙，甚至連草木飛鳥也很少看到。何柱成等人穿著單薄的衣服，空著肚子，在飢寒交迫中和馬家軍在山中兜圈子。一路上，常常可以看到西路軍犧牲戰士的遺體，何柱成內心一陣陣痛楚。他們行進到甘肅臨澤時，被敵人騎兵分割包圍，經過數日苦戰，隊伍被打散。

何柱成孤身一人通過馬家軍在山下的封鎖線后，一路向東去找黨和紅軍。由於身上沒有分文，他就一路乞討，晝伏夜行，尋找到達陝北的道路。對於這一段歷史，他后來回憶：“我個人決心為黨工作、革命到底，便向東走，過黃河到陝北找紅軍，路上身邊無錢，非常困難，為了實現我的目的，就堅決一面走路一面要飯吃，決心到達陝北目的地。”

西路軍失敗前后，中共中央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動用各種關系和途徑，尋找營救西路軍失散、被俘人員。1937年3月中旬，由劉伯承率領的援西軍到達甘肅省鎮原、平涼地區，得知西路軍已經失敗，遂停止西進，派人四處收容西路軍失散人員。中共中央在西安、蘭州等地設立紅軍聯絡處，也積極營救西路軍被俘人員。

與此同時，馬家軍在河西走廊一帶不停地抓捕西路軍失散人員。為躲開馬家軍的搜捕，何柱成避開大道走小路，繞過村鎮，沿著田坎河溝，白天躲藏，夜間趕路，風餐露宿，經過了甘州、山丹、永昌、涼州、古浪、永登等地區，3月下旬來到了景泰縣境內。此時已快到黃河邊，何柱成滿以為已經脫離了敵防區，心中正高興，沒想到忽然又被民團抓住，先后關押在景泰縣政府、涼州監獄。4月，何柱成被押到蘭州集中營。

此時，隨著國共關系轉向緩和，中共中央加緊與國民黨談判，要求國民黨把關押在蘭州、西寧監獄的西路軍官兵全部送回延安。在這種形勢下，何柱成等300余人在蘭州集中營關押了一段后又被押送前往西安。在前往西安的途中，有兩天住在白水鎮，何柱成見看押鬆懈，就同紅九軍總務處處長吳輝庭、保衛科長高佔功秘密商量找機會逃走。這一天，恰好輪到何柱成幾人做飯，他們提前把路線看好。當晚下雨，天色漆黑，何柱成和高佔功在半夜時分趁無人注意，悄悄起來跳牆逃走。他們一口氣走了十幾裡路，見天色發亮，就躲在山溝裡，一直到晚上才出來向老百姓要點飯吃。從老鄉那裡，他們得知，鎮原縣有紅軍，距離此地大約三四天路程。何柱成欣喜萬分，他和高佔功繼續乞討4天才來到鎮原縣，找到了駐扎在那裡的援西軍部隊。在援西軍政治部，何柱成受到了熱情的接待，黨組織的關懷讓何柱成倍感溫暖。回想過去數月九死一生的遭遇，他忍不住潸然淚下。

奮戰華北又南下

1938年2月，何柱成從抗日軍政大學畢業后，先后擔任八路軍第一一五師三四四旅六八八團政治處主任、政治委員。1939年1月，為協同作戰，第六八八團暫歸第一二九師三八六旅指揮。在河北威縣的香城固伏擊戰中，第六八八團擔負阻擊日軍的任務。這將是伏擊戰的關鍵。第六八八團雖然是紅軍老部隊，可剛從太行山下來，擅長山地作戰。平原打阻擊的經驗不足，能不能頂得住優勢火力且報復心極重的日軍的猛攻？如果頂不住，部隊在平原地區往哪裡撤？能不能撤得下去？這些問題一直在何柱成腦中盤旋。雖然已是凌晨時分，他和韋杰顧不上剛剛打完一仗的疲勞，帶著作戰參謀把香城固及其周圍的地形地物又察看了一遍，然后召集全團連以上干部開會研究戰斗方案。在韋杰詳細分析了香城固打伏擊的有利條件后，何柱成進行了有力的動員：“小鬼子的特點大家很清楚，隻要吃了虧，他們一定會瘋狂報復。我們在香城固打伏擊，一定能釣上條大魚，關鍵就看我們六八八團打得怎麼樣了。我們是老紅軍，有光榮傳統，雖然武器裝備不如鬼子，可香城固這裡的地形有利，戰士們求戰殺敵的熱情高，一定能打好這一仗。”最后，何柱成說：“我們六八八團要打不贏這一仗，隻有倒提著槍，回太行山打兔子了……”他的話讓所有人都輕鬆地笑了起來。

戰斗中，日軍放起了毒氣彈。何柱成與韋杰團長命令戰士們靠近敵人，纏住他們后用刺刀、手榴彈解決問題。戰士們接近日軍之后，端起刺刀猛沖。經過40分鐘激烈拼殺，消滅了這股日軍。此后，第六八八團奉命西進邯鄲、磁縣及平漢鐵路線，以游擊戰阻擊日軍南犯。同年秋，第六八八團調回太行山進行整頓時，何柱成被選舉為晉冀魯豫邊區出席中共七大會議的代表。

1940年2月，第六八八團與晉豫邊游擊支隊合編，組成八路軍第二縱隊新編第一旅，何柱成擔任副旅長。5月，新一旅改歸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建制，參加了百團大戰。1941年2月，何柱成改任旅政治部主任。

1942年夏，在一次反“掃蕩”行動中，新一旅組織奇襲營，偷襲了日軍重兵駐守的長治飛機場，燒毀敵機3架、汽車14輛、汽油庫2座，何柱成參與指揮了這場戰斗。

1943年3月，新一旅編入太行軍區第四軍分區，何柱成擔任分區副政治委員。在8月發起的林南戰役中，何柱成與太行第四分區司令員黃新友為西集團指揮員。東、西集團經過9天作戰，殲滅日偽軍7000余人，攻克據點80余處，給予漢奸龐炳勛、孫殿英部以毀滅性打擊，保衛了太行根據地。林南戰役結束后，何柱成前往延安參加黨的七大會議。

1945年9月，何柱成從延安返回部隊后，擔任新組建的第二支隊政治委員，石志本任司令員。因此，第二支隊又稱之“石何”支隊。石志本、何柱成帶領支隊參加上黨戰役和平漢戰役。之后，石志本因病留在北方局醫院治療，何柱成主持部隊全面工作。12月，“石何”支隊正式改組為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六縱隊第十七旅，旅長為石志本，何柱成為政委。

1946年1月，何柱成先后率第十七旅參加白晉、安陽地區的反擊作戰。8月，隴海戰役發起后，第六縱隊被編入右路軍，主要任務是奪取隴海路中段重要城鎮蘭封，截斷隴海路。8月5日，何柱成根據第六縱隊的指令，率部出發，從城西、城南攻擊蘭封，協同第十六旅奪取蘭封。9日，晉冀魯豫軍區第三縱隊七旅十九團團長李德生接替石志本擔任第十七旅旅長。李德生、何柱成指揮部隊拆毀鐵路，炸掉鐵路橋，攻佔蘭封火車站。隴海戰役中，第十七旅共殲敵1000余人，繳獲坦克11輛和其它大批武器彈藥和軍用物資。隴海戰役結束后，李德生、何柱成帶領第十七旅參加定陶戰役、巨野戰役。在部隊休整時，何柱成領導第十七旅深入開展“王克勤運動”。接著，第十七旅先后參加滑縣、巨（野）金（鄉）魚（台）、豫皖邊戰役和湯陰攻堅戰。

到1947年8月，第十七旅隨劉鄧大軍千裡躍進大別山后，奉命向大別山腹地挺進。20天內，部隊連克黃安、新洲、大悟、黃岡等縣城。何柱成在協同指揮作戰的同時，以較多精力投入到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的工作中去。10月下旬，第十七旅奉命參加高山鋪戰斗之后，何柱成調任皖西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持政治部工作。

1949年1月，六安解放，何柱成擔任六安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他帶領六安市政府在加快新政權建設的同時，動員干部群眾積極支援前線。在渡江戰役前，劉伯承南下經過六安，表揚了六安支前工作。4月，何柱成調任皖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留駐六安負責指導原皖西軍區各分區的武裝工作、剿匪工作和群眾工作。

根據武昌剿匪會議確定的方針、任務，8月，鄂豫皖邊區剿匪指揮部成立，指揮部駐羅田滕家堡（現名勝利，鄰金寨縣），司令員兼政委王樹聲，副政委何柱成。安徽省內，成立了鄂豫皖東線剿匪指揮部，駐金寨縣麻埠，司令員梁從學，政委何柱成。由第三野戰軍調來二十四軍七十一師和皖北軍區警四團負責東線，六安軍分區武裝第七團駐麻埠、流波一線，配合主力行動，八團為機動部隊，負責山外清剿，防匪流竄﹔湖北軍區獨立第三師負責西線﹔四十二軍一二六師和河南地方部隊負責北線。指揮這次剿匪的主要干部，多是出生於鄂豫皖地區，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參加紅軍、轉戰祖國南北、經過長期戰爭鍛煉的名將，對國民黨殘匪是一種很大的心理威脅。

9月5日，三省會剿開始，東、西部隊一舉攻下土匪活動中心金家寨。針對股匪分散隱蔽的活動特點，梁從學、何柱成等領導決定改變進剿戰術，以分散游擊對付土匪的分散游擊，一股股匪徒不斷地被消滅。到9月下旬，東線部隊一舉摧毀“鄂豫皖邊區人民自衛軍總司令部”，活捉“鄂豫皖邊區人民自衛軍”總司令、國民黨中將汪憲。

新中國成立后，何柱成任皖北軍區政治部主任、軍區黨委常委，被評為二等甲級傷殘，1951年10月，到南京軍事學院政治系學習。1954年8月，何柱成畢業后，被任命為山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濟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成為共和國的一名開國將軍。1958年10月，何柱成積極響應黨中央和毛澤東提出的軍隊干部下連當兵的號召，來到駐守海防第一線薛家島上的某部四連，開始為期一個月的列兵生活。當兵期間，他以列兵身份嚴格要求自己，服從命令，尊重骨干，與戰士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同操作、同娛樂。期滿，何柱成被連隊評為“五好戰士”。

1965年10月，何柱成升任濟南軍區副政治委員。1967年2月，由於工作過度勞累，他突發腦溢血，病情穩定后離職休養，1974年9月，於濟南病逝，時年63歲。

原載：《世紀風採》202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