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寶倉：從舊式軍官到革命烈士

　　陳寶倉（1900—1950年），字自箴，籍貫河北遵化，出生於北京。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九期工兵科畢業，1937年初任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武漢分校教育科長兼武漢城防指揮所主任，1938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八集團軍參謀長，1939年春任國民革命軍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部代理參謀長，1940年秋兼任國民革命軍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靖西指揮所中將主任，1945年8月任國民政府軍政部膠濟區特派員，后任國民革命軍第四兵站中將總監，1948年春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48年底任“國防部”中將高參，1949年赴台灣開展情報工作，1950年因“吳石情報案”被捕，在台北被國民黨殺害，1952年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

　　保定軍校的高才生

　　陳寶倉，1900年4月5日出生於北京。當他出生之時，其父是經營古玩的鬆寶齋的高級雇員，家境尚可。不幸的是，1900年，八國聯軍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北京城遭受空前洗劫，陳家也由此中落。由於經濟拮據，在陳寶倉上小學期間，學習十分刻苦，為減輕家裡負擔，靠爭考第一名減免學費得以畢業。14歲時，因父母病故，家庭困難，讀完中學后投考免費的清河軍官預備學校。兩年后以優異成績轉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九期工兵科。在保定軍校兩年半的學習中，陳寶倉各門課成績優秀，連年獲獎。

　　也許是命運的安排，后來對陳寶倉人生有著重要影響的兩個人吳石、吳仲禧，皆系保定軍校的三期生。他們在校期間是否相識，已無從查考，但校友之間的關系無疑是他們殊途同歸走向革命的重要紐帶。

　　1923年夏，陳寶倉從保定軍校畢業后，同軍校好友郭宗汾、段翔九、孫景先、施敬公到太原，投奔閻錫山。在閻錫山部隊，他從排長干起，后來當了連長、營長、團長、師參謀長、司令部上校教育科長，但軍閥之間連年為地盤你爭我奪的戰爭使他感到厭倦。特別是九一八事變后，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之秋，陳寶倉毅然投身到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之中。

　　在抗日烽火中傾向革命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在中國共產黨首先倡導和積極推動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全國人民共同抗日的局面也初步形成。為准備抗擊日本侵略者，當時擔任軍政部政務次長兼武漢行營副主任的陳誠（陳寶倉保定軍校的校友），調陳寶倉前往廬山受訓，后到江西省南城擔任土木工程訓練班主任，負責培訓國防工程技術人員。不久，陳寶倉調任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武漢分校，任教育科科長兼武漢城防指揮所主任，參與指揮武漢的防務。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由此進入全民族抗戰階段。為防備日軍進攻，陳寶倉指揮部隊，精心構筑武漢城防工事。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開始后，張發奎出任第八集團軍總司令。不久，上海黨組織通過第八集團軍總部少將高參、中共黨員吳仲禧，將由錢亦石領導在上海做抗日救亡宣傳工作的進步青年，組成戰地服務隊，到張發奎總部工作。張發奎在大革命時期曾與中國共產黨有過良好的合作，其所部北伐軍第四軍亦有“鐵軍”稱號。他在上海見到郭沫若，商妥由郭在上海物色一批青年來第八集團軍做戰地服務工作。戰地服務隊由30余人組成，其成員不少為中共黨員和進步青年，大革命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左洪濤任服務隊中共特別支部書記。淞滬會戰失利后，第八集團軍總部撤銷，戰地服務隊曾一度被撥歸浙江省主席黃紹竑指揮。1938年4月，張發奎就任第二兵團司令，在吳仲禧的運作下，要回戰地服務隊，使戰地服務隊成為第二兵團建制。這使陳寶倉有了更多機會接觸、了解共產黨。

　　淞滬抗戰開始后，陳寶倉主動請纓，奔赴蘇皖抗戰前線，擔任前敵指揮部工兵司令，在昆山設防，后來在安徽宣城作戰中身負重傷，致右眼失明。幾個月后，他不顧戰傷未愈，重返前線。經陳誠推薦，於1938年6月到張發奎所部第二兵團，擔任參謀長，參加德安戰役，取得德安大捷，斃傷大量日軍，有效阻止了日軍的進攻勢頭。作為參謀長的陳寶倉，有更多的機會同共產黨人、進步人士接觸，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政治上有了明顯進步。

　　南京淪陷前夕，武漢成為全國抗日運動的中心。為了推動國共合作，統一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發展長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運動，1937年9月，黨中央派董必武到武漢籌備八路軍武漢辦事處，12月決定在武漢重建長江局，領導南方黨的工作，並確定周恩來為主要領導人。為響應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推動國共兩黨的合作，1938年初，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設立政治部，陳誠任政治部部長，陳誠深知周恩來在國共兩黨的威望，邀請周恩來出任副部長。政治部第三廳專管文化宣傳工作，由共產黨掌握，郭沫若為廳長。在周恩來和郭沫若的影響和推動下，第三廳匯集了大批文化界精英，在激發民眾抗戰熱情、激勵愛國官兵抗戰斗志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正是在良好的國共合作的氛圍之下，身在武漢的陳寶倉，有幸與蘇聯顧問及周恩來等共產黨人接觸。他敬佩周恩來等共產黨人的作風，贊同共產黨的抗日主張，這為他日后轉向革命打下了重要思想基礎。

　　1939年春，張發奎出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負責兩廣軍事，陳寶倉繼任第四戰區代理參謀長（戰區內稱副參謀長）。其間，他支持中共廣東省委創辦的《新華南》半月刊，並為其撰寫《天寒歲暮敵之總崩潰戰》《我們怎樣擊退進犯粵北的敵人？》《我對廣東青年的期望》《中國戰爭與反對妥協討擊汪派漢奸的斗爭》等文章，公開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口號。第四戰區的中共地下特別支部書記左洪濤回憶說：“陳寶倉同志當時在張發奎所屬高級軍事指揮機關職位上，是我們的上級、首長，而在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投降、分裂、倒退的方針政策和戰斗任務方面，則是我們真誠的同盟者、戰友和摯友。他領導劉田夫、何家槐和我編寫了《游擊戰規范》，舉辦了多期‘游擊戰戰術訓練班’，這些教材也通過我們轉送到了延安。”

　　第四戰區司令部初設在廣東韶關，后為加強廣西南部和廣東南路方面的作戰力量，於1940年遷到廣西柳州。在此期間，陳寶倉曾參與指揮桂南會戰的靈山戰役。

　　幫助越南革命者

　　1940年5月，納粹德國對法國發動大規模進攻，法國政府很快投降，無力顧及遠東事務，日軍乘機佔領越南河內、海防等戰略要地，中越邊境戰事驟然吃緊。為確保第四戰區側翼安全，在廣西中越邊境的靖西縣成立了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靖西指揮所，陳寶倉出任主任，全權處理中越邊境地區的軍事、行政和越南方面的事務，陳寶倉得以結識胡志明等越南革命者，並給他們提供幫助。

　　陳寶倉深感責任重大，到職后即組織軍民做好戰備防御工作﹔改組民團，強化軍民聯防﹔打擊走私，不許戰略物資出關﹔建立通訊情報網，開展抗日宣傳，與鄉民訂立《國民抗敵誓約》（即：不為敵人帶路，不為敵人做偵探，不賣糧食及一切物品給敵人，不為敵人筑路，不為敵人挑擔，不買敵人貨物，不用敵人紙幣，不做敵人官兵，不做敵人順民）。為活躍靖西的抗日氛圍，啟發邊民的抗戰意識，陳寶倉邀請受共產黨影響的抗敵演劇宣傳第四隊來靖西等地開展抗日文化活動。

　　由於中越邊境中國一側相對寬鬆安全，越南許多黨派都到這裡活動，都宣示自己是抗日的黨派。陳寶倉到靖西后，越南各派勢力先后派人與他聯系，請求支持。1940年6月，越共領導人召集海外同志討論斗爭形勢，為避免法國和日本對越共的“圍剿”，決定把工作重心轉移到中越邊境廣西地區，以保存和積蓄革命力量。

　　1941年4月，“越南民族解放同盟會”（簡稱“越盟”）在靖西成立，胡志明出任“越盟”主席，越南共產黨領導人李光華（黃文歡化名）、范文同、武元甲等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陳寶倉十分重視“越盟”的工作，經常問寒問暖，及時幫助解決困難，並囑咐有什麼事可直接與他聯系。對此，黃文歡回憶道：“他常請我們吃飯，每隔一二個星期就請我們給指揮所和其他有關機關工作人員作關於越南情況的報告。當我們去作報告時，陳寶倉親自到門口握手歡迎。進入會場，聽報告的人起立敬禮，如同在一個訓練班學員向教官敬禮后聽講一樣。”

　　1942年初，陳寶倉應“越盟”的請求，在離靖西指揮所不遠的地方開辦培訓班，幫助培訓爆破技術及其他軍事人才。靖西指揮所從越南進步青年中挑選12人學習爆破技術，50多人（主要是越共人員）學習軍事。為辦好培訓班，陳寶倉派工作認真負責的教官講授，令專人負責培訓班食宿，還親臨現場指導。經過培訓班培訓的人員返回越南后，成為越南抗日、反美的骨干。

　　1941年底，有人向國民黨當局告密，說李光華等人是共產黨，致使李光華在從越南返回靖西時被捕。陳寶倉得到報告后，密令部下優待李光華。事過多年，1988年5月，黃文歡約見陳寶倉的三女兒陳禹方、四女兒陳瑞方時，用中文激動地說：“今天能見到陳寶倉主任的女兒，真是太高興了。”“當年若沒有你們父親暗中保護，越共將會有一大批同志遭受危險。陳主任對越南革命事業有特別的貢獻。”黃文歡賦詩《陳寶倉烈士英名長存》，以表對陳寶倉的敬佩：

　　陳寶倉，陳寶倉，你的為人堪表彰。

　　寒鬆卻自鋪郁綠，幽蘭還自溢芬芳。

　　你處境多麼黑暗，放眼看長夜茫茫。

　　四一年與你相識，已明知你在思量。

　　隨即棄暗投革命，駿駒無伏櫪之缰。

　　五零年赴台活動，為統一事業擔當。

　　壯志未酬心未遂，獻身於台北刑場。

　　論英雄莫因成敗，要看其氣魄肝腸。

　　一個人為國殉義，千萬人奮振激昂。

　　陳寶倉已成千古，英名長在放光芒。

　　1942年8月，胡志明在廣西天保（今德保）被以日本間諜之名逮捕。張發奎認為事關重大，電令將胡志明押送至柳州第四戰區長官司法部處理。張發奎敬重胡志明為人，將其留在第四戰區。1943年四五月間，陳寶倉從靖西回柳州，見到胡志明，並與其深談。對於當時交談的情況，他后來對大女兒說：“我今天見到了越南的胡志明，這個人很了不起，對當前國際、國內的局勢很有見解。他博學多才，寫得一手好詩，通曉七國文字。他認為抗日並不單單是中國人的事，世界上所有反對法西斯侵略的人都應當聯合起來，組成反侵略同盟，共同對付德、意、日，才能盡快地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他們的人我在靖西常接觸，都很肯干實干，生活艱苦朴素，穿著草鞋，住在山洞裡。他們熱愛自己的祖國，要想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越南，首先就必須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是真心抗日的……我看應該把他們放了，讓他們回國領導人民，共同抗日嘛！”

　　1944春，陳寶倉再次去柳州，看望剛獲得自由的胡志明，胡志明希望陳寶倉帶封信到越南。為防意外，胡志明寄了一張《廣西日報》，在報紙邊沿空白處，用米粥水寫道：“我現在很好，請同志們放心。胡志明1944年５月。”由於交通不便，陳寶倉幾經周折，於7月才將信轉給李光華等人。這封信澄清了越南國內盛傳胡志明去世的謠言，更是對越南革命者的鼓舞。

　　由於陳寶倉對越共在廣西境內活動的“放縱”，被國民黨特務告發，指責他“放任越共四處活動”，違抗“擒胡滅共”的指令。國民黨軍事法庭以此事與陳寶倉瀆職有關，將其傳訊到重慶。

　　受黨的指派毅然赴台

　　1945年８月日本戰敗投降后，中國戰區劃分為16個受降區，接受日軍的投降。陳誠以人才難得為由，向蔣介石舉薦陳寶倉為軍政部山東膠濟區特派員，到青島受降。這使陳寶倉瀆職嫌疑得以過關。受降完成后，陳寶倉調任第四兵站總監部總監。在職期間，他因故意遺失給養物資給解放軍，被山東省主席王耀武告發，因“資共”被免職。

　　陳寶倉任職第四戰區期間，吳石曾任第四戰區參謀長，兩個人在工作上產生了交集。吳仲禧與吳石是同鄉，也是保定軍校的同期生，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共秘密黨員（亦稱特別黨員）。入黨之后，組織上交給他的任務，就是在張發奎所部上層開展統戰工作。吳仲禧利用在第二兵團擔任少將高參、第四戰區中將軍法執行監等便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吳石、陳寶倉等國民黨上層的統戰工作。經吳仲禧的聯絡，1948年春，陳寶倉在香港參加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並同中共香港分局領導人方方、饒彰風等人接觸，更加堅定了他投身革命的決心。

　　陳寶倉厭惡國民黨的派系斗爭，並且對受誣陷不滿，於1948年卸任聯勤部第四兵站總監，賦閑在家。此時，黨組織派吳仲禧與陳寶倉聯系。陳寶倉表示，在台灣有一些舊部、舊友，而且熟悉國民黨軍隊的機構及工作方式，可以赴台灣，為實現祖國統一做工作。這年年底，陳寶倉“資共”嫌案撤銷，調回“國防部”任中將高參。1949年春，陳寶倉受中共華南局和民革中央的派遣赴台灣，配合吳石開展情報工作。

　　甘洒熱血為吾華

　　為便於掩護和開展工作，陳寶倉偕部分家人到台灣。到台灣后，他積極配合吳石的工作，利用任“國防部”高參之便，獲取國民黨在台灣駐軍防守部隊番號及沿海防御工事圖等重要情報，手寫整理繪制成表格，交給吳石，再由吳石整理，派人送往香港，交給黨組織。

　　而此時，國民黨敗退到台灣后，加強對台灣島內的控制，白色恐怖籠罩台灣。陳寶倉預感危險將臨，將妻子、兒女送往香港。1950年，蔡孝乾被捕叛變，使黨在台灣的組織遭到毀滅性破壞，也使潛伏於國民黨軍隊高層的吳石、陳寶倉等人暴露。其實，陳寶倉最初並未暴露，沒有進入國民黨當局調查的范圍。是什麼原因將其牽連進“吳石情報案”呢？一份手寫的情報。1950年3月吳石被捕后，在其家中搜出一份手寫的軍事情報，經核對筆跡，確認是陳寶倉所寫，陳寶倉隨即被捕。敵人為從陳寶倉那裡得到更多有價值的口供，對他施以酷刑，但陳寶倉抱著一死的決心，隻說和吳石交換情報是正常的工作關系，拒不“認罪”。

　　1950年6月10日，國民黨當局“高等軍法會審庭”，判處吳石、陳寶倉、朱諶之、聶曦死刑。就義前，陳寶倉從容給老友段翔九寫下遺言：“永康街13巷七號段翔九兄鑒：弟已被判死刑，請轉知家屬，死后即用火葬。陳寶倉絕筆六月十日。”

　　陳寶倉在台北馬場町就義后，作為政治犯，一般人唯恐避之不及，不會去認領尸首。情急之下，陳寶倉的夫人師文通，聯系在台北的兩位朋友，希望他們出面領回陳寶倉遺體並火化。出於與陳夫人的友情和對陳寶倉的敬佩，友人冒險到刑場領回已經開始腐爛的遺體，將遺體火化並取回骨灰。恰巧，陳家人得知，陳寶倉的三女兒陳禹方在台北的同學殷曉霞，打算經香港到上海考大學，便煩請她將骨灰帶到香港。

　　1950年7月的一天，殷曉霞乘船到香港，但抵港后由於沒有“入港証”無法登岸。無奈，殷曉霞隻得丟掉自己的行李物品，將骨灰盒綁在身上，趁夜潛水偷渡登岸，將骨灰盒交給接應的人。當夫人師文通拿到陳寶倉的骨灰盒時，裡面骨灰還是潮濕的。

　　陳寶倉犧牲的第二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書面証明：陳寶倉同志系到台灣從事祖國統一工作而犧牲。1952年9月，陳寶倉家人收到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簽署、編號為0009的《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証》，上書：“查陳寶倉同志在革命斗爭中光榮犧牲，豐功偉績永垂不朽，其家屬當受社會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工作人員傷亡褒恤暫行條例》發給其家屬恤金外，並發此証以資紀念。”1953年9月，陳寶倉的骨灰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公葬於八寶山革命公墓。9月14日，李濟深主持公祭。李濟深在《悼念陳寶倉同志》的悼詞中，概括了陳寶倉由舊式軍官走上革命道路的歷程，褒揚了他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所作出的貢獻。其中寫道：

　　“陳寶倉同志原來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舊式軍官，他在幼年所受的是軍國主義教育，他也曾為封建軍閥長期服務。可是他所處的時代卻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代，他在中國社會大轉變中，由於客觀世界的發展與改變，也逐漸改造了他的主觀世界。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中，因負傷而失去了右目，已寫下了光榮的一頁。以后他又在軍隊中接觸了中國共產黨，接受了革命影響，因而日漸傾向革命，對中共地下工作同志的支援與掩護不遺余力。最后還參加了民革的地下組織，在統戰工作中有了極端英勇的表現，自動要求前往台灣協助吳石同志進行策反工作。向壁壘森嚴的匪巢內搜集有利於我方的情報。當他堅決要求深入匪巢，肩負起十分危險而艱巨的任務時，我想：他早已置生死於度外了。不幸事機不密，終以身殉國，所謂‘求仁得仁’，在陳寶倉同志為革命而付出了寶貴的生命，這正如同萬千個革命烈士臨危受命，臨大節而不辱的奮斗精神是一樣，他是死而無憾的。古人說‘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陳寶倉同志之死，是重於泰山，是光榮的！我們的同志和祖國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他的！”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新中國是無數革命先輩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承載了他們的信仰和追求，他們的豐功偉績永載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