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身邊的紅色特工李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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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雲在上世紀30年代中期受黨組織委派到宋慶齡身邊，擔任黨組織與宋慶齡的聯絡員。她也是最后一位離世的中央特科成員，長期在宋慶齡身邊工作，很受宋慶齡賞識和器重。在長期的交往中，她和宋慶齡也結下了很深的情誼。

在中央特科工作

李雲，祖籍浙江海寧，1915年7月生於江蘇蘇州，原名祝修貞，化名王阿鳳、錢雲，曾用名李秋雲。兩歲時，全家搬到了上海。1929年4月，李雲在小學六年級時，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從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小學畢業后，李雲考上上海旦華中學，開學不久，就由團組織安排在閘北絲廠工會做青運工作。她經常到棚戶區與女工結拜姐妹、辦識字班，並參加飛行集會。1930年8月，她參加“黨訓班”學習，隨后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1年七八月間，李雲被調往中共浦東區委，做南洋煙草廠的青運工作。

1932年春節前后，李雲接到江蘇省委通知，要她配合中共閘北區委領導徐強，前往外地開展秘密工作。此時，李雲被納入中央特科系統工作。不久，經主持中央特科工作的陳雲批准，李雲和徐強到了河南開封。在那裡開展情報工作的主要對象是時任國民黨第八十師少將副旅長兼師學兵營營長的惠東升。惠東升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曾任黃埔軍校教官，為人比較耿直，對國民黨的腐敗現狀深表不滿。惠東升為中共提供了不少情報，最重要的是通過他的學生、國民黨政學系楊永泰的秘書獲取了國民黨軍隊第四次“圍剿”紅軍的計劃。這些密件徐強都及時通過聯絡員送往上海黨組織。

后因身份暴露，李雲和徐強等回到上海。此時，中共中央機關已經轉到了中央蘇區，上海特科的工作職能轉為以統戰和情報工作為主。根據組織安排，李雲和徐強假扮夫妻繼續從事情報工作。平時，徐強化名為老金負責聯絡各條戰線收集情報，而李雲主要負責抄寫和傳遞情報。那段時間，李雲和徐強感情逐漸加深，后經組織批准，正式結婚成為了真夫妻。

1935年秋天，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但上海地下黨組織仍然被籠罩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中。此時，中央特科在上海隻留下一個辦事處(或稱交通站)，邱吉夫為總負責人，徐強負責情報，是李雲的直接領導。一天，徐強突然通知李雲，要她想辦法去找兩個男孩，大的約十三四歲，小的隻有十一二歲。至於孩子的身份，他隻說是烈士的后代，從收養的人家跑掉流落街頭。徐強要李雲在老西門附近地區內仔細尋找。李雲接受任務后就意識到，這兩兄弟肯定有比較特殊的背景。后來才知道，這兩個孩子是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倆。1936年夏秋之交，經過地下黨的努力尋找，流浪中的毛岸英兄弟終於被找到，后被黨組織送往蘇聯。

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馮雪峰從延安到達上海，以中央特派員身份開展上層抗日統一戰線工作，並重建上海地方黨組織。馮雪峰到上海后，首先和徐強取得了聯系。在與中央失去聯系的近半年時間裡，以徐強為領導的上海情報組織，不僅堅持斗爭，同時還與南方各地的地下黨組織一直保持聯系。李雲當時主要負責交通工作。馮雪峰來上海后，中央隨即和南方各地的黨組織恢復了聯系。

馮雪峰向徐強、李雲等人傳達了中央相關文件的精神。他指示要集中力量搞情報工作，仍由徐強負責，接著就去探望魯迅。他倆是老朋友，見面后非常高興。第二天，魯迅就打電話給宋慶齡，把馮雪峰介紹給她。馮雪峰見了宋慶齡，向宋慶齡通報了瓦窯堡會議有關統一戰線的精神，宋慶齡聽了非常高興，她說很久沒聽到黨的聲音了。

馮雪峰還安排李雲去管理電台。原來馮雪峰到上海后就積極籌建電台，著手恢復與中央的聯系。電台報務員老王是位小學教師。收發報機是老王自己裝配的，連著好幾天反復測試，按照馮雪峰提供的呼號，就是收不到對方回音。馮雪峰很著急，對李雲說：“來上海將近二十天時間了，至今尚未與中央聯系上，看來隻有請孫夫人幫忙了。”不久，在宋慶齡幫助下搞到一台功率大的收發報機，很快與中央恢復了聯系。李雲也轉而負責保管中央發來的電報，每天清晨7時左右，接收一位女同志送來收到的電報，及時交給領導閱看。上海黨組織與中央的聯系暢通后，隨時可以聽到來自中央的聲音。

到宋慶齡身邊工作

1936年5月的一天，馮雪峰與宋慶齡見面。那天，宋慶齡提出一個要求，她說：“我考慮了很久，我有事要找你們商量，一下子沒有辦法找到你們，你們有事找我非常容易，所以我想要求你們派一位共產黨員，固定你們與我的聯系，這樣可以使我和你們及時通氣。”馮雪峰聽后說：“好的，我來物色一位人選。”

馮雪峰經過認真考慮，決定派李雲去宋慶齡那裡工作。李雲認為宋慶齡在國內外有很高的聲望和地位，擔心工作不好做，因此不敢承擔這個重任。經過馮雪峰的耐心教導，她最后服從組織決定。

5月下旬的一天，李雲前往莫裡哀路29號見宋慶齡。她走到宋家大門口，按了電鈴，出來開門的是一位微胖的大姐，滿臉笑容地將李雲迎進客廳。李雲剛在沙發上坐下，聽到一陣腳步聲，抬頭望去，走來一位身穿黑色旗袍，儀表非凡、美麗端庄的婦女。李雲馬上站起來，隻見她滿臉帶著笑容，走到李雲身邊，一面端詳著李雲，一面笑著說：“啊呀！是位小姑娘呀！”

這時，李雲感到宋慶齡是那麼親切隨和。接著宋慶齡叫來李媽，李雲一看就是開門的大姐。宋慶齡對李媽講：“這位錢小姐(馮雪峰幫李雲改的姓)，是新來的秘書，因為事情忙，不能每天來。”她對李雲說：“如果我不在家時，李媽會照顧你的。”李媽走開后，宋慶齡和李雲在沙發上坐下，她親切地問李雲什麼地方人?家裡有些什麼人?李雲都一一作答，后來她問李雲：“你能否每星期來三次，如果事情多了，再增加，你看好嗎?”李雲點頭說：“好。”

大約過了一個多月，宋慶齡對李雲提出，為了聯系更為方便，希望改為每天去一次。在當時白色恐怖的環境下，宋慶齡家的周圍不斷有特務、密探，李雲不得不經常在半路上改裝和跑商場，直到感到后面沒有尾巴時，才回到家中。當時，宋慶齡如有重要事情商量，就要李雲去約馮雪峰會面，一般的事情她就直接跟李雲說。宋慶齡經常將一些南京政府方面的消息告訴李雲。一次，她對李雲提出，是不是可以幫助她了解一下共產國際特工牛蘭夫婦的情況。李雲回來后向馮雪峰匯報。之后，每次南京傳來的情報中有關牛蘭夫婦方面的情況，李雲都抄一份給宋慶齡。

1936年9月，潘漢年到達上海。一天他到李雲處看電報，看到李雲單獨抄寫牛蘭方面的情報，就問緣由，李雲作了說明。他笑著說：“啊！夫人要，不光是她看，而且上面也要看。”接著他又笑道：“不知怎麼搞的，他們會把第三國際的關系交給孫夫人？”實際上，早在1933年5月之前，宋慶齡就已經加入共產黨了。隻不過，當時秘密吸收她加入共產黨的是共產國際，即所謂的世界共產黨。但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共並不知情。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蔣介石，實行兵諫。當天深夜，李雲接到中央發來的電報，報頭標上“十萬萬火急”。報給潘漢年后，李雲向宋慶齡報告了西安事變的情況，宋慶齡十分高興。第二天，李雲去宋家。在宋家信箱發現一封恐嚇信，並附有兩顆子彈，信的大意是：你勾結張學良、楊虎城扣留蔣委員長，如果蔣委員長發生意外，這些子彈是不認人的。宋慶齡看后，笑著說：“不怕他們，我收到的恐嚇信也不只是一封，見得多，也就無所謂了。”李雲向潘漢年、馮雪峰匯報了宋慶齡收到恐嚇信的事。他們非常重視，認為不可麻痺大意，同時派人去宋慶齡的住處周圍加強保衛。

1937年7月17日，中共代表團周恩來、博古、林伯渠與國民黨代表在廬山會談后到達上海。潘漢年要徐強匯報情報工作，並叫李雲趕快去通知宋慶齡，說周恩來等三人已來上海，請她約定見面時間。周恩來一行會見宋慶齡，大家都極為高興，他們在大革命時期就認識了，而林伯渠又是老同盟會員，更為熟悉。大家談得很熱烈。

1937年的一天，宋慶齡和李雲談了一些事情后，她突然放低了聲音，輕輕問李雲：“我現在算不算黨員？”李雲心裡一熱，但不便直接回答，就說：“我回去問問。”隨后，李雲向潘漢年請示應如何答復。潘漢年表示：“孫夫人的入黨問題，必須中央來考慮。”他又說：“明天你對夫人說，你和共產黨員一樣。”宋慶齡聽了李雲的答復后特別高興，一定要留她吃飯，並且要給她做一個“最拿手的涼拌紫菜頭”。

八一三事變后，日軍進攻上海，租界也非常混亂，宋慶齡在毛澤東、周恩來電報的反復催促下，由李雲陪同去香港。在香港，宋慶齡發起成立保衛中國同盟，並任主席。保衛中國同盟向海外華僑和各國知名人士積極宣傳抗日，爭取海內外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支持。

在上海期間，徐強和李雲夫婦還擔負一項重要的使命。1936年底，徐強和李雲接替病重的陳為人管理中央文庫。中央文庫保管的是黨從成立起至1933年黨中央撤離上海期間的重要文書檔案。1939年，徐強、李雲相繼奉調延安后，文庫交八路軍駐滬辦事處接管。

重逢在上海

1938年4月，在香港的李雲接到來自上海的電報，說她的大孩子病重，需要她回去。李雲向宋慶齡請假。宋慶齡同意並再三叮囑她盡快返回香港。宋慶齡打算安排李雲到正在籌備組織的保衛中國同盟任秘書，有了公開身份工作更為方便。不料李雲回上海后，又因工作需要留了下來，繼續從事情報工作。

1939年5月，李雲接到上級的電報，通知她去延安照顧生病的徐強。路線是經香港轉內地。李雲經過香港時，寫了一封信給宋慶齡，告訴她自己因故要去延安了，請宋慶齡幫忙運作。宋慶齡委托廖承志幫助李雲辦理。到達香港后，李雲即與廖承志約定在皇后大戲院門口碰頭，接上了關系。隨即，廖承志帶李雲來到不遠處的一家咖啡店，見到了等在那裡的聯絡員老王。廖承志做了介紹后，對李雲說：“一切事情由老王代你辦理，我走了。”說完即與李雲告別。

三天后，老王辦好一切手續，帶李雲坐船前往越南海防。后來乘保衛中國同盟的救護車，到達桂林八路軍辦事處。在那裡主持工作的李克農問了李雲的情況后，對李雲說：“你隻能等，有便車把你送到重慶，然后由重慶設法送你去延安。”李雲在桂林住了一段日子，乘坐由香港八路軍辦事處提供的一輛轎車到重慶，等待機會去延安。

到達重慶的第二天上午，有位女同志來看李雲，李雲不認識。她身穿旗袍，眉目清秀，很有風度，自我介紹說：“我是鄧穎超。”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李雲聽說過她的名字，二人並不相識。現在鄧穎超出現在眼前，李雲非常高興。坐下來后，鄧穎超問起李雲的情況。李雲告訴她，自己在上海工廠工作過，並提到金維映、張金寶等一些人，鄧穎超說都認識，這樣她倆距離拉近了，好像老朋友相見。她告訴李雲：“7月裡，恩來在延安墜馬手臂受傷，原以為只是小傷無所謂，現在傷仍未好，還有可能致殘，所以通知我趕快回去。聽說你也是去延安，那我們就一同去好了。”

第二天清早，李雲和鄧穎超乘坐一輛救護車從重慶出發，先抵達成都。汽車繼續北行，快到寶雞時突然拋錨，附近又找不到修理汽車的地方。幸虧離西安不遠了，鄧穎超決定改坐當地的騾馬大車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第二天傍晚，八路軍辦事處派了武裝人員和一輛卡車來接鄧穎超回延安。

李雲到了棗園，即被隔離起來進行審查。直到1943年周恩來從重慶回延安，帶來了宋慶齡送給李雲的毛巾、圍巾、手帕、雪花膏、手套等物品。幾天后，對李雲的隔離審查取消，分配到西北公學搞審干甄別工作，不久又調到中央社會部調查研究科工作。后來，李雲被分配到山東分局工作，先后任中共魯中地委機關黨總支書記、渤海魯泰土改工作大隊黨總支書記、中共濟南市第六區區委委員兼組織部部長等職。

1949年5月，上海解放。8月，李雲從濟南到達上海，在擔任了幾個月的上海蠶絲公司第二綢廠黨支部書記、副廠長后，又被調去上海商品檢驗局，擔任軍代表和接管專員。作為軍代表，接管工作雖然繁忙，但李雲心中有一個牽挂，就是去看望宋慶齡。

后來李雲托人打聽，得知宋慶齡已移住淮海中路1號。因為不知道宋家的電話，隻能直接去。當到達宋慶齡住地，她按下電鈴，開門出來的是一位男青年，問李雲找誰？李雲考慮不便直接說是來找宋慶齡的，就說是找李媽李燕娥的。不一會兒，李媽出來了，她一看到李雲，高興地叫起來：“啊呀！錢小姐，夫人經常提到你。”她拉著李雲的手說：“我陪你看夫人去。”

進入院子客廳后，宋慶齡一看到李雲，就站立起來，和李雲熱烈擁抱。兩人分別11年，革命勝利后終於在上海重逢。稍為歇息一下，宋慶齡關切地詢問李雲大孩子的情況，當聽到孩子不幸離去的消息，宋慶齡“啊呀”地叫起來：“怎麼會這樣，孩子真太可憐了！”接著她大概怕李雲為孩子心裡難受，就改談起其他問題。隨后她起身對李雲說，你等一會兒。片刻后，她拿了兩件衣服過來，一件是卡其布面子男裝，一件是人造羊皮的短外套。宋慶齡說你拿著，天冷可以披在身上暖和的。又聊了一會后，李雲站起來告辭，宋慶齡囑咐下一次一定還來，有事情要對她講。

擔任中國福利會秘書長工作

不久，李雲第二次去見宋慶齡，宋慶齡對她談到當年在香港創辦的保衛中國同盟，現改名為中國福利會，自己擔任主席，希望李雲能到會裡工作。對宋慶齡提出的要求，李雲談到目前接管工作很忙，自己可以每星期抽出一些時間來幫助中國福利會工作。她說：“我每星期來一兩次，幫助中國福利會安排人事和建立機構。”宋慶齡高興地點頭同意。

就這樣，經組織同意，李雲開始幫助中國福利會調配干部，建立和健全機構。當李雲准備離開中國福利會，把全部精力放在商品檢驗局時，1951年2月13日，宋慶齡給李雲來信說：“大家都稱贊你辦事周密……希望你能取消你的辭意，如果在萬不可能的情況下，我也希望你能支配一部分時間，於每星期到福利會來幫助數次。”

李雲接到宋慶齡的信后，繼續幫助中國福利會工作。1952年6月，根據組織安排，李雲調到中國福利會。按照宋慶齡的意見，李雲擔任中國福利會秘書長，具體領導中國福利會的工作。1962年9月，李雲任中國福利會黨組書記。

在擔任中國福利會秘書長期間，李雲滿腔熱情希望把工作做好，不過后來越來越感到困難不少。中國福利會主要業務包括：兒童戲劇、婦嬰保健、校外教育、出版、幼兒園、托兒所等。如何指導這些業務是一個問題。李雲和福利會辦公室主任商量，提出一個建議：將中國福利會各下屬單位分別由上海市政府各局直接領導業務，名義上還是挂中國福利會的牌子，行政與經費由福利會管。例如，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托兒所交給衛生局，兒童藝術劇院交給文化局，少年宮交給團市委，兒童時代社交給出版局，幼兒園交給教育局等，這樣將中國福利會各下屬單位的工作納入國家統一計劃內。

李雲利用去北京出差的機會，將這份建議帶到北京征求中國救濟總會秘書長伍雲甫的意見。救濟總會的主席是宋慶齡，因此與中國福利會關系密切，中國福利會的經費開支也放在救濟福利費項目中。這份建議原是向伍雲甫征求意見的，不料他將這個建議送交給了周恩來。

幾天后，李雲准備回上海，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的齊燕銘來找李雲，對她說：“周總理看了你們的建議，笑起來說：‘怎麼怎麼？她人還在，你們就想把中國福利會拆伙了。領導工作有困難，可採取一個辦法，調整中國福利會的執行委員，新的執行委員可以挑選與中國福利會工作有關的各局的領導，今后通過執行委員加強對業務工作的支持，但不要安排北京方面的同志擔任執行委員，那是空的、挂名的，不解決什麼問題。’”

后來，中國福利會執行委員會邀請了上海市各有關局的領導，還請了前后兩位市委書記柯慶施和陳丕顯擔任執行委員。宋慶齡還請齊燕銘擔任執行委員，經齊請示總理同意。不久，齊燕銘到上海，向李雲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宋慶齡的存在就有政治影響，她要辦什麼事，你應該想在前頭，幫她辦好。”齊燕銘說：“總理要我特別關照你，要從政治上著眼，不要打經濟上的小算盤。”對總理的指示，李雲牢牢記在心頭。

“文化大革命”爆發后，宋慶齡對此很不理解。同時，她對李雲也很關心。1966年九十月間，她告訴李雲：“本來我要劉某某(中國福利會派給她的一位秘書）寫信,不料她拒絕，我不得不自己寫信了。”並囑咐李雲：“你趕快檢查工作，作自我批評，就可以很快恢復工作……”

當時，李雲正被批判，被戴了“思想右傾”“隻要宋慶齡的領導不要黨領導”“以宋壓黨”等一大堆帽子。其實，中國福利會的每年工作總結報告，都是首先送給上海市委宣傳部，然后再送給宋慶齡主席的。然而，市委宣傳部派出的“文革”領導小組把這說成是李雲的罪狀。他們還勒令李雲將宋慶齡寫給她的信全部交出來。李雲回去與老伴商量怎麼辦？徐強認為這些信件決不能落到那些人手裡，還是寄給周總理好。

隨即，李雲將40封宋慶齡親筆寫的信全部裝入文件袋，連同一封給周恩來的信，寄給了總理辦公室。就在這時，李雲的大弟弟告訴她，他經過萬國公墓時看到宋慶齡母親的棺木被造反派挖出來，遺骸被亂丟在地上，棺木被農民弄走了。李雲知道宋慶齡對母親的感情很深，於是連夜寫信把情況告訴周恩來。經周恩來多渠道了解情況，隨后萬國公墓被軍事管制，宋慶齡母親的墓地得以保存。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因工作原因，李雲離開中國福利會，1978年6月任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一直保持和宋慶齡的友好聯系。晚年的李雲喜歡平靜的生活，很少接受採訪。談及自己的一生，老人非常淡然： “我覺得自己這輩子沒有虛度，為國家盡了小小的力量。”2013年8月16日，98歲的李雲在上海逝世，留下了一段傳奇。

原載：《世紀風採》202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