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凌閣鐵路設伏智擒日本間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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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5周年之際，東北大學博士生導師、教授宋錦春專程趕到本溪桓仁滿族自治縣，將自己祖父、抗日志士宋凌閣的幾件遺物，捐贈給遼寧東北抗日義勇軍紀念館，引出其祖父宋凌閣變賣家產組建抗日義勇軍、智擒日本間諜石本權四郎、長城抗戰等故事。

棄醫從戎，組建“國民抗日救國團”

8月21日，東北大學教授宋錦春向遼寧東北抗日義勇軍紀念館捐贈祖父宋凌閣的遺物，主要有軍用望遠鏡、墨盒和一份手寫簡歷。

記者注意到，有3張已經泛黃的紅格信紙，殘缺不全，紙上藍色的鋼筆字遒勁硬朗——這是宋凌閣在1968年寫的個人簡歷，被宋家人視若珍寶。為了長久保存，宋錦春的父親將簡歷粘貼在白紙上進行塑封珍藏。

宋錦春今年63歲。近年來，在教學和科研之余，他多次到朝陽、本溪、錦州等地文史和檔案部門查閱資料，走訪抗戰黨史研究專家，挖掘家族歷史，為東北抗日義勇軍中的愛國志士、自己的祖父宋凌閣整理寫就《熱東抗日志士宋凌閣傳略》。

宋凌閣（1899年-1970年）出生於北票牤牛營子村一個中醫世家，其父宋祥醫術高明、家境殷實，在當地頗有聲望。1920年，宋凌閣從朝陽師范學校畢業后，拒絕父親學醫的要求，回鄉辦學。1923年開始，先后在直隸第四路巡防騎兵營和牤牛營子警察所任書記、巡記。

“九一八”事變后，東三省相繼淪陷，宋凌閣眼見百姓慘遭殺戮、東北軍節節退讓，毅然辭職回鄉，決心組織抗日武裝，救亡圖存。1931年冬，宋凌閣在父親宋祥和哥哥宋凌漢的支持下，以原直隸巡防騎兵營舊部為主，又招募一些愛國村民，共100多人，組成了“國民抗日救國團”。宋祥拿出平日積攢的准備購置新房的數千銀圓，並變賣了部分家產，購置了槍支、彈藥和馬匹。

為了讓鄉親們了解這支抗日隊伍，宋凌閣在牤牛營子村關帝廟前，舉行了抗日武裝隊伍誓師大會，十裡八村的鄉親們聚集周圍站腳助威。會上，宋凌閣先講述了“九一八”事變經過，歷數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在場的軍民群情激憤，不斷高呼抗日口號、高唱岳飛的《滿江紅》，村中老人還揮筆疾書“精忠報國”四個大字贈給宋凌閣。宋凌閣隨即宣布成立“國民抗日救國團”，並被公推為司令，趙迺（nǎi）范為參謀長。宋凌閣率領的隊伍在與日本侵略者的頑強斗爭中，迅速發展壯大。

列車上擒住日本大特務

1932年初，在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朱霽青的幫助下，宋凌閣與鄰村跑達子溝李海峰領導的抗日隊伍聯合起來，組建“東北國民救國軍第一師”，由李海峰（1889年-1953年）任師長，宋凌閣任參謀長，趙迺范任副參謀長。當時共有步兵、騎兵600多人，司令部仍設在牤牛營子村關帝廟內。

1932年六七月間，金溝車站站長王朋發現一個著裝迥異的日本人經常往返於錦州與北票之間，說是做生意的，卻帶著隨行人員。他感覺這事挺蹊蹺，就向宋凌閣反映情況，宋凌閣聽后，立即安排人去偵察。經過幾天的外圍偵察，偵察員發現這個日本人並不簡單。

這個日本人叫石本權四郎，是一個“中國通”，他在中國游蕩多年，通曉中國語言，熟悉中國東北經濟、地理、人文情況，被日本關東軍司令本庄繁派往北票、義縣、北鎮、錦縣和熱河一帶，充當聯絡員，並負有策動熱河軍政首腦投降日寇、歸順偽滿洲國的重大使命，還有網羅漢奸、搜集情報的秘密任務。他隻身竄入北票，建立了“關東軍司令部北票聯絡所”，並以此為據點大肆進行特務活動。宋凌閣與李海峰商議后，認為石本權四郎是個危險人物，如果任其在遼西一帶活動，必將威脅華北局勢，由此，抓捕日本間諜石本權四郎的周密計劃醞釀而出。

偵察員了解到，石本權四郎將於7月17日中午乘火車從北票返回錦州。於是宋凌閣與李海峰選定精兵強將，組成了幾十人的特別行動連，進行了詳細分工和部署。他們還派兩名偵察員騎快馬，連夜返回北票。

1932年7月17日清晨，石本權四郎帶著兩名隨從，從北票登上去往錦州的火車，坐在雅座位置。抗日義勇軍兩名偵察員身穿長袍，裝扮成鄉紳，在同一車廂靠門的位置落座。車到金嶺寺，又上來十幾個義勇軍戰士，由連長楊錄率領，裝扮成礦工和當差模樣的人，身藏短槍，其中有3個鄉紳模樣的人，坐到了與石本權四郎隔空的雅座位置。

此時，宋凌閣已經帶領30多名戰士來到南嶺附近破廟子，拆毀鐵路軌道並埋伏在兩側。下午1點左右，列車緩緩行駛進入破廟子伏擊圈，宋凌閣鳴槍發令，霎時間鐵路兩側槍聲大作，司機隻好停車。車上便衣隊趁機打倒日本衛兵，將石本權四郎及隨從抓住，車上乘客頓時大亂。楊錄大聲對乘客說：“旅客們不要害怕，我們是抗日救國軍，是來抓日本鬼子的，繳他們的武器彈藥的。旅客們的錢財，我們一律不動。”說完，將石本權四郎等人拖下火車，直奔牤牛營子方向而去。

挫敗日軍營救陰謀

駐扎在錦州的日寇第8師團長西義得知消息后，當即派出駐錦州的鐵道裝甲車，又從義縣派出步兵第31聯隊，向朝陽寺快速前進，准備進攻救國軍。日軍還特別通知熱河駐朝陽寺的部隊，要求提供協助，遭到朝陽寺守軍拒絕。朝陽寺守軍與救國軍一起，做好了伏擊准備。

7月17日晚上9點，當日軍裝甲列車行駛到朝陽寺南鐵路隧道口時，列車猛然脫軌，埋伏在隧道口的救國軍和熱河守軍立即發起猛烈攻擊，擊斃日軍多人。戰斗正酣之際，日軍援軍趕來，救國軍寡不敵眾，向北撤走，熱河守軍也放棄了朝陽寺。

西義接到日軍失利的緊急報告，大為惱火，又增派高橋支隊，於7月18日凌晨從錦州趕到朝陽寺支援。與此同時，石本權四郎的妻子坐飛機在救國軍駐地三寶營子、章吉營子和牤牛營子上空散發傳單，威脅利誘救國軍立即釋放石本權四郎。

8月7日，駐錦州日軍向熱河下達最后通牒，限48小時交還石本，否則進攻熱河。

日軍見武力搶奪不成，便想交換俘虜。8月18日，以吉崗參謀為特使、滿載日寇的列車駛入朝陽寺地區，與救國軍談判，試圖以俘虜的東北軍一名連長換回石本權四郎，被宋凌閣、李海峰嚴詞拒絕。

一計不成又施一計。日軍又托北票朝陽寺僧人到抗日救國軍駐地說情，表示日軍願出重金，贖回石本權四郎，並勸李海峰所部投降，許以高官厚祿，再次被李海峰、宋凌閣嚴詞拒絕。

日軍仍不死心，派出已經投降日寇、被任命為熱河前防司令的畢佔一，到抗日救國軍駐地充當說客，妄圖利用雙方的舊關系索回石本。李宋二人嚴厲斥責了畢佔一的可恥行為，畢佔一還百般狡辯，鼓吹日本人的好處，一副漢奸嘴臉激起了抗日義勇軍的憤怒，最后二人把畢佔一槍斃於朝陽十家子三岔口。

幾番較量之后，無計可施的日軍露出了凶殘的面目。10月7日，日偽軍約500人，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從義縣兵分三路從三個方向包圍了救國軍駐地。據當時朝陽縣縣長李振鈞向熱河省警務處呈報的報告稱：“當日炸斃居民男女百數上下，炸毀房屋100余間，焚燒柴草、糧食、財物等項，價額難以數計。”由於敵人進攻猛烈，李海峰和宋凌閣押解石本權四郎撤向巴圖營子。

12月3日，日軍駐義縣憲兵大隊隊長矢加部宗太郎又寫信威脅利誘，在信中威脅說：“今滿洲國治安已經維持就緒，僅西、北兩邊尚未解決，而軍部討伐計劃，亦因之硬化，寧置人票於不顧，一舉掃盡。”面對日寇一再威逼利誘和武力進攻，李、宋二人果斷決定嚴懲日本間諜。1932年12月11日，將石本權四郎於朝陽縣十家子河套槍決。

如今這段歷史已經被呈現在遼寧東北抗日義勇軍紀念館展板上，紀念館陳列研究部主任邢燕來表示，這一事件打擊了日本關東軍的囂張氣焰，昭示了抗日義勇軍不屈服於軍事壓力、誓與侵略者血戰到底的決心，抗日軍民受到極大鼓舞，成為當地家喻戶曉的一段佳話。

宋祥偷梁換柱救出兒子

在處決石本權四郎之前，宋凌閣在院子的矮牆前，給他拍了一張全身照片。此舉是為驗明正身，向外界透露信息，讓日軍斷了營救石本的念頭，同時平息外界各種猜測和傳言。宋凌閣特意從朝陽縣城的照相館借了架照相機，並跟照相館師傅學習，掌握了拍照方法。這張照片流出后，起到了效果，但也泄露了活捉及槍斃石本的抗日義勇軍人員的身份信息。

宋錦春告訴記者，由於戰爭引起的蕭條，朝陽縣原有的四家照相館，僅剩一家。石本權四郎的哥哥石本貫太郎（經營對華鴉片侵略的商人）沒費勁就找到了這家照相館，參照照片背景和照相機租用的時間，推斷出很多信息。最終，日本憲兵隊找到了埋葬石本權四郎的確切地點。日本關東軍結合掌握的情報，又通過憲兵隊及漢奸了解到，李海峰隊伍裡隻有宋凌閣文化程度高，有見識，可能會擺弄照相器材，於是開始全力追捕宋凌閣。

受到日軍通緝追捕，宋凌閣家屬四散隱居，家中財物悉數被抄被搶、房屋被毀，宋凌閣年僅5歲的長子宋瑞君，被安置在附近村庄的一處寺廟躲藏，由廟裡的僧人照料。1934年5月13日凌晨，宋凌閣回家經過村口時，不幸被蹲守的偽軍抓住，同行負責保衛的義勇軍連長周奇海也被捕。抓住了宋凌閣，日寇和漢奸欣喜若狂，立即上報請功領賞，還耀武揚威地押著兩位抗日志士照相留存。隨后，二人被投入縣城大牢嚴刑拷打，但他們始終守口如瓶。

“那段時間，宋祥正在給朝陽地區日寇駐軍的最高長官——伊藤大佐的夫人治婦科病。”宋錦春向記者講起這段塵封多年的家族軼事：大佐夫人患病已久，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伊藤大佐找到當地名中醫宋祥，恰好宋家有治病的秘方。宋祥說，這病能治，但起碼得用半年時間，用中醫慢慢調理。他選用朝陽當地的藥材血見愁配成復方，經過兩個多月的治療，大佐夫人開始面色紅潤，療效較為顯著。

為了營救兒子，宋祥向伊藤大佐提出幫助解救宋凌閣的事，大佐深思了好一陣兒。宋祥說，如果兒子沒命了，他也沒有心思再為其夫人治病。作為交換條件，伊藤大佐同意放宋凌閣一馬。但為了合情合理地還這個“人情”，同時還能對上司有個交代，伊藤大佐頗動了一番腦筋。他表示，日本憲兵這方面由他想辦法安排，警察局方面也由他牽線，但需宋祥出錢。最后採取偷梁換柱的方式，用在礦上撿來的無名尸體，冒充宋凌閣匆匆結案，最終將宋凌閣從大牢裡解救出來。而另外一名抗日戰士周奇海則被殘忍殺害。

1935年冬，日寇攻打長城白馬關，宋凌閣與李海峰率抗日義勇軍西路軍奮勇抗擊，血戰了16個日夜，上千名抗日勇士犧牲在長城上，二人僅率數十名義勇軍官兵殺出重圍，撤至北平。1937年“七七事變”后，宋凌閣自北平潛回東北，改名宋紀勛，准備尋找舊部，繼續反滿抗日。回到原籍牤牛營子的第五天，由於漢奸告密，宋凌閣又被朝陽日本憲兵隊逮捕。在獄中被打得皮開肉綻，但他始終操著一口北平口音咬定：“我不是宋凌閣，宋凌閣是我的堂兄，我叫宋紀勛，是在北平教書、放暑假回鄉的。”日本憲兵隊沒能弄清宋凌閣的抗日實情，加之家屬親友多方籌劃，又以重金買通日偽要員，經多人保釋，於1940年出獄。但出獄后仍被定為監外“稽查要人”，在日偽政府監視下苦度時光。

1945年日本投降，宋凌閣熱淚橫流，合家喜極而泣。他把妻子兒女叫到跟前，講述了他與李海峰及抗日義勇軍將士，從遼西到長城腳下，堅持抗日救國6年之久的日日夜夜。1945年11月，宋凌閣被委任為牤牛營子區副區長，1970年病故，享年7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