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黨的新聞工作的基本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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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歷來重視新聞宣傳工作，將其視為“組織一切工作的一個武器”。①1948年4月在同《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中明確指出：“我們的政策，不光要使領導者知道，干部知道，還要使廣大的群眾知道。有關政策的問題，一般地都應當在黨的報紙上或者刊物上進行宣傳”，並強調：“報紙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廣泛地同群眾見面。”②與《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是延安時期黨的新聞工作基本經驗的總結。

延安是新中國的搖籃，也是新中國新聞出版事業的發祥地。在這裡，中國共產黨白手起家、艱苦奮斗，出版了報紙，建了通訊社，辦起了廣播電台，並通過刊物、圖書、小報、牆報等多種形式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使黨的聲音傳遍全中國，形成“萬眾矚目清涼山”的宣傳態勢，在宣傳理念、宣傳模式、傳播語境、編輯方針等方面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也為今天黨的新聞宣傳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鑒。

一、提出“黨媒姓黨”的根本原則

黨的新聞宣傳工作是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聞宣傳必須堅持黨性，正確及時宣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決不允許出現同黨中央大政方針相反的觀點。延安時期，黨的新聞宣傳工作的主要任務就是配合黨的中心工作，這也是黨性原則的重要體現。毛澤東在延安《解放日報》發刊詞中指出：“本報之使命為何？團結全國人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一語足以盡之。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總路線，也就是本報的使命。”③ 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發出《為改造黨報的通知》，明確要求“把報紙辦好，是黨的一個中心工作，各地方黨部應當對自己的報紙加以極大的注意，尤應根據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的號召，來檢查和改造報紙⋯⋯報紙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宣傳黨的政策，貫徹黨的政策，反映黨的工作，反映群眾生活，要這樣做，才是名符其實的黨報”。④1942年4月1日，《解放日報》發表《致讀者》一文，明確指出，黨報必須貫徹堅強的黨性。不僅要在自己的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論文，每條通訊，每個消息⋯⋯都能貫徹黨的觀點、黨的見解，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報紙與黨的整個方針、黨的政策、黨的動向密切相關、呼吸相連。同年9月22日，《黨與黨報》的社論對在黨報工作的同志提出要求：一切要依照黨的意志辦事，一言一行，一字一句，都要顧及黨的影響。1942年10月，毛澤東要求各地黨組織要“改正過去不討論新聞政策及社論方針的習慣，抓緊各地對通訊社及報紙的領導，務使通訊社及報紙的宣傳完全符合黨的政策，務使我們的宣傳增強黨性”。⑤

延安時期將黨性原則明確為黨的新聞工作的根本原則，要求宣傳工作和貫徹黨的政策相一致。毛澤東明確指出報紙宣傳要堅決服從黨的政策，保証了“黨媒姓黨”的政治屬性。歷史証明：黨性原則是黨的新聞工作的靈魂，也是做好新聞工作的根本基礎。走進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承擔起新聞輿論工作的職責使命，“必須把政治方向擺在第一位，牢牢堅持黨性原則”，⑥新聞工作必須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堅持正面宣傳為主，一切工作都要緊緊圍繞黨中央的決策部署，突出宣傳黨的主張，從而讓黨的媒體成為推進黨的工作的有力武器。

二、倡導“開門辦報”的宣傳模式

密切聯系群眾是黨的群眾路線和組織路線，對於在黨的宣傳工作中如何貫徹這一路線，1940年毛澤東在《中國工人》發刊詞中指出：“一個報紙既已辦起來，就要當作一件事辦，一定要把它辦好。這不但是辦的人的責任，也是看的人的責任。看的人提出意見，寫短信短文寄去，表示歡喜什麼，不歡喜什麼”，⑦才能辦好報紙。1942年《解放日報》的一篇社論中指出:“我們黨報同時也是群眾的報紙。”⑧中共中央先后發出《根據地統一對外宣傳的第二次指示》《中共中央關於報紙通訊社工作的指示》《中宣部對各地出版物的指示》等文件，要求把群眾的生活、生產和斗爭情況在報紙上生動地體現出來。

黨是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新聞宣傳工作必須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反映人民的心聲。《解放日報》改版后為每日出版，版面有邊區要聞、黨政軍新聞、國統區和國際新聞、副刊，成為中共中央第一份真正意義上的大型機關黨報，也成為黨在延安時期影響力最大的輿論陣地。1940年創辦的《邊區群眾報》是陝甘寧邊區政府機關報，在改版之后，確立了“以邊區新聞為主、為邊區人民服務”的大眾化道路，內容形式通俗易懂、簡單具體，由10日一期改為3日一期，每期四開兩版，使得“識字少的人看得懂，不識字的人聽得懂”。

延安時期，黨倡導“開門辦報”，讓黨員和群眾參與辦報，動員黨政軍干部和普通群眾寫稿，培養了大批通訊員隊伍。各報社在各分區設置了相應的通訊處，通訊處受當地地委和報社雙重領導。綏德專區記者田方在時任綏德地委書記習仲勛的帶領下，採訪了勞動能手劉玉厚，發表了《勞動人民的旗幟》《劉玉厚的光輝》等長篇通訊，有力地推動了大生產運動的開展。

延安時期將群眾路線確立為黨的新聞工作的根本方法，實行全黨辦報、全民辦報，保障了新聞源於生活，源於群眾，切實反映了群眾的要求和呼聲。新時代習總書記指出:“我們黨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黨，她沒有獨立於人民利益的自身利益”，⑨黨的新聞工作要善於將宣傳黨的主張和反映人民呼聲有機結合，宣傳黨的主張要有群眾視角，內容和形式要讓人民喜聞樂見，回應社會關切，及時把人民群眾創造的經驗和面臨的實際情況反映出來，以豐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的精神力量，滿足人民的精神需求。

三、發揚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

延安時期，由於敵人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陝甘寧邊區的物質生活條件異常艱苦，吃的是小米飯，穿的是粗布衣，住的是土窯洞。黨的新聞工作者並沒有被這些困難所嚇倒。在陝北寒冷的冬夜裡，新聞工作者就著火盆取暖，趕稿到深夜，經常通宵達旦。1940年，延安舉行紀念“五四”青年節有獎征文，參與投稿的人特別多。領獎時沒有錢發獎，隻得依靠毛澤東、周恩來等同志的捐款才頒了獎。黨的新聞工作者不是被動地吃苦，而是利用現有條件主動地創造、努力地奮斗。沒有交通工具，他們就靠著自己的雙腳深入前線採訪，下到基層百姓中間尋找新聞線索，磨練出過硬的腳力。沒有桌子，他們就在土坑上或靠牆搭起幾塊石頭在上面寫文章、編稿件，磨練出過硬的筆力。缺少寫作必用的紙、墨、筆和照明用的煤油，他們就自制顏料做墨。沒有墨水瓶裝，就自己用陶瓷燒成裝墨的瓶子。他們還用發黃的馬蘭紙制成稿紙，為了節省，每張紙的邊角都寫滿了字。鉛筆用到握不住了還舍不得扔，信封用完了正面用反面。為了節省煤油，晚班編輯都擠在一個窯洞中，隻點一盞煤油燈來編稿。毛筆用禿了，修尖后繼續使用，修得不能再修了的舊筆杆，還留著制作蘸水筆尖用。隨著大生產運動轟轟烈烈的開展，延安的生活條件得以改善，但新聞工作者艱苦奮斗的作風並沒有鬆懈，反而轉化成推動黨的新聞事業前進的動力，寫出一篇篇深入群眾、振奮人心、鼓舞士氣的優秀作品。

2018年，習總書記在春節團拜會上講話指出：“奮斗是艱辛的，艱難困苦，玉汝於成，沒有艱辛就不是真正的奮斗，我們要勇於在艱苦奮斗中淨化靈魂、磨礪意志、堅定信念。”新時代新聞工作者要繼續發揚艱苦奮斗精神，恪守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勤奮工作，不忘初心，牢記黨的新聞工作的使命，接續奮斗，奮發有為、甘於奉獻，用智慧、汗水乃至生命譜寫出黨的新聞工作的新篇章。

四、探索“大眾化”的傳播語境

黨的新聞工作是常干常新的事業。黨中央初到陝北時，民眾文盲率很高，經過各種掃盲運動，民眾大都認識一些字，但對文言文、古詩詞、白話文等還是不懂。黨的新聞工作要能引領指導群眾思想，必須對內容的表達形式進行大膽創新。為此，毛澤東對改革報紙的文風提出了要求：“多載些生動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沒味道，不起勁”。⑩

為了改變之前存在的“語言不通俗、句式過長、文白夾雜、拗口難懂”的問題，改版后的黨報大膽使用了陝北方言、口頭語。如“美得太”“婆姨”“咋、怎”等。《邊區群眾報》的要求是老百姓一看就明白、一聽就懂。報紙出版一周年時，報社對《邊區群眾報》上所用的字進行了詳細的統計，總結出常用字大約為400個。也就是說，識字量在400字的農民都能讀懂《邊區群眾報》。報社還採取了獨特的“審稿”制度，請炊事員、勤務兵來“審稿”。先對他們念一遍稿件，看他們能否聽懂，對哪些內容感興趣，征求他們的意見。在給群眾讀報時，記者們發現念到“肥皂”“火柴”這些“洋詞”時，群眾聽不懂，就改用“洋鹼”“洋火”等群眾聽得懂的語言。記者到群眾中體驗生活時，對當地的風俗習慣和民間文化有了近距離地了解，就改編了陝北秧歌、陝北說書、信天游等用在稿件中。《邊區群眾報》還在報紙上專門開設版面，刊登農村新標語、改編歌詞等。柯藍用陝北說書形式寫的長篇通訊《抗日英雄楊鐵桶》在報紙上連載，被陝北藝人演唱出來，很快傳遍全邊區。為了鼓勵農民開荒生產，報紙改寫了陝北民歌《春耕數九歌》：“九九再一九，犁牛遍地走，又種小米又種豆，春耕的英雄我為首。數九在心頭，有話說出口，隻有勞動才快活，偷懶的才丟丑”。句子簡短、易上口，很快在群眾中流行起來，取得了很好的宣傳效果。

延安時期黨的新聞宣傳工作在宣傳內容和形式上都做到了鮮活、生動，群眾喜聞樂見。特別是面向廣大基層的報紙，在文字編排上盡量做到了通俗化，使廣大群眾一看就懂，讓黨的主張潛移默化地深入人心，提高了廣大群眾跟黨走的自覺意識。

走進新時代，習總書記指出:“做好宣傳思想工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創新。”黨的新聞工作要不斷開拓創新，首先要創新理念，“要樹立大宣傳的工作理念，動員各條戰線各個部門一起來做，把宣傳思想工作同各個領域的行政管理、行業管理、社會管理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其次，要創新內容，要不斷鞏固和提升內容生產這一核心競爭力，深入發掘能引起廣大人民群眾共鳴的好材料，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溫度、有品質的作品。三是創新方法手段，充分運用新技術新應用創新媒體傳播方式，加快推進新聞媒體融合發展。要堅持圍繞生動活潑地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下功夫，深入實際、深入群眾，採取群眾喜聞樂見的表現方式採寫作品，增強作品的可讀性和可思性，從而提高主流媒體的傳播力和影響力。

注釋：

①②③《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第113頁、第149頁、第55頁。

④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冊）》，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頁。

⑤《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4頁。

⑥《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2 頁。

⑦《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1991年版，第728頁。

⑧《展開通訊員工作》，解放日報1942年8月25日

⑨習近平《擺脫貧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3頁。

⑩《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8頁。

11《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84頁。

12《習近平新聞思想講義》，人民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18年版，第72頁。

原載：《中華魂》202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