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音樂：不作老病夫，不貽散沙嘲

　　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

　　近期上映的電影《八佰》，再次將國人的記憶拉回到淞滬戰場，觀影過程中，有首旋律一直在我耳畔回響：“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八百壯士孤軍奮守東戰場……”謝晉元副團長率領下的“八百壯士”，在喪師失地的艱難時刻，鼓舞了國民的斗志﹔四行倉庫升起的國旗，在十裡洋場向世界昭示了中國軍民的抗爭精神。作曲家夏之秋當時也深受觸動，寫出了混聲四部合唱曲《歌八百壯士》，這首歌反復高唱“中國不會亡”，簡短有力的歌詞堅毅無比。舉目四望，“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但是壯士們“寧願死，不退讓，寧願死，不投降”。可謂行動偉烈，氣節豪壯。謝晉元也是黃埔四期生，電影《八佰》裡，戰斗間歇，有幾位年輕官兵唱起《黃埔校歌》，“打條血路，引導被壓迫民眾……”抗日戰爭中，當年國共合作培育出的黃埔青年共御外侮，已經成為高級將領的左權、趙尚志和戴安瀾等先后為國捐軀。不同於《黃埔校歌》激昂雄壯的進行曲風格，《抗日軍政大學校歌》的曲調活潑中兼具鏗鏘有力的節奏，彰顯了“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訓。“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大批朝氣蓬勃的愛國青年匯聚延安，有的進入抗大學習后成為八路軍、新四軍的骨干，他們“像黃河之水，洶涌澎湃，把日寇驅逐於國土之東”。

　　戰爭藝術源於現實又高於現實，有些抗戰歌曲聚焦以弱勝強的英雄群體，歌頌他們以簡陋的裝備堅持斗爭。早在1933年長城抗戰時，29軍的大刀隊就在喜峰口與日軍展開過白刃格斗，“七七事變”后，大刀隊再次上陣，年僅23歲的麥新創作出了《大刀進行曲》，以慷慨激昂的“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開篇，連續高呼“抗戰的一天來到了，抗戰的一天來到了”，將滿懷的悲憤傾瀉而出。隨著敵后戰場的開辟，《到敵人后方去》（1938）號召軍民“今天攻下來一個村，明天奪回來一座城”。《游擊隊歌》（1938）以浪漫主義的手法歌頌了人民戰爭的壯麗，“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我們都是飛行軍，哪怕那山高水又深。”然而，樂觀精神的背后卻是缺槍少彈的無奈，29軍組建大刀隊是因為裝備不足，敵后武裝甚至使用彈殼回收制成的復裝子彈，這都是中國艱苦抗戰的真實寫照。

　　犧牲已到最后關頭

　　抗戰是全民族的抗戰，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沒有誰可以獨善其身，因為“說什麼你的、我的，分什麼窮的、富的。敵人殺來，炮毀槍傷，到頭來都是一樣”（《流亡曲》）。1931年由韋瀚章作詞、黃自作曲的《抗敵歌》，是中國第一首以抗日救亡為題材的歌曲，面對“九一八事變”后國土的淪喪，作者質問道，“中華錦繡江山誰是主人翁，我們四萬萬同胞”！《旗正飄飄》（1933）痛感“東亞病夫”與“一團散沙”的危局，喚醒民眾“快奮起，莫作老病夫﹔快團結，莫貽散沙嘲”。《畢業歌》（1934）勉勵青年學子“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場，不願做奴隸而青雲直上”。在華北容不下一張平靜的課桌之時，《救亡進行曲》（1936）號召“工農兵學商，一齊來救亡，拿起我們的鐵錘刀槍，走出工廠田庄課堂”。《犧牲已到最后關頭》（1936）宣揚“中國的人民一齊起來救中國，所有的黨派，快快聯合來奮斗”，呼吁國人不分黨派、不分職業階層，要奮起救亡。

　　抗戰音樂還力圖破除“當兵吃糧，賣命拿餉”的舊觀念，引導國民以“當抗日軍”為榮，以救國為己任。從孩童視角的“手拿小刀槍，沖鋒到戰場……不怕年紀小，隻怕不抵抗”（《隻怕不抵抗》），到青年戀人送別的“延水清，延水濁，小妹子來送情郎哥，哥哥你前方去打仗，要和鬼子拼死活”（《延水謠》），再到“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在太行山上》），都反映出這種觀念上的變化。《河邊對口唱》借“拿鋤頭，耕田地”的張老三和“在東北，做生意”的王老七之口，講出了普通人心中的“有家不能回，仇恨在心裡”，他們最后決定為國家當兵“一同打回老家去”，體現的也是保國便是保家的現代國家觀。

　　新的長城萬裡長

　　中國的抗戰音樂可謂剛毅堅卓而又飽含溫情，除了歌頌軍人的犧牲，還刻畫出人民的苦難與覺醒。一曲《鐵蹄下的歌女》（1935），道不盡底層歌女“為了飢寒交迫，我們到處哀歌”的不幸與憤懣，是啊，“誰甘心做人的奴隸？誰願意讓鄉土淪喪？”“流亡三部曲”（《鬆花江上》《流亡曲》和《復仇曲》）聚焦流浪的難民，歌詞裡多次出現“爹娘”，將故土幻化成最親近最朴實的高堂雙親，可謂椎心泣血。正如《鬆花江上》所哀嘆的“爹娘啊，爹娘啊，什麼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當時誰又能想到，自九一八起，這一流浪就是十四年。《流亡曲》彌漫著自責與悔恨，“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復仇曲》則擺脫流浪與逃亡的基調，用自問自答的方式宣告救國的決心：“我們有沒有力量？有！我們有沒有決心？有！”因為“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都是我們的兄弟﹔愛好和平的國家，都是我們的朋友”。

　　兵民是勝利之本，覺醒了的中國是不可戰勝的。“萬裡長城萬裡長，長城外面是故鄉。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黃金少災殃……”2014年11月，北京和張家口聯合申辦冬奧會的宣傳片把《長城謠》作為背景音樂。這首誕生於1937年的歌曲，親切舒緩的旋律流淌出物阜民豐的塞外風光，蒼涼悲壯的歌詞浸染著骨肉離散的沒齒難忘。“四萬萬同胞心一樣，新的長城萬裡長”。正如《在太行山上》（1938）用先舒緩后強勁的節奏展現了“千山萬壑，銅壁鐵牆”之間，“紅日照遍了東方，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這也是我們對獨立自由的神聖信仰。列寧格勒圍城近三年，肖斯塔科維奇創作出《第七交響曲》（1942年首演）記錄下蘇聯的英雄之城﹔而在中國貧瘠的黃土高原，在更早的1939年就以《黃河大合唱》《生產大合唱》傳達出華夏文明的不屈。“二月裡來呀好春光，家家戶戶種田忙。指望著收成好，多捐些五谷充軍糧。”《二月裡來》以悠揚動聽的旋律描繪恬靜美好的田園風光，即便現實是日寇殘酷的封鎖和掃蕩，因為朴實的人民相信，“種瓜的得瓜，種豆的收豆，誰種下的仇恨他自己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