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檔案中的晉綏邊區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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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時期的晉綏邊區包括晉西北和大青山兩個區域，全區為高原地帶，均是綿延不斷的山脈，西與陝甘寧邊區跨黃河相望，東與晉察冀邊區、晉冀魯豫邊區隔同蒲鐵路相接，北至內蒙古百靈廟、烏蘭花一帶，與外蒙邊境咫尺之遙。1940年后，陝甘寧邊區南、北、西及晉西南被國民黨軍三面包圍，晉綏成為延安與華北、華中等抗日根據地，以及外蒙古和蘇聯聯系的主要通道，同時又是隔絕日軍、保衛陝甘寧的鋼鐵屏障。在晉綏軍民的浴血奮戰下，整個抗戰期間延安得以遠離戰火，為進行整風、教學、大生產、大練兵、召開黨的七大創造了穩定的環境，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積蓄了力量。今天，讓我們打開塵封的檔案，再現晉綏邊區軍民浴血抗戰的場景。

破襲：利劍劃破日軍囚籠

1940年初，八路軍第一二〇師從冀中回到了晉西北。受1939年大旱影響，當地糧食嚴重歉收，八路軍與日軍作戰時，不得不以黑豆、野菜充飢果腹。1940年，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所作的《綏米葭吳清及晉西北經濟考察報告》記下了這段歷史：

民國廿九年轉回晉西北后，當時正值新、舊軍沖突剛結束。舊軍之破壞搜刮，加之國民黨政府軍政部軍餉之無故停發以及經濟上之封鎖，又加之春、夏、冬的大“掃蕩”，經濟上之大破壞，以及民國廿八年之大旱過去，晉西北之窮困，因此部隊的物質生活，便大感困難。當時吃的糧食大部是黑豆，這種糧食如果作馬料和喂豬是很好的，但完全用作吃飯是很少見的，吃了最易生病，特別是腸胃病(痢疾病)。但我們連這種糧食也吃不飽。因為糧食很少，一天隻能吃到二至三頓稀糊糊，有時連糊糊也吃不飽，簡直就是喝黑豆湯，吃蔬菜。至於油鹽，因為沒有錢，每人最多亦僅能維持一二錢。吃菜很少，大部分挖野菜吃……在這一年，整個部隊人員因沒有足夠的油鹽和最低限度的營養和物質供給，以致身體全部削弱了，發生了夜盲、腸胃病、皮膚病等，或因營養不良身體衰弱而致死亡的，因為沒有適時的鞋襪穿而把手腳凍壞的，為數亦不少。嚴寒的十月天以至十一月間，仍穿著僅僅一套貼肉的單衣同敵人搏斗，也常常光著腳行軍作戰。不僅一般人員是這樣的，就是師長、政治委員及傷病員同志，也過著這樣的生活。

由於生活沒有保障，嚴重影響了部隊將士的健康。據《一二〇師（晉綏軍區）衛生工作概況》（1944）記載：

民國廿九年糧食困難，部隊全吃黑豆，又吃不飽，因此腸胃病發生很多，佔健康數百分之二十……最嚴重的是特務團三支隊，民國廿九年發生病員佔健康數百分之五十，在部隊中死亡數佔百分之十二……皮膚病很嚴重，佔百分之三十。

敵后抗戰的嚴酷環境，使得八路軍難以具備基本醫療條件，藥材極其困難，治療傷口隻能借助豬油和燒酒且限量使用，在《一二〇師關於衛生材料供給方法的通令》（1940）中這樣規定：

配藥膏子（豬油代替）每旅團衛生機關每月准用四斤，營衛生所准用二斤。配碘酒（用燒酒代替）每旅團衛生機關每月准用四斤，營衛生所准用二斤。

在《一二〇師衛生部關於晉西北衛生醫療報告提綱》（1943）中也提到：

藥材的困難：敵區購買需要經無數封鎖，不是買不得就是買得后被敵人劫去。本區域除少數中藥外，西藥方面根本未有購買的所在處。總衛每一季領發，雖有少數發給，但所發的藥材還不夠一季使用千分之一。

除了生活條件和醫療狀況，彈藥更是奇缺。這一年，八路軍總部發布致各兵團首長等的通電，號召全軍節省子彈：

子彈缺乏，成為空前未有，特別是將來，在華北最嚴重最困難。問題一方面，現已無存彈藥，制造困難。另方面主要的在國民黨限共反共的政策下，限制發給我軍彈藥，計去年共發給彈藥不及二百五十萬發，而其中隻准了六十萬發，現已領到二十五萬發外，其余拖延到現在不發，估計今后將更嚴格限制我軍彈藥，或完全不發彈藥給我軍。因此，以各種辦法收買與節省子彈，成為目前及將來最迫切的問題。

1940年，一二〇師也發出《關於建立會計審計預決算制度的通知》，規定：“各部隊今后作戰必須報統計所消耗之彈藥，注意收集彈殼，做到一個殼換一粒子彈，否則不補充彈藥。”這年5月，一二〇師修械廠（后改為晉綏兵工廠）在陝西佳縣牸牛溝成立，生產子彈、手榴彈、炮彈、擲彈筒和槍支，自力更生解決困難。

與缺糧、缺衣、缺藥、缺彈相對應的，是日軍的瘋狂進攻。1940年2月，日軍的肅正作戰“要在去年的基礎上，盡快建成特殊地區鞏固的華北，用以示范並指導中國的治安建設”，要“將各項工作有機地統一於剿滅共軍的前提之下”積極進行討伐。當年，日軍先后對晉西北進行了春、夏、冬3次大規模“掃蕩”。

一二〇師部隊積極反“掃蕩”，連續不斷地作戰，其中6月19日至21日的米峪鎮殲滅戰，堪稱經典。三五八旅旅長張宗遜、政委李井泉指揮一二〇師獨立第二支隊和三五八旅兩個團，在伏擊陣地待敵未果后，分兩路主動出擊迎敵，准備以預期遭遇戰消滅敵軍。6月19日拂曉，左路與日軍遭遇交火，右路迅速趕來完成包圍，經兩晝夜激烈戰斗，在米峪鎮國練村殲滅日軍516人，俘敵9人。

1940年8月，八路軍主動出擊，發起聲勢浩大的正太路破襲戰（史稱百團大戰）。按照八路軍總部的統一部署，一二〇師和晉西北新軍先后出動25個團及民兵游擊隊，破襲山西平遙以北的同蒲鐵路與汾（陽）離（石）公路，拔據點、打援敵、破交通，有力打擊了侵略者的囂張氣焰。8月20日夜，三五八旅第四團在團長張秀龍率領下，向忻（州）靜（樂）公路上康家會日軍據點進攻，經過兩小時激戰，全殲守敵。次日凌晨，由靜樂增援康家會的日軍被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團全殲。

此戰一舉切斷了忻靜公路，拉開一二〇師參加百團大戰的序幕。百團大戰使日軍的華北交通線基本癱瘓，據《日軍華北方面軍作戰記錄》記載：

盤踞華北一帶的共軍，按照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部署的所謂“百團大戰”，於昭和15年8月20日夜，一齊向我交通線及生產地區（主要是礦山）進行奇襲，特別是在山西，其勢更猛……此次襲擊，完全出乎我軍意料之外，損失甚大，需要長時間和巨款方能恢復。

1941年，日本陸軍大臣東條英機談到百團大戰時說：

昭和15年，重慶方面敵之抗戰特點，作戰非常消極，至今未曾出現主力部隊的反擊作戰。隻有共產軍去年8月在華北發動大規模攻勢。（《東條英機在日本參眾兩院的演說》）

作為中共敵后抗戰的戰略樞紐，迎來送往是晉綏邊區一項重要的日常任務。為此，1940年10月間百團大戰第一階段剛結束，一二〇師便專門成立晉西北交通司令部，由參謀長周士第兼任交通司令部司令員﹔組建晉西北交通轉運大隊，擔負對陝甘寧邊區與敵后各根據地人員、物資、經費的護送任務。重要首長和大隊人馬路過，則由一二〇師派出主力部隊沿途護送，如劉少奇、彭德懷及各地“七大”代表趕赴延安，抗大總校、陝北公學遷離延安等。同時還有大批部隊路過，如華北部隊回防陝甘寧迎擊國民黨反共高潮，抗戰勝利后延安派出的大批干部、部隊開赴新戰場，都要通過這裡。

除了安全警衛，過路人馬住宿所需的被褥、柴米油鹽、牲口草料、民伕大車，甚至部分路費等后勤保障，全部由晉綏邊區提供。后來，賀龍在晉綏分局高干會上作《關於目前時局和任務的報告》（1946），指出：

客人蠻多，我們這個窮主人就很難做，但也還是做了。晉西北的老百姓很好，在八年抗戰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沿路菜、炭、草都用完了，好多毛驢都給搞走了……這個地區這樣小這樣窮，這樣大的負擔，老百姓也沒有怨言。

堅守：經受“治安強化運動”的嚴峻考驗

百團大戰后，國民黨經濟封鎖與日軍軍事進攻的雙重壓力，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敵后抗日根據地進入最為艱難的時期。

早在百團大戰第一階段勝利后，惱羞成怒的日軍就開始了瘋狂“掃蕩”。1940年12月，日軍集中2.5萬余人對晉西北進行冬季大“掃蕩”，兩度進佔並血洗興縣。據統計，在這次冬季“掃蕩”中，根據地有4000多名群眾被殺害，1.9萬多間房屋被焚燒。

為統一指揮晉西北和綏遠的八路軍主力及地方部隊作戰，1940年11月7日，晉西北軍區在興縣李家灣成立，由賀龍兼任司令員、關向應兼任政治委員、續范亭任軍區副司令員、周士第兼參謀長、甘泗淇兼政治部主任。

1941年2月，為加強打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日軍華北方面軍制定“治安強化運動”計劃，還增加攻擊目標，欲置共產黨於死地而后快。3月底，日軍開始了第一輪“治安強化運動”，向華北各根據地發起瘋狂“掃蕩”。

為加強陝甘寧邊區防務，同時防范日軍和國民黨軍進攻，4月13日，毛澤東、朱德等發來指示：“一二〇師兵力須在保衛邊區同時又相當兼顧晉西北之兩點上。”（電文中的“邊區”指陝甘寧邊區）接到命令后，一二〇師隨即命令獨立第一旅第七一五團西渡黃河開赴佳縣防務，同時令雁北支隊由恆山返回綏德歸還第三五九旅建制，其他部隊則繼續原地堅守。為使晉西北能有一個相對安全的后方，5月26日，中共中央決定將興縣黃河西岸的陝甘寧邊區神府縣（統轄府谷縣城以南及神木縣、榆林縣、佳縣的部分地區，1937年7月由原神府特區改稱）劃歸晉西北管轄，當地保安部隊歸一二〇師指揮。

1941年7月7日，日軍在華北開始實施第二輪“治安強化運動”。就在同一天，“七七抗戰”四周年紀念大會暨晉西北抗戰烈士紀念碑（該紀念碑立於興縣城西拜塔墕村坪地上，后被洪水沖走）落成典禮在興縣舉行，紀念碑上分別刻有“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第一二〇師抗戰烈士紀念碑文”和“山西新軍抗戰陣亡將士紀念碑文”（曾刊載於1941年7月7日《抗戰日報》），彰顯抗爭到底之決心。

一二〇師的紀念碑文為：日寇侵華，得寸進尺，大好河山，橫遭蹂躪，七七事變，抗戰軍興，我軍請纓東渡，馳赴華北戰場。四年來，奮勇殺賊，冒狂吼之炮彈，迷漫之毒氣，凜冽之冰霜，飢餓之侵襲，三晉山野，燕北平原，海岸榆關，綏蒙沙漠，入死出生，以保國土，倭奴挫敗，賊膽為寒，此乃我軍手創之偉業，亦即共產黨之光榮也。唯是彈雨槍林，前赴后繼，無數英勇戰士與共產黨員亦為革命事業而犧牲，壯烈聲勵，河山變色，鮮紅熱血，洒地生輝。茲值抗戰四周年紀念，寇賊未除，大仇待報，撫今念故，悲感橫生。特會同軍政民就蔚汾之濱，建一烈士之碑，工程雖小，意義殊深。悼死者之遺芳，勵生者以前進，行見我忠勇烈士永與河山並壽，日月爭輝。新中國誕生之日，亦即先烈含笑九泉之時，謹勒數言，以作紀念。碑文落款是一二〇師師長賀龍、政治委員關向應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山西新軍的紀念碑文是：抗戰軍興，全國奮起。山西地處國防前衛，御侮義不后人。各界於犧牲救國同盟會、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山西省總工會領導之下，於危急之時，高舉統一戰線之旗幟，堪策抗日救國之主張。發動民眾，組織武裝，三晉青年，河汾豪杰，不分階級黨派，不問宗族信仰，一致團結，同赴疆場。遂成決死隊、工衛旅、暫一師諸子弟兵團，堅持抗戰……於艱苦奮斗之中，作英勇壯烈之犧牲者，為數亦頗不少，拼將生命，開辟解放之路，揮洒熱血，灌溉自由之花，振民族之聲威，伸正義於宇寰，彪炳勛業，河山永固，豐偉功績，日月爭輝。值此抗戰已屆四載，勝利之前程可期，追懷烈士，宜有紀念，用勒真理，永垂不朽。落款是總指揮續范亭，副總指揮雷任民、張文昂，政治部主任羅貴波。

在日軍威逼利誘下，1941年9月11日，閻錫山派趙承綬在汾陽與日軍簽署了停戰協定及基本協定〔日軍《對山西軍基本協定與停戰協定簽訂的報告》，方面軍密特1號，昭和16年9月12日。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JACAR）：C04123533500〕，暗中停止抗日，接受日軍任命和援助。

11月1日，日軍又開始第三輪“治安強化運動”。一波接著一波的猛烈進攻，使得敵后抗日根據地日漸縮小。嚴峻的形勢更加激發了中共抗戰到底的決心，11月7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於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強調指出：

我們一無飛機、大炮、坦克，再則我們的步槍、機槍質量也差，子彈也日益困難，想要單靠我們自己力量辦到有極優良的步槍、機槍，有極充足的子彈，在目前條件下，已是完全的空談，更不必說飛機、大炮、坦克了……因此隻有下決心依靠群眾、民兵及部隊之抗日堅決性、積極性，依靠全民皆兵，依靠群眾的落后武器，依靠這些武器的數量，使敵人到處因我們的手榴彈、地雷、土槍、土炮而疲於奔命，同時主力軍除炸彈外並積極設法修理機械與充實自己的子彈，隻有這樣，才是在今天堅持敵后艱苦卓絕的斗爭之唯一道路。

1942年是中共抗戰最困難的一年。1月，日軍獨立混成第十六旅團一部偷襲興縣，佔領興縣縣城和李家灣。3月底，日軍開始了第四輪“治安強化運動”。5月間的“五一大掃蕩”，使冀中根據地大部淪為敵佔區，部分變為游擊區。部隊減員將近一半，達46.8％。5月25日，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在日軍襲擊中犧牲。6月13日，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憂慮地寫道：

華北華中斗爭極緊張殘酷，要熬今明兩年須要極大犧牲，兩年后如能保存現有軍隊（五十七萬）的一半，全國則保存現有黨員（八十萬）的一半，便是勝利。

5月14日，日軍獨立混成第十六旅團第八十五大隊600余人及偽軍警備隊100余人，從東村出發偷襲興縣軍區領導機關，並於17日拂曉佔領興縣。一二〇師和新軍部隊在日軍撤退途中的田家會村將其包圍聚殲。此次戰斗斃日軍大佐以下500余人，俘日軍25人、偽軍21人。

就在當月，中央軍委發布命令，成立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以統一陝甘寧和晉綏兩個地區的軍事指揮，增強經濟互補。同時委任賀龍為聯防軍司令員、關向應為聯防軍政治委員、徐向前為副司令員、高崗為代理政治委員、林楓為副政治委員。聯防軍直轄一二〇師、留守兵團、晉西北新軍、陝甘寧邊區保安部隊、炮兵團等部。中共中央政治局賦予陝甘寧晉綏聯防軍三項職權：“一、統一晉西北和陝甘寧兩區域的軍事指揮與軍事建設。二、統一兩個區域的財政經濟建設。三、統一兩個區域的黨政軍民關系。”

同時，為進一步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1942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晉綏分局，統一領導晉西南工委、綏察工委和新成立的晉西北區黨委。晉綏分局於當年8月正式成立，書記由關向應擔任，林楓為副書記，在關向應養病期間主持工作。

在日軍大規模“掃蕩”下，盡管有田家會這樣漂亮的局部殲滅戰，但仍難以扭轉大局。7月間，日軍對大青山地區進行大規模“掃蕩”，一二〇師騎兵支隊主力被迫轉移到山西右玉，隻留下少量部隊在大青山堅持。8月6日，日軍華北方面軍發布《第五次強化治安運動實施要綱》，提出在“打擊共產軍”的同時，在物資上也要實施徹底的封鎖。10月8日，日軍開始了第五輪“治安強化運動”。10月13日，日軍獨立混成第三、第十六旅團萬余人對晉西北開始“掃蕩”。

一輪接一輪的“治安強化運動”，給各敵后根據地造成了極大困難。由晉綏邊區行署作的《晉綏邊區七年來的財政情況》（1948）報告顯示：“到一九四二年，我們地區原來七個完整縣縮到四個完整縣，人口隻剩七十余萬。” 此時的晉西北根據地人口減少約三分之一，面積縮小四成，情況最嚴重的第八軍分區，面積縮小90％以上。

9月15日，林楓被任命為一二〇師暨晉西北軍區副政治委員。10月，晉西北軍區改稱晉綏軍區，仍由一二〇師兼。10月31日，毛澤東致電林楓：

晉西北隻有人口七十萬至一百萬，望檢查如此迅速縮小的原因，與周、甘商討積極開展游擊戰爭向敵人擠地盤的具體方案（即具體的積極的全面的反“蠶食”斗爭）。必須振奮軍心民心，向敵取積極政策，否則地區再縮小，前途甚壞。

11月26日，一二〇師獨立第一旅西渡黃河到綏德，接替三五九旅防務，並兼綏德警備司令部。當天，日軍獨立混成第十六旅團第八十五大隊再次偷襲興縣。

1942年12月31日，毛澤東向共產國際匯報說：

日軍在華作戰的31個師中，我軍部隊抵抗15個師，而國民黨軍隊抵抗16個師。本年內在華北、華中敵后游擊區，我軍在同日軍作戰中受到很大損失。在一些平原地區，我軍部隊已無法存在，而我們的山地區域大大縮小了……可以預計，明年山區裡的狀況將會非常艱難，因為日本人不是把大部力量集中在平原，而是在山區。部隊的糧食和人員補充，對於我們來說是特別大的難題。我們將頑強地堅持留在敵后，這樣做，毫無疑問，我們的力量不可避免要受到較大的削弱。

鏖戰：收復被日軍“蠶食”的地盤

實際上，通過各根據地軍民的頑強抗爭和積極作戰，1943年的局面並沒有進一步惡化，反而觸底反彈進入上升趨勢，逐步恢復並擴大了前兩年被日軍“蠶食”失去的地盤。

1942年，在一份日軍的《華北方面軍綜合戰果》中寫道：

敵大半為中共軍，與蔣軍相反，在本年交戰一萬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戰佔七成五。在交戰的二百萬敵軍中，半數以上也都是中共軍。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九萬九千具敵遺尸中，中共軍也佔半數。但與此相比較，在我所收容的七萬四千俘虜中，中共軍所佔的比率則隻佔一成五。這一方面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軍交戰意識的昂揚……因此，華北皇軍今后的任務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隻有對於為華北致命傷的中共軍的絕滅作戰，才是華北皇軍今后的重要使命。

自毛澤東提出“向敵人擠地盤”后，晉綏分局很快發出《關於加強對敵斗爭的指示》（1942年11月），一二〇師暨晉綏軍區隨即組織大量武裝工作隊（武工隊），迅速展開對敵斗爭，“擠”敵作戰。據統計，在八路軍全面抗戰的第六個年度，即1942年7月至1943年6月，一二〇師兼晉綏軍區部隊作戰1755次，日均作戰近5次。據《一二〇師抗戰第六周年戰術經驗總結》記載：

自一九四三年一月至六月加強對敵斗爭以來，共進行大小戰斗七百一十一次，主動戰斗佔全部戰斗的百分之七十六點五，被動戰斗隻佔百分之十二點二八，而伏擊、襲擊戰又佔主動戰斗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一點二五。敵我傷亡的對比是一千三百四十比八百二十五人，即敵人傷亡一點八四人，我傷亡一人。

據《一二〇師暨晉綏軍區抗日戰爭史》記載：

一九四三年上半年，我二、三、六、八分區軍民已基本上把敵人擠到據點和交通線附近，汾（陽）離（石）、離（石）嵐（縣）、忻（縣）靜（樂）等公路，已經處於我嚴重威脅之下。全區在八百二十七個自然村摧毀了“維持會”，在五百三十五個自然村建立或恢復了抗日民主政權。

1943年7月后，整個晉西北的形勢已由敵進我退的被動局面，轉變為敵退我進的主動局面。到年底，根據地人口恢復到100萬人。

9月下旬，日軍對晉西北“掃蕩”。后據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著的《華北治安戰》記載：

第一軍對盤踞在興縣、嵐縣、臨縣附近的共軍，以獨立混成第三旅團的主力從寧武、崞縣地區，以第六十九師團的一部從汾陽、離石道方面，進行了夾擊作戰的部署。該兩部隊於9月26日開始攻擊，至11月上旬，“掃蕩”了興縣附近及黃河沿岸的晉西北根據地一帶。

其間，晉綏軍區部隊在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周士第指揮下，決心消滅孤軍進犯興縣的日軍第六十九師團第九旅團第八十五大隊。10月4日，日軍在興縣以西的小善畔村被八路軍包圍，雙方開始激戰。6日，日軍向東南突圍，次日逃至興縣以南20公裡的甄家庄時，再次被晉綏軍區部隊包圍，戰至11日拂曉，敵大部被殲，零星殘敵乘夜逃向附近山林，戰斗勝利結束。殲滅日軍700余人、偽軍100余人，繳獲重機槍2挺、輕機槍15挺、長短槍200余支、子彈3萬多發及其他軍用物資。我軍傷亡216人，內有連級干部5人。

1943年，在陝甘寧晉綏聯防軍領導下，兩個邊區的財政經濟均有了很大起色。后來，陝甘寧邊區財政廳廳長南漢宸專門談道：

一九四三年的財政方針是統一領導，分區統籌……特別主要的是這一年晉綏給以很大的幫助，送來大量特產，並由陝甘寧代銷晉綏特產抽百分之二十的貿易稅，作為財政收入，其余作為財政家務之積累，這樣建立了雄厚的家務，使黨政軍人員生活，進入相對的豐衣足食程度。（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

1943年11月，晉西北和塞北（由綏遠、雁門兩區合並而成）兩個行政公署合並，改稱晉綏邊區行政公署。自此，晉西北根據地與大青山根據地合稱為晉綏邊區。

敵后抗戰，一個重要課題是如何解決戰斗與生產之間的矛盾，在不影響作戰的前提下發展生產。這方面，晉綏邊區摸索出一套成功經驗。1944年3月2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敵后軍民的道路——戰斗與生產結合起來》的社論，重點介紹了晉西北民兵英雄張初元，贊揚“他在民兵的組織上來了一個革命”，是“勞力與武力結合的范例”。張初元的典型事跡被宣傳之后，很快成為各根據地學習的榜樣。1944年10月，新華書店晉西北分店發行《晉綏大眾報》記者馬烽寫的通俗小說《張初元的故事》，開篇即寫道：“勞動英雄張初元，又拿镢頭又拿槍。保衛建設根據地，幫助窮人把身翻。”

1944年，晉綏軍民繼續開展“擠敵”作戰，擴大解放區。第六軍分區〔下轄寧武、靜（樂）寧（武）、忻縣（西）、崞縣（西）四縣〕忻縣蒲閣寨駐有日軍據點，周邊十幾裡的群眾堅壁清野，斷了據點的生活來源，半年后日軍被迫撤走。6月，晉綏邊區行署、晉綏軍區司令部聯合發出通令，嘉獎圍困蒲閣寨敵據點獲勝的有功人員，六分區武工第四大隊副政治委員劉篤慶被授予“特等戰斗英雄”。后來，周士第寫過一篇《把敵人擠出去》的文章，專門談到蒲閣寨。

這年8月底，英國路透社記者武道、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愛潑斯坦和倫敦《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專程趕到晉綏邊區採訪。在八分區，他們目睹了八路軍火燒汾陽機場、襲擊機場附近的電力公司、襲擊汾陽城東門外的火柴廠和公共汽車站。福爾曼后來在《北行漫記》中寫道：

戰士們從城裡回來。一長隊的人在曲折的山徑上蜿蜒而行。多偉大的場面啊！他們身上挂滿了各種各樣的戰利品——來復槍，機關槍，劍，鋼盔，電話，戰旗，毛毯，大衣，一包包的鹽，一袋袋的米，一匣匣的香煙和火柴，甚至還有幾輛腳踏車。有幾個兵還帶了幾瓶蘇打水和日本酒。一個人戴了一副死了的日本兵的眼鏡。他們似乎完成了遠比命令多得多的工作。

八分區軍民的出色戰斗，傳到了延安。9月30日，毛澤東致電林楓、呂正操說：“請你們考慮，在其他分區也令他們開展八分區那樣的戰斗，打出威風來，擴大自己，擠小敵人。”

勝利：邁向新的發展階段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在延安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林楓在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

4月25日，朱德在會上作了《論解放區戰場》的報告，報告給出的統計數據是，“遍於華北、華中、華南十九省地區的解放區，解放人口共計九千五百五十萬”，各解放區抗擊的日軍，佔當時侵華日軍（東北除外）總數的56％，抗擊的偽軍佔95％。無可爭辯的事實表明，中共實至名歸成為中國抗戰的中流砥柱。

6月25日，《晉綏大眾報》開始連載馬烽、西戎創作的《呂梁英雄傳》。其以真實人物為原型，以晉綏邊區一個村庄為背景，講述了抗戰時期晉綏軍民艱苦斗爭、英勇殺敵的故事。首開解放區長篇小說的先河，被《新華日報》《大公報》等轉載。小說后來經作者修改，由新華書店（1949年5月）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4月）先后出版，是20世紀50年代人們耳熟能詳的一部重要抗戰作品。1951年被翻譯成俄文，在蘇聯出版發行。

1945年7月，中共中央決定八路軍開赴晉西南，打擊日軍，收復國土。7月10日，賀龍命令一二〇師第三五八旅從陝甘寧邊區趕回呂梁。5天后，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作出決定：一、以林楓等16人為中共晉綏分局委員，林楓、張邦英、張稼夫、呂正操、趙林、武新宇為常委，林楓為書記。二、成立呂梁軍區，以張宗遜為呂梁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羅貴波兼政治部主任，解學恭為參謀長。（張宗遜時任一二〇師第三五八旅旅長，呂梁軍區由三五八旅兼）

7月26日，中、英、美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8月9日，蘇聯紅軍出兵東北。8月10日，延安發布進軍令，要求各解放區立即開始大反攻，“各解放區所有抗日武裝部隊，如遇敵偽武裝部隊拒絕投降繳械，即應予以堅決消滅”。11日，延安又連發6道命令，下令“原東北軍呂正操所部，由山西綏遠現地，向察哈爾、熱河進發”“賀龍所部由綏遠現地向北行動”，以“配合蒙古人民共和國軍隊進入內蒙及綏察熱等地作戰”“所有山西解放軍統歸賀龍指揮，統一行動”，以“肅清同蒲路沿線及汾河流域之敵偽軍”。

8月21日，中央軍委決定由晉綏軍區主力4個旅（第三五八旅，獨立第一、二、三旅）組成晉綏野戰軍，由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賀龍兼任野戰軍司令員，關向應兼任政治委員（因病未到任），李井泉兼任副政治委員（代政治委員）。8月31日，賀龍致電中央軍委，決定率5個主力團北上綏遠，南線由呂梁軍區司令員張宗遜指揮三五八旅控制晉中平川。

自對日軍大反攻以來，至9月初，中共軍隊擴大到127萬人，解放區人口達到1.26億人，收復縣城285座（人口與縣城不包括東北，反攻前縣城89座在內）。晉綏邊區也相繼收復綏遠、晉南的多座城市，“所屬縣政府由二十八個發展到五十個，人口由一百零九萬八千五百七十五人增加到三百零七萬八千八百五十二人，面積由十五萬平方裡，擴展為四十九萬多平方裡”。（晉綏邊區行署《晉綏邊區七年來的財政情況》，1948年3月。“平方裡”指平方華裡）

由於人口稀少、負擔能力低，全面抗戰時期，堅守晉綏的八路軍第一二〇師發展不大。1937年8月紅軍整編時，一二〇師為1.4萬人，其中8218人東渡黃河開赴前線（其余部隊留在陝甘寧，被劃入八路軍留守兵團），到1940年部隊發展到55890人。后來歷經數次精簡，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時，部隊總數僅為4.5萬余人，比紅軍整編時擴大3倍多。同期，八路軍從4.6萬人發展到102.9萬人，擴大22倍多。

從部隊數量上看，1940年后，一二〇師幾乎沒有擴展，但作戰次數與殲敵人數均超過兩位數，累計作戰次數佔八路軍作戰總數的10.1％，累計斃傷敵軍佔八路軍斃傷總數的14.1％。

抗戰期間，一二〇師暨晉綏軍區部隊平均每千人作戰224次，高於八路軍平均數值1倍多﹔平均每千人斃傷敵軍2231人，高於八路軍平均數值2倍多﹔每斃傷敵軍千人時自身傷亡461人，比八路軍平均值低5％。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為盡快接收抗戰勝利成果，當天中央書記處決定，由中央組織部在一個星期內組織一個干部團（其中有連級干部到旅級軍政干部），准備交由呂正操、林楓帶去東北。

9月中旬，延安干部團和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教導第一旅一部到達興縣，與晉綏軍區抽調的第三十二團及能組建10個團的連以上干部400余人，共同組成干部團。9月18日，林楓在晉綏邊區紀念九一八事變14周年大會上講話，對晉綏邊區干部作了臨別贈言：

晉綏邊區的工作近幾年抓到發動群眾一條，但不夠。群眾在有的地區尚未發動起來，特別是新區域，有的地方發動了群眾，但不夠深入。這幾年主要工作是減租，老地區做好了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還沒做好……基本上各種工作的提高，靠群眾覺悟的提高，同時，希望同志們思想上要提高……晉綏的工作很多，我認為就這兩件要緊：發動群眾、提高思想。如果這兩件工作做好了，其他工作就有基礎﹔如果這兩件工作做不好，其他工作做了也是形式。

他在講話結束時說：“我在這裡工作了幾年，有些問題處理得不妥當。最后一句話，向大家道歉！”聽到他這樣謙虛克己的話，全場立刻響起經久不息的掌聲。

9月22日，林楓率干部團從興縣出發，開赴東北。中共中央調時任抗大總校政委的李井泉擔任晉綏分局代理書記兼晉綏軍區代理政治委員，中央黨校四部主任張邦英調任晉綏分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張稼夫繼續擔任分局副書記兼宣傳部部長。

自此，晉綏邊區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 

原載：《黨史文匯》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