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軍政干部訓練所創辦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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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變揭開了全民族抗戰的序幕，此后不到半年，在山西晉城就出現了一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式干部教育學校——華北軍政干部訓練所（簡稱華干）。它是晉冀魯豫根據地史冊裡記述的“邊區第一所以吸收知識分子為對象的干部學校”，也被譽為“我黨在晉冀魯豫地區開辦的第一所抗大式干部學校”。這所學校在晉東南開辦，適應了山西抗戰形勢的需要，為敵后戰場輸送了一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

今天，當年這座干部學校的校名和辦學情況已鮮為人知。從史料之中追溯該校的歷史背景和發展脈絡，有助於重現山西抗戰教育工作濃墨重彩的一頁，也將有助於傳承山西干部教育事業的紅色基因。

從河南新鄉遷至山西晉城

華北軍政干部訓練所的前身，是時任中共中央北方局軍事委員會書記朱瑞在河南新鄉設立的豫北師管區軍政干部訓練班。

七七事變后，在第二次國共合作局面已經形成的大背景下，鑒於部隊紀律渙散、戰斗力低下的狀況，國民黨軍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政訓處處長李世璋托人向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達山西太原的周恩來請求，速派得力干部協助一戰區的政治工作。1937年9月初，朱瑞受周恩來派遣，從太原趕赴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地河北邢台，參與一戰區政訓處工作。戰區司令長官程潛任命朱瑞為上校主任秘書。后因戰局不利，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從河北邢台撤至河南新鄉。朱瑞與程潛協商后，在新鄉設立了八路軍駐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聯絡處，借住在新鄉火車站附近的交通旅社辦公。朱瑞擔任聯絡處主任，以公開身份開展統戰工作。對於自己在全國抗戰初期到豫北的經歷，朱瑞后來回憶道：

在這時期中，離開北方局到豫北一帶工作(約半年)時，是我工作最有成績時期之一。這時，我隻以一個人，改名換姓去做一件代表黨的光榮的半合法的生疏的然而是戰斗性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自己常得利用每一時間去工作，向每一接觸的人去宣傳，向每一個可鑽的空隙去尋找活動機會，針對國民黨每一壓迫與限制去考慮對策，利用一切可能去吸收、教育、團結與改造青年，培養干部，用一切方法尋找地方黨，指導其工作，創造敵后斗爭及武裝……

在這一工作中爭取、改造、培養了數目甚大的青年干部。尤其擴大我黨信仰，爭取許多國民黨影響下青年（入“民先”、入黨）到我們方面來，這對太行區及周圍地區工作的開展，有著重大意義……有了這一時期工作的考驗，我才在實際工作上開始向全面領導才能去發展。在精神上亦是我最愉快、最戰斗、最緊張積極的工作時期。

在新鄉工作期間，朱瑞和當地駐軍豫北師管區司令張軫合作開設了帶有統戰性質的訓練班。張軫在北伐戰爭時曾和共產黨有深入合作。1925年北伐軍從廣東出師北伐以前，張軫擔任黃埔軍校第四期戰術總教官。同年冬，張軫改任北伐軍第六軍第十九師第五十六團團長。在當時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大背景下，第六軍各級政工人員普遍都由共產黨員擔任，第十九師更是“政工人員及團長以下軍官多為共產黨員”。

北伐戰爭中，張軫親眼看到共產黨員對軍隊的政治工作為奪取勝利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后來回憶道：“共產黨員林祖涵（林伯渠）是第六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起了相當大的作用……軍隊政治工作做得好，官兵的政治覺悟亦同時提高。每個官兵佩戴的胸章后面，都印有‘不怕死、不要錢、愛國家、愛百姓’四句話。”為此，他表示對共產黨人“有好感”。

1937年9月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撤退到新鄉時，張軫作為師管區司令正在征集新兵。豫北師管區專門成立補充營，用以儲備應征的新兵。為了給補充營及時提供軍官和軍士，張軫在新鄉設立了軍官軍士訓練班。在全國抗戰開始后國共再次合作的背景下，張軫聽聞朱瑞是八路軍的著名將領，立即邀請其擔任教官。朱瑞覺得這是一個宣傳抗日、發動群眾、培養抗日骨干的有利陣地，於是答應了張軫的邀請。幾年以后他回憶，“自行轉至豫北師管區，任其干部隊及學生游擊戰之教官，並做了些宣傳聯系的社會活動﹔提高了黨及八路軍的威信”。

新鄉作為當時的交通樞紐，雲集了大批奔赴抗日的愛國青年學生。為了借助豫北師管區軍官訓練班的名義而公開培養我黨急需的抗日骨干，朱瑞與張軫協商又在培訓班裡組建起學生隊，以對青年學生進行訓練。朱瑞按照統一戰線的原則與張軫達成協議：原軍官訓練班改名為軍官隊，與學生隊統稱為豫北師管區軍政干部訓練班。軍政訓練都歸八路軍駐第一戰區聯絡處負責，物資供應由師管區負責。此時，轉移至新鄉的李世璋也出面請張軫協助朱瑞辦好游擊干部訓練班，並請他借給長短槍200支，以供學生練習實彈射擊。

在多方配合下，朱瑞掌握了訓練班的教學工作。課堂上，他極力向學員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闡述毛澤東關於游擊戰的戰略思想。聽了朱瑞的講授后，學員們政治覺悟迅速提高，積極擁護共產黨的抗日主張。

訓練班學習期間，國民黨頑固派也掀起過幾次反共逆流。為了在新鄉監視和控制張軫而排斥共產黨人，蔣介石派出以前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洛陽分校擔任中校教官的詹行旭前往新鄉，擔任豫北師管區參謀長。詹行旭是復興社的特務，上任后千方百計地限制朱瑞在學生隊的抗日言行。他不僅對朱瑞進行監視，又將十幾個參加過復興社、政治上較為反動的學生，安插進訓練班學生隊。這些學生在訓練班裡散布排共反共言論，制造謠言，擾亂正常上課秩序。

面對詹行旭等反動勢力在新鄉城內的不斷干擾，朱瑞和張軫商定把訓練班遷入河南省立百泉鄉村師范學校的校園裡繼續辦學，以此擺脫詹行旭的控制，同時避免侵華日軍航空兵對新鄉城的空襲。

1937年11月，訓練班第一期學員在百泉結業，軍官隊的學員被分配到駐軍擔任初級軍官，進步學生學員則被分為政工隊和民運隊，政工隊到軍隊從事政治工作，民運隊到地方上參與宣傳和發動民眾的工作。

1937年12月，在日軍的進逼下，新鄉的國民黨軍開始向黃河南岸撤退。當時，程潛和張軫都勸朱瑞和他們一起過黃河。朱瑞以處理訓練班善后事宜為名，仍留在百泉工作。隨后，考慮到張軫等部撤退后，訓練班必須在抗戰前線重選合適地方繼續開辦，朱瑞遂暫時離開百泉到周邊地區為辦學選址而奔走。

不久，留校學員接到朱瑞的通知，按要求立即動身前往山西晉城，在那裡繼續訓練班學業。

在晉城正式開辦華干

朱瑞為何選擇把訓練班從河南輝縣百泉村遷入山西晉城呢？

首先，曾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的賴若愚於1937年12月以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參謀的公開身份赴晉城，擔任中心縣委書記。他深入發動群眾，發展黨的組織，培養黨的干部，建立人民抗日武裝，加強統一戰線工作。其次，晉城當地國民黨駐軍團長閻揆要是中共地下黨員。考慮到有上述兩個方面有利條件，朱瑞決定把訓練班遷入晉城縣城。此外，從實際交通情況看，晉城當時有連接山西、河南兩省的交通要道——晉（城）博（愛）公路。訓練班同學從河南博愛縣乘車即可前往晉城，可以避免徒步穿越太行山脈，從而實現快速轉移。

據訓練班學員趙洛方回憶，1937年12月15日，學員們到達晉城，隨后和朱瑞會合。在12月中旬太原淪陷、山西危急之際，一個全新的、黨領導下的干部教育學校在山西境內開辦起來了。

為適應統戰環境、便於開展工作，學校仍然使用統一戰線性質的名稱。朱瑞重新通過八路軍和國民黨河北民軍的統戰關系，為這一學校定下完整的名稱——河北民軍華北軍政干部訓練所。

河北民軍是華北地區的國民黨地方武裝，前身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保定行營民眾訓練處。民眾訓練處下設干部養成所，負責招兵買馬、擴充部隊。1937年9月24日，保定淪陷。民眾訓練處和其下轄的干部養成所輾轉撤退到山西陵川縣和河南林縣，在晉豫交界地區活動，不久正式改番號為河北民軍。河北民軍初建時，主力部隊活動區域恰好和軍政干部訓練班遷移的地區接近。並且，朱瑞之前和河北民軍有過統戰合作，曾安排地下黨建立了冀魯豫邊區首個抗日武裝部隊——河北民軍第二路第四支隊。在訓練班學生趕到山西晉城后，在黨組織還不能完全公開的情況下，朱瑞再次通過上層統一戰線，在國民黨統治區為辦學爭取到了合法地位。校名裡的“訓練所”一詞，其實正是源於原保定行營民眾訓練處下轄的干部養成所的番號。

華北軍政干部訓練所實際上只是借河北民軍的名義辦學，從在山西成立時就完全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運轉的。訓練所的整個教學工作和黨的工作重擔都落在朱瑞的肩上，招生、選配教師、制定教學方針、組織教學、籌措資金等工作，他事必躬親。

隨著河北省大名縣等地淪陷，河北省立第七師范校長王振華、教務主任晁哲甫，河北省立第十一中學校長孟夫唐率領愛國師生撤退到山西境內。在朱瑞的指導和幫助下，王振華、晁哲甫和孟夫唐等教育家也參與到訓練所的辦學中。這兩所學校撤退時帶走的款項也統一交給黨組織，作為開辦訓練所的經費。

朱瑞對重新辦學一事回憶道：“得同情者之資助，得繼續以師管區之學生隊為基礎，自行創辦學校（華干），先后辦了5期，訓練青年干部約2000人。這些青年現均成為太行及平原的中堅干部。”在這樣一個篳路藍縷的辦學背景下，依靠朱瑞的努力及王振華、晁哲甫和孟夫唐等教育家的支持，一大批愛國青年知識分子終於在晉城落腳，以華干學員的身份繼續接受朱瑞的教誨，從而成長為敵后游擊戰的中堅干部。

華北軍政干部訓練所校址位於晉城縣城的私立崇實中學，辦學條件十分優越。學校建有校舍300余間，高15米、寬13米、深8米的券柱式結構校門是當時晉城標志性建筑之一。寬敞整潔的校園裡，不僅有許多高大明亮的教室，還有一棟裝飾有高聳尖塔和尖拱券的大禮堂。部分辦公室、寢室和自修教室建筑也裝飾有拱形廊柱，讓校園建筑整體風格頗為氣派。校園裡露天的地方大多用磚鋪成平整的地面，下雨天走在校園裡也不用擔心踏到泥濘和污水潭裡。

從河南遷來山西的學生十分珍惜朱瑞為大家爭取到的校園環境，立即投入到緊張的學習之中。更多山西境內的愛國青年，也踴躍報名參加了華北軍政干部訓練所。

據學員張立雲回憶，早在給這批青年知識分子授課之初，朱瑞就比照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教學模式，設置了訓練所的課程及其實施辦法。政治課有政治常識、統一戰線、中國革命運動史、國內外時事等﹔軍事課除制式訓練外，還有一門游擊戰術，由朱瑞親自講授。課程的實施方法，主要是作大報告、分組討論、課堂總結等。為開展課外活動，學校建立了統一戰線室（軍人俱樂部），組織了統戰室委員會，下分學習組、牆報組、文娛組等。由這個委員會負責組織課外學習、出牆報、開展文娛活動、開辯論會等。

朱瑞給學員們講授游擊戰的戰略戰術時，引用了紅軍的許多戰例。為了加深學員的印象，他給大家分析具體戰例時盡可能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進行深入淺出的講解。他不僅介紹各次戰斗的特點、戰術的運用、注意事項以及經驗教訓，還會引導大家了解如何適應戰斗的需要而開展戰前和戰場的政治工作。課堂上，朱瑞演講內容豐富，語言生動形象，聲調鏗鏘有力，能夠將當年紅軍指戰員那種英勇頑強的革命精神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以及生動活潑的政治工作活靈活現地再現出來，使學員們如同親身經歷了當年的戰斗場面。曾在華干擔任教員的著名作家李爾重，生動地回憶了朱瑞和學員在一起的情景：

他對青年有著一種超常的熱力，引你向黨靠攏……當他一到大家面前，男的女的，都圍過去，一邊喊著朱先生，一邊把他們吃著的花生、核桃、糖也遞過去了：“朱先生，你來啦!你吃不？”實際上這些天真的青年們，誰也未把他當成那種“敬而遠之”的先生，而是當成親切的同志了……

青年們活潑，他就給你活潑……可是他在工作上又十分嚴肅，他知道這伙青年重要，也知道他們的弱點，因此，凡事細心教導。為著大家爭嘴鑽牛犄角，他個別談，開會又批評又勸解，使大家打掉了錯誤的無原則糾紛的思想。

華干裡有許多理論功底出眾的教員。例如，時任八路軍駐第一戰區聯絡處秘書的劉子超，在負責華干行政事務的同時，講授多門課程。到華北參加八路軍前，劉子超已是黨領導下的上海社聯青年理論家和鼓動家。朱瑞給予劉子超以高度評價，稱他為“我們黨很有才華的一位理論家”。作為朱瑞的助手，劉子超講授的課程也被評價為“非常有說服力”。

當時的校園生活豐富多彩。同學們課余進行分組討論時，王振華、晁哲甫和孟夫唐等教育家會在討論會上對同學們進行輔導。校園裡的民先組織也健全，定期召開生活會，大家分別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同時，大家也積極參加出牆報和歌詠隊等課外活動。同學們還成立話劇組，走上晉城街頭演出根據《放下你的鞭子》改編的《逃難者》。圍觀的民眾看到劇中逃難父女的悲慘遭遇，啜泣聲不斷。演出結束時，觀眾和演員一起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

華干當時的學員裡還有來自日本的反戰人士、后來成為革命隊伍裡第一位日語播音員的原清志（中文名程清子）。原清志到晉城后，一邊學習中文，一邊教華干學員日語。當時，大部分同學參加革命前僅學過英語，他們通過華干的學習，第一次對日語有了一些了解。

培育出一批敵后抗日骨干

就在群山環抱的晉城縣城裡，華干送別了全國抗戰的第一年，共同迎來1938年。

各位學員在華干接受培訓時，並不是僅僅學習理論。曾任左翼作家聯盟候補委員、中共北平大學法學院支部書記、北方文化總同盟黨團書記的陳沂，當時也受朱瑞邀請前往晉城，到華干擔任教員。陳沂后來回憶華干有4門固定功課：“一門叫政治常識，一門叫群眾工作，一門叫統一戰線，一門叫游擊戰爭。”其中，朱瑞講游擊戰爭和統一戰線兩門課程，劉子超講授政治常識課，陳沂講授群眾工作課。

同學們常常在群眾工作課老師兼學校群眾工作指導委員會主任陳沂的帶領下，通過實踐鞏固學習內容。他們走出課堂，走出晉城縣城，到學校駐地周邊山區開展群眾工作實踐。這樣的培訓模式迅速提升了每一位學員和群眾打成一片、在群眾中開展工作的能力。並且，華干還舉行野外軍事演習，讓學員們在接受短期培訓后很快可以勝任敵后抗日斗爭工作。

1938年2月，侵華日軍迫近晉城。為喚起民眾抵御侵略，華干學員立即畢業，分別到晉南、豫北各縣開展抗日活動。華干在晉城持續開辦50多天，畢業學員約有270名。這批德才兼備的棟梁之才隨即走上敵后工作的一線。

根據統一戰線的要求，華干少數學員被安排到國民黨部隊從事統戰和政治工作，大部分學員成為敵后游擊隊的骨干。

朱瑞帶領十余名干部，從華干挑選出20余名學生，向西前往陽城縣。他們和地方黨組織創立的群眾抗日武裝結合，成立晉豫邊游擊隊。隨后，劉子超和陳沂帶領華干的另一部分學生離開晉城向東進發，前往陵川縣，成立太行南區游擊司令部。劉子超擔任司令員，陳沂擔任政治部民運科科長，司令部很快發展到5個支隊。華干畢業學員分赴上述兩地后，作為部隊的年輕干部為開辟晉豫邊和太南敵后抗日根據地作出卓越貢獻，有力地推動了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發展。

晉豫邊游擊隊后來被編入八路軍一二九師新編第一旅，太行南區游擊司令部下轄主力部隊被編入八路軍一二九師獨立游擊支隊。以華干學員為骨干的兩支敵后游擊部隊逐步融入主力部隊。

華干還有部分教師和學員奔赴華北其他地方，成為開辟當地敵后斗爭新局面的骨干。例如，參加華干辦學的晁哲甫被派回河北省直南地區開展抗日救亡工作，被中共直南特委任命為中共邊東（清豐、南樂縣東部）縣委書記，大力恢復發展黨的組織，組織動員群眾建立抗日武裝﹔學員劉耕夫被分配到河南省北部的淇、浚、滑三縣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武裝﹔華干畢業學員裡十余名男女青年知識分子，由中共太南特委派往當時還沒有建立起抗日救國群眾組織的河南林縣開展地方群眾工作，為建立黨組織打下堅實基礎……

華干的干部教育並沒有在1938年2月徹底結束。在以畢業學員為骨干的游擊部隊中，以華干名義開設的訓練班仍一度招生和教學。1938年5月，以原華干教職員和重新返校的部分學員為骨干，在山西沁縣大端村又組建起八路軍晉南軍政干部學校（簡稱晉南干校），朱瑞擔任校長。該校的游擊戰術課曾由八路軍總部總司令朱德、副參謀長左權親自講授。晉南干校在1938年秋季停辦時，部分教職員和學員並入抗大一分校，從此匯入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的辦學洪流之中。 

原載：《黨史文匯》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