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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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聞天（1900—1976）的一生，經歷過輝煌，也有過磨難。然而，他博學善思的學者風范、崇尚真理的政治品格、堅持原則的領導品質、謙遜低調的民主作風，都無處不彰顯著他獨特的人格魅力。2020年，適逢張聞天誕辰120周年之際，特撰此文，以表紀念。

學識素養

張聞天17歲時考入河海工程專門學校（今河海大學）。他在出色完成了國文、英文、繪圖、物理、化學等學業的同時，閱讀英文版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初步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洗禮。五四運動期間，張聞天在《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時事新報》《少年世界》《民國日報》等進步報刊上發表多篇文章。其中最有影響的《社會問題》一文中提出“勞農界人（就是工人和農民）”的革命，還引用了《共產黨宣言》第二章中的10條綱領。

理論的啟蒙，現實的召喚，一個理工類畢業的青年學生就這樣把自己的志趣從工程技術轉向了社會問題研究。一個19歲的青年在時代大潮中，筆鋒初露，顯現出不凡的文字功力和深遠的洞察力。

五四運動后，張聞天和好友沈澤民一起赴日本留學。當時，寫文章、譯書稿已經成為張聞天的生活常態，因為他生活和學習的經濟來源都來源於稿酬。在日本隻待了半年左右，他們又回到上海。他開始對文學表現出濃厚的興趣，1921年4月9日，他完成了第一篇翻譯介紹外國文學的文章《托爾斯泰的藝術觀》，發表在9月出版的《小說月報》上。

他還被朋友介紹去中華書局工作，擔任“新文化叢書”的編輯。這是一套以介紹歐美社會科學為主的叢書。由此，他接觸到歐美前沿的社會思潮，在反反復復的思考比較后，認定了中國“自然不能不走社會主義一條路了。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夠在實現社會主義的歷程中做一個小卒”。

從1921年到1924年初，張聞天在《小說月報》 《創造周刊》 《東方雜志》 《少年中國》《民國日報》等報刊上發表了多篇譯作和評論文章。不到3年時間，他公開發表的文章就有50多萬字，由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出版的專集或與他人的合集有9部。他在文學上的成就，引起新文學界的矚目。

張聞天的文學創作才華也遠播海外，美國舊金山的少年中國學會邀請他一道開展社會活動。當時，旅美的知識分子在舊金山成立美洲中國文化同盟，並與致公總堂簽約合辦《大同報》，張聞天被推舉為《大同報》編輯。1922年9月，他乘遠洋輪船來到美國舊金山，開始了勤工儉學的歷程。

滿以為留美生活很愜意，可現實卻大失所望，雖說有份工作，但月薪僅有40美元，且常常被拖欠。他不得不把大半時間用在翻譯、寫稿上，以稿酬貼補生活。短暫的美國生活，令他黯然神傷，“覺得中國是可懷的，猶之別了久親的朋友”。1924年1月，他又回到上海，再到中華書局擔任編輯。在完成本職工作之余，他創作了長篇小說《旅途》，在《小說月報》發表﹔創作了三幕話劇《青春的夢》，在《少年中國》發表。這兩部作品應該說是姊妹篇，開“戀愛與革命”文學創作之濫觴，給當時的讀者以新的閱讀體驗，實是耳目一新的作品。

在中華書局工作半年多以后，他又來到重慶，先后任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師范學校英文教員、川東師范學校國文教員。他儒雅的風度、淵博的學識，令許多學生為之傾倒。他的學生劉孟屏回憶說：“張老師給我們教的是白話文，通過學習我們很快就學會了作文，不用打草稿，一寫就是1000多字。所以，同學們都很喜歡上他的課……我們在圖書館看到過張老師的作品，對張老師很崇拜。下課后，同學們經常找張老師問功課、擺龍門陣……他還教我們寫小說和散文，組織我們出壁報。”

1925年6月，張聞天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0月，由中共上海地委派送到蘇聯莫斯科，進入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又稱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他在這批中國學生中是唯一留學日本和美國的人，因此擔任了學校的英文翻譯。因為有留學經歷，兼之在國內已是知名的新文學家，他很快便成為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突出人物。同學們都“蠻崇拜他的，他也沒有架子，平易近人”。

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后，由共產國際東方部和聯共中央選送，張聞天入紅色教授學院（蘇聯最高學府）深造，同時又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任教。在此前后，他已與吳亮平合譯了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校訂了李敬永翻譯的恩格斯《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他投入很大精力研究中國革命問題並發表多篇文章，得到學院導師的高度評價：“他對馬克思主義方法的掌握是令人滿意的，適合於做專業工作。”

崇尚真理

1931年1月，張聞天和楊尚昆結伴而行，由莫斯科回到上海，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9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博古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負責人，張聞天擔任政治局常委，負責宣傳工作。對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期間及進入中央蘇區后所犯的“左”傾錯誤，張聞天毫不推諉自己所應承擔的責任，並在后來一再檢討，並從中汲取教訓。

與博古不同，在一些具體的策略方面，張聞天有一些反“左”的主張。例如，1932年3月初，他就不主張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盲目舉行罷工，認為這是“空洞的叫喊”。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后，很多人以為敵人“不會再向蘇區與紅軍進攻”，他卻說這是“‘左’傾的空談”。

他與博古的公開分歧始於福建事變。當時，十九路軍有意與紅軍聯合反蔣抗日，而紅軍正遭遇嚴酷的第五次“圍剿”，如果能與十九路軍合作，那麼就“完全有可能粉碎第五次‘圍剿’，國內形勢將成為另外一個局面”。然而，博古拒絕張聞天的正確主張，放棄這一“進行上層統一戰線”的良機，仍然把十九路軍當作敵人去排斥，致使紅軍失去化險為夷的重要機會。

博古不懂軍事，所有的軍事決策都交予共產國際代表李德定奪。張聞天出於對革命負責的考慮，提醒博古說：“我們中國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點主意。”博古聽后卻置若罔聞，他們的分歧就這樣越來越公開化。李德知道后讓博古去找張聞天交談，並帶去他的意見：“這裡的事情還是依靠於莫斯科回來的同志。”言外之意是莫斯科回來的同志應該抱成團，張聞天對此嗤之以鼻，他隻尊重事實，服從真理。

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后，張聞天取代毛澤東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這樣安排，一方面使得張聞天被排擠出中央高層，另一方面使得毛澤東沒有了具體權力。對此，楊尚昆回憶說：“后來博古就想把聞天排擠出領導核心。聞天同志被派到政府工作，當人民委員會主席。這對聞天同志來說倒是件好事，因為這樣一來，他同毛主席接近起來了。毛主席對聞天施加影響，慢慢地看出張聞天是可能爭取的，到長征出發的時候，洛甫（張聞天）和毛主席還有王稼祥就走到一起了。到遵義會議時，張聞天同博古分開，可以說完全決裂了。”

長征途中，張聞天與毛澤東、王稼祥走在一起，三人一路行軍一路討論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他后來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毛澤東“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的‘中央隊’三人集團，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放下了物質基礎”。他們從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到猴場會議，根據實際的軍事形勢，與李德、博古的錯誤軍事指揮作斗爭，一次次地使紅軍絕處逢生、轉危為安。

在遵義會議上，針對博古關於第五次反“圍剿”作的總結報告，張聞天有理有據、系統全面地直指博古、李德的軍事錯誤，並一針見血地揭露了他們試圖推脫罪責的本質。因此，張聞天的報告被稱為博古報告的反報告。正是這篇反報告起了重大作用，從而撥正了中國革命的航向，將毛澤東補選為政治局常委，並恢復其軍事指揮權，真可謂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耿飚在一篇文章中回憶說：“我個人覺得對聞天同志的評價還應該更高一點。毛澤東同志就曾經說過：‘如果沒有張聞天、王稼祥兩位同志，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聞天同志那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相當於現在的政治局常委。他在當時中央的這個職務，是長征路上最先起來反對錯誤軍事路線的三個人（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中最高的。所以認真想起來，如果沒有張聞天首先在中央提出這個問題來，遵義會議就不可能開。事實上，如果他不提出來，也沒有別人敢提呀。”

1935年2月，紅軍中央縱隊行進到雲南省威信縣水田寨，張聞天在這裡被推舉為中共中央政治局總負責人。2月8日，中央縱隊到達扎西，他在這裡起草了《遵義會議決議》，這份文獻是在他的遵義會議“反報告”的基礎上，依據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等的發言而起草出來的。決議系統地論述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紅軍集體創造的、符合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戰略戰術。

張聞天在談到遵義會議的功績時說過：“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這個會議的功績，當然屬於毛澤東同志，我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他尊重毛澤東，凡事與毛澤東商量的做法，引起黨內一些同志的異議。他聽后置之一笑，坦然地說：“真理在誰手裡，就跟誰走。”

堅持原則

張聞天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總負責人后不久，紅軍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張國燾仗著紅四方面軍在裝備和人數上的優勢，反對中央的北上方針，執意南下，甚至另立中央。紅軍面臨分裂的危險。

張聞天是最早系統闡述中共中央的北上戰略、批評張國燾右傾逃跑主義的人。在兩河口會議和沙窩會議期間，張聞天既堅持原則，同張國燾的分裂主義作斗爭，又顧全大局，為維護黨的統一戰線貢獻了力量。面對張國燾的分裂陰謀，張聞天和毛澤東等斷然決定立即北上，並發布《共產黨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在北上途中，張聞天同毛澤東、周恩來等連連致電張國燾，希望他從錯誤中自拔，和中央一道北上。

恰在此時，林育英受共產國際的派遣歷盡艱辛到達陝北。張聞天、毛澤東和林育英商量，讓他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幫助和教育張國燾。

此后，張聞天領導中共中央又同公開打出分裂旗號、另立中央的張國燾進行了堅決而又富有策略的斗爭，終於迫使張國燾取消另立的“中央”，於1936年10月實現了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

1936年12月13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次日，張聞天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應對和處理西安事變的方針。他發表了自己的意見，認為西安事變的意義在於“向著全國性的抗日方向發展”，當務之急要“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並預見到黨的工作會有轉變，那就是“要轉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

張聞天等根據形勢的變化，及時地形成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完善方案。12月19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指出事變發生6天以來，“現象和本質顯得更充分”了，所以，我們的方針也應該有所調整，要比以前“更進步”。我們的方針是“堅持全國性的抗日，堅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針”。表示“不站在反蔣的立場”，我們應以抗日為中心，對於蔣介石的處置方針應該是“和平調解”。

會后，他又致電正在西安的周恩來，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提出中共中央的策略：“扶助左派，爭取中派，打倒右派，變內戰為抗戰。”並進而確定在和平解決事變的六項條件下，“恢復蔣介石之自由”。不僅如此，張聞天還親自到西安，與周恩來、博古，與彭德懷、任弼時、王稼祥、楊尚昆等共商對策，同時與在后方的毛澤東、朱德等通過電報往來商量，最終決定改變打起來也不參加的方針為“（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三位一體，進則同進，退則同退”爭取最后和平的方針。中共中央的決策使東北軍、西北軍深為感動。三方最高軍事會議終於作出了堅決促進和談成功的決定。西安事變在波譎雲詭的背景下得以和平解決，一場禍及華夏大地的內戰得以避免。

從1937年2月至7月底，國共兩黨就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進行了長達半年的談判。面對紅軍堅決的態度，8月中旬，蔣介石不得不表示，“紅軍迅速改編，出動抗日”。張聞天立即召開書記處會議，決定紅軍主力在三原迅速改編，編為3個師，設總指揮部，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

紅軍改編后，黨內存在著過於相信蔣介石、急於出動的情緒。張聞天看到這一危險苗頭，及時在會議上提醒全黨：“統一戰線愈發展，右傾危險愈要增長，這是因為統一戰線本身就包含右傾危險。有些同志常常隻看到統一的方面，沒有看到不統一的方面﹔隻看到相同的方面，看不到區別的方面﹔隻強調一方面，而忽視另一方面。”又說：“右傾危險的另一個原因就是我們與之建立統一戰線的國民黨是一個全國的黨，錢、人、地位都有，它還具有相當的危險。這樣，我們隊伍中一些不健全分子就可能受其影響。”

改編后的紅軍要不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權、要不要堅持獨立自主，是十分嚴肅的原則問題。1937年7月，中共閩粵邊特委代理書記、中國工農紅軍閩南獨立第三團團長兼政委何鳴，由於對國民黨借談判消滅閩粵邊區紅軍的陰謀毫無察覺，致使所率獨立第三團被包圍繳械。9月，湘鄂贛邊區又出現在武漢談判時喪失獨立性的錯誤。鑒於此，張聞天、毛澤東致電博古、葉劍英、周恩來，提出：“通知談判代表停止談判，即速回去，由傅秋濤另派代表，否定原定條件，重定辦法，堅持下列各點：（一）國民黨不得插進一人來。（二）一定的軍餉。（三）駐地依靠有險可守之地，嚴防暗襲及破壞，不要求駐大地方。”

就在中共中央糾正統一戰線中的右傾錯誤時，王明受共產國際派遣回到了延安。一到延安，他就要求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從1937年12月9日開到14日，史稱“十二月會議”。王明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兜售一系列錯誤主張，如“對國民黨不能用分成左、中、右的分法” “紅軍改編不僅名義改變，而且內容也改變了” “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的指揮”等。

王明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又在共產國際擔任相當高的職務，他回國的任務就是傳達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這種身份和背景，在黨內有一定迷惑作用，令許多人有種無所適從的感覺。在這些根本性的路線、方針問題上，張聞天進行了果斷抵制，一再強調在統一戰線中一定要保持黨的獨立性，八路軍、新四軍一定“要保存黨的領導” “我們對友黨在許多問題上是互相讓步，而不是讓步政策”。

謙遜低調

1937年7月14日，埃德加·斯諾的夫人尼姆·韋爾斯採訪了張聞天，她在《續西行漫記》中寫道：“在外貌上，洛甫是屬於一種最不平常的知識分子型。他的大腦頭上蓋滿了‘知識瘤’，他戴著厚厚的眼鏡，他那富於思想的表情是非常不規則的。他身高而瘦，給人一種工作過度的印象。現在，他是唯一在美國留過學的共產黨領袖，也是唯一出生在上海的共產黨領袖。”

正如韋爾斯所說，張聞天確實是個知識分子型的共產黨領袖，可他並沒因此而矜才使氣、自命不凡，而是虛懷若谷、和藹可親。同志們很少稱呼他的職務，都是親切地稱呼他“洛甫同志”。他從不孤行己見，凡事與同志們商量，決策由中央集體研究決定。

1939年初，他實際上已完成職責的過渡，中央的會議在形式上由他主持，而他實際負責的是宣傳部與干部教育部工作，他雖幾次提出不在黨內負總責，卻沒有被採納。1940年5月，他把黨內負總責的工作全部移交出來，隻負責宣傳教育部和馬列學院，后又負責《共產黨人》和《解放》兩份刊物。他很滿意這一分工，並在理論建設、干部教育、宣傳鼓動、文化工作等方面成績卓著，建樹良多。

抗戰勝利后，中共中央把戰略重心轉向東北，他是最早被派往東北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先后擔任中共合江省委書記、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兼組織部部長、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共遼東省委書記，為東北根據地的開辟和建設作出了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擔任駐聯合國的首席代表，只是由於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阻擾，我國遲至1971年才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他因此而沒有履職。后來又擔任駐蘇聯大使、外交部常務副部長，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作出杰出貢獻。

由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到副部長，他坦然接受。對於曾經犯的錯誤，他從不諱疾忌醫，而是主動承擔責任。延安整風時，經過回顧與學習黨的歷史，尤其是與毛澤東的幾次交談，張聞天說：“中央蘇區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計，當時路線是錯誤的。政治方面是‘左’傾機會主義，策略是盲動的。軍事方面是冒險主義（打大的中心城市、單純防御等）。組織上是宗派主義，不相信老干部，否定過去一切經驗，推翻舊的領導，以意氣相投者結合，這必然發展到亂打擊干部……我是主要負責者之一，應當承認錯誤。特別是宣傳錯誤政策上我應負更多的責任。”

他嚴於律己，勇於自我批評，服從真理，聞過則喜，修正錯誤，受到同志們的敬佩。李維漢曾在一次會議上說，他對張聞天是“敬而愛”，這是很多與張聞天交往過的人的共同感受。中聯部原副部長趙毅敏回憶說：“張聞天作風很民主，他主持開會總是要大家先發表意見，自己耐心認真地聽別人講。對下面好的意見他都能採納，不正確的意見則給予說明，使大家能各抒己見，暢所欲言，思想上沒有一點顧慮，說錯說對，都不用害怕。我和他相處中還沒有哪一回是以他的意見為主，非要大家執行不可。相反他對一些問題的處理，總是深思熟慮，又反復聽取群眾意見之后才作決定。”

他待人和藹親切，和他相處如沐春風，很快便會為他平易近人的作風和談吐風雅的學識所傾倒。青海省委原第一書記劉賢權回憶說，張聞天“對人很熱情，對工作很認真，考慮問題很周到，對什麼工作都有具體指示。他生活得很隨便，能吃苦，不講究。我們到他那裡，也很隨便，感到他很好接近，沒架子，和羅帥一樣。他知識面廣，給我們講形勢時，一講就好幾個鐘頭，講解得很深刻，分析得很透徹”。

整風運動時，他帶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深入陝北、晉西北23個村鎮，進行了為期14個月的調查研究。每到一地都是和老百姓同吃、同住，不搞特殊化。見了年紀大的群眾，親切地稱呼大爺、大娘，由於沒有官架子，老百姓對他什麼都說，收到了調查研究的效果。隨他一同調查研究的薛一平說：“他是學者型人物，有政治家的風度，能夠動腦筋提問題，讓大家分析討論。他很有本事，卻謙虛謹慎，總是和大家商量問題。在調查中沒有任何框框，有什麼調查什麼，不強調一致，根據不同情況得出不同結論。各村各戶有些比例數字完全可以不同，他是很講實際的。他強調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做硬性規定。”

原載：《黨史文匯》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