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糾正公營業與民爭利問題

1940年和1941年是抗戰時期延安最為困難的兩年。日偽猖狂進攻、掠奪，國民政府停發經費、封鎖經濟，延安幾乎陷入沒有衣穿、沒有油吃、冬天沒有被蓋的困境。了解一些抗戰史、知道一些黨史的同志，常常將延安時期解決經濟困難歸因於大生產運動，如南泥灣開荒。這並沒有反映歷史全貌。大生產運動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新型的屯田，其主體是延安的軍政系統。一定程度上說，延安時期的屯田，解決的主要是屯田官兵自身的供給問題，至於屯田產出略有富余，隻起調節作用，減輕了邊區人民一些負擔，但對解決邊區財政困難起基礎性作用的，仍然是農、鹽、工、畜、商等私人經濟。比如，作為私人經濟的小農經濟，提供了絕對多數的公糧。1941年，邊區原定征糧20萬擔（1擔為300斤），人均1斗4升，負擔過重，出現了“雷公為什麼沒有把毛澤東打死”的抱怨。中共中央即時指示調整政策，即便如此，邊區政府也隻能減征公糧4萬擔，由20萬擔減為16萬擔。

正因為如此，毛澤東認為解決財政經濟問題，戰勝邊區困難，要發展經濟，平衡邊區經濟出入口，“首先是發展農、鹽、工、畜、商各業之主要的私人經濟與部分的公營經濟”，並覺得此點帶有規律性或決定性。在這裡，毛澤東將私人經濟前加上“主要的”，可見對其作用的充分重視，因而對公營經濟與民爭利現象相當注意，提醒邊區政府加以糾正。當時謝覺哉任邊區政府秘書長。1941年8月6日，毛澤東在給謝覺哉的信中寫道，“今年之僅僅注意公業投資未能顧及私業投資，是由於等著公營事業救急的特殊情況，由此產生的害則是與民爭利（壟斷）及解決不了大問題。明年絕不能繼續這個方針，僅有鹽業投資是明年應該繼續的，而其他公營的農、工、商業則隻當作必要的一部分繼續下去”。

延安時期毛澤東糾正公營業與民爭利問題，是對邊區生產力水平的客觀認識而做出的實事求是的決策，有利於解放和激活生產力，挖掘生產潛力，有利於邊區渡過困難。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所積累的發展私人經濟的經驗，在黨的七大報告中得到了充分總結，成為新民主主義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