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與進步事業的光榮戰士

抗戰期間，波蘭醫生傅拉都啟程赴湖南開展救治工作。

匈牙利醫生沈恩。資料圖片

1994年，倪慧如（左）拜訪白樂夫夫婦。鄒寧遠攝

1999年，劉祺寶和孟威廉在交談。劉祺寶供圖

2015年，援華醫療隊部分后裔在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紀念碑前留影。鄒寧遠攝

　　1936—1945年間，波蘭、保加利亞、德國、羅馬尼亞等國的多位醫生不遠萬裡來到中國，支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極端艱苦的環境裡，他們救治傷員、防治疫病、培訓醫護人員，全心全意地奉獻了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新中國成立以來，他們及其后裔也一直關注著中國的建設發展，同中國人民的深情厚誼仍在延續　　　

　　傅拉都 

　　中國的經歷是一生的驕傲

　　本報駐波蘭記者 於 洋

　　“我的父親是一個懷揣崇高理想和信念的人。在中國人民抗擊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艱苦歲月裡，我的父親與中國人民並肩作戰，在中國的經歷是他一生的驕傲。”波蘭醫生傅拉都的兒子尤雷克·傅拉都說。

　　斯坦尼斯瓦夫·傅拉都1910年出生於波蘭華沙的一個猶太家庭。上世紀30年代，他在法國加入左派組織，后又參加波蘭共產黨與法國共產黨。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傅拉都毅然參加了由各國共產黨員和左翼人士組成的反法西斯國際縱隊，前往西班牙援助當地人民反對國內反動保守勢力的革命戰爭。1939年8月，傅拉都與其他幾位國際縱隊戰友一起奔赴中國，支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尤雷克說：“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主戰場，父親他們是去了需要他們的地方。”

　　幾個月后，傅拉都等人在保衛中國同盟領導人宋慶齡的安排下，幾經輾轉，抵達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駐地——貴陽圖雲關。他和其他外國醫生努力適應環境，抓緊時間學習漢語，要求到艱苦的地方去。他們和中國的醫務人員一樣，吃的是糙米，住的是草房。

　　在華期間，傅拉都被聘為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顧問，擔任衛生勤務指導員，后率隊奔赴湖南、湖北等地，積極救護傷病員。為了壯大救護力量，他在湖南湘陰沙田坪辦起一個軍醫訓練班，指導了不少醫療救護專業的中國學員。在前線，傅拉都受到官兵們的尊敬和愛戴。

　　“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我的父親與中國共產黨人有著深厚的情誼。”尤雷克說。1940年，傅拉都在重慶拜訪了周恩來，提出想到敵后抗日根據地工作。周恩來說，隻要是在中國，在哪裡都是一樣幫助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盡管沒能去西北參加抗戰，傅拉都經常把外國醫生們募集到的醫療器材和藥品通過各種渠道送給八路軍。

　　抗戰勝利后，傅拉都回到波蘭。1957年，他出任波蘭駐華使館公使銜參贊，攜家眷重返中國。駐華7年間，他到訪了中國的很多地方。一次乘火車出差路過湖南株洲、衡陽，他忍不住熱淚盈眶：“這裡的每一塊土地，幾乎都有我的足跡。”

　　2016年6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波蘭共和國進行國事訪問前夕，在波蘭《共和國報》發表署名文章《推動中波友誼航船全速前進》。其中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兩國人民彼此同情、相互支持，結下深厚友誼。傅拉都、戎格曼等波蘭友人不遠萬裡來華，為中國抗日戰爭提供醫療支援。”

　　“習近平主席提到我父親的名字，讓我們非常感動。”回憶過往，尤雷克說，父輩與中國人民之間飽滿而深沉的情誼仍然在當下延續著。“二戰已經結束75年了，身處和平時代的人們不應忘記戰爭的殘酷，更不應蓄意挑起對立和戰爭，隻有這樣才能不愧對先輩，才能為后代負責。”　

　　沈恩 

　　父親的正確選擇

　　本報駐德國記者 花 放

　　“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並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父親做了非常正確的選擇。”今年72歲的約瑟夫·索莫吉這樣評價他的父親沈恩。

　　沈恩出生在匈牙利塞格德市的一個猶太家庭。面對當時匈牙利國內的反猶主義，沈恩前往意大利博洛尼亞求學。取得醫學學位后，他回國加入了當時的匈牙利社會民主黨，憧憬著迎來一個公正平等的社會。

　　西班牙內戰爆發后，沈恩加入了一支由世界各地共產黨員和左翼人士組成的國際縱隊前往西班牙，並在此期間加入了西班牙共產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沈恩又響應由世界反法西斯人士成立的國際醫藥援華委員會號召，於1939年抵達貴陽圖雲關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開始輾轉於多個抗日戰場，救死扶傷，與中國軍民一道抗擊日本法西斯侵略者。

　　沈恩的小兒子彼得·索莫吉回憶起父親對他講述的中國經歷。在中國期間，沈恩與其他援華外國醫生分赴前線，全力救治傷員，推廣疫苗注射，開展醫療培訓。除了診治受傷戰士，他們還盡力為民眾提供醫療服務。一次，沈恩通過小手術割開了一位村民長在眼上的癤子，幫助這位村民重見光明。“父親的醫術得到了中國鄉親們的肯定，他感到十分欣慰。”

　　抗日戰爭勝利后，沈恩繼續留在中國為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工作，其間還在上海迎娶了他的中國妻子。直到1947年，沈恩才和妻子雙雙返回故鄉匈牙利。約瑟夫還記得，小時候，家裡充滿了中國元素。父母帶回了很多中國工藝品，牆壁上懸挂著傳統絲綢刺繡，展示櫃中擺放著琺琅彩花瓶、中式帆船以及表現中國神話形象的雕刻工藝品……

　　2019年，約瑟夫來到了父親曾戰斗過的貴陽圖雲關。在國際援華醫療隊紀念碑副碑上，他找到了父親的名字，感慨萬千：“好像父親還活著，心中涌起許多有關父親的回憶。真心感謝中國人民為紀念我的父親和他的戰友們修建的這座紀念碑！”

　　追隨著父親的腳步，約瑟夫也成了一名醫生。雖然難以想象父親所處的特殊歷史環境，但他認為，如果自己面臨當時的場景，他會做出和父親同樣的選擇——一個“正確的選擇”。　　　　 

　　甘揚道 

　　在戰地救護中的創新

　　本報記者 任皓宇 

　　1994年，在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倪慧如第一次見到甘揚道醫生。老人身材魁梧，灰白的頭發下是一雙睿智的大眼睛。談起多年前在中國參加抗戰的經歷，他說，“如果歷史重演，我還會做同樣的選擇。”

　　1910年，甘揚道出生在保加利亞的一個農民家庭。25歲時，他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完成索非亞大學醫科專業學習，成為一名醫生。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后，他放棄了安穩的生活，去西班牙加入國際縱隊，投身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戰斗。1939年8月，在國際醫藥援華委員會的組織下，他前往中國參加抗戰。

　　在中國，甘揚道加入了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他帶領醫療隊巡回在湖南、廣西、雲南、貴州等地，開始了長達6年的戰地救護工作。戰地搶救傷兵，分秒必爭，甘揚道也因此學會一口帶點湖南口音的中國話。前線條件艱苦，甘揚道為了改善衛生狀況進行了許多創新。旅美科學家夫婦鄒寧遠、倪慧如在《當世界年輕的時候》一書中介紹了他當時的“發明”，“我們用竹子搭淋浴槽，太陽晒暖的水，流經竹筒子，接到淋浴槽，讓病人享受溫水浴”。

　　1940年，燕京大學護理系學生張蓀芬懷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信念，隻身來到圖雲關參與戰地救護工作。在圖雲關，甘揚道與張蓀芬相識相愛。空閑時，他們經常和其他外國醫生一起，唱著歌，一路走到貴陽城裡聽京劇。1942年，兩人在圖雲關結婚，新房是借來的草棚。張蓀芬說：“那時我們一點也不覺得苦。我們在紅十字會不是去享受的”。1943年，他們的大兒子在雲南降生，取名保中，后來又有了二兒子，取名保華。他們希望孩子們永遠記得，自己是保加利亞人，也是中國人。

　　1945年，甘揚道夫婦回到保加利亞。此后，甘揚道在醫學院任教，經常作報告介紹中國，還為斯諾的《西行漫記》保文版撰寫前言。張蓀芬則一直在索非亞大學執教中文，親自編纂了第一本保中、中保字典。1983年，夫婦兩人應邀訪問中國，甘揚道將自己珍藏40余年的幾百張照片捐獻給中國。在訪問延安時，他說：“我終於來到了延安，40多年前的願望實現了。”

　　回到保加利亞的甘揚道，仍然保留了很多在中國養成的習慣。“我從我母親那裡學會了做‘保加利亞式中國菜’，我的家人都很喜歡中餐。雖然母親已經去世了，但現在我們仍會在家中做那些年母親教的中國菜。”甘保中說。

　　2015年，甘保中再次回到貴陽圖雲關，參加抗戰勝利70周年暨國際援華醫療隊紀念活動。重返故地，甘保中感嘆道：“1989年我曾來過一次貴陽。這次來，貴陽的變化太大了。城市變大變漂亮了，人們的生活水平也提升了很多。”

　　回憶父親參與中國抗戰的經歷，甘保中十分感慨：“世界在發展，在前進，我們必須用盡一切辦法來避免戰爭，盡一切可能來追求和平，隻有和平才能保証人類的進步。”

　　《 人民日報 》（ 2020年09月28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