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共是怎樣應對美國“兩面派”的？

（《世紀風採》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抗戰時期，中共非常重視同美國的關系，一方面考慮到美國在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的地位和作用，積極爭取美國的同情和支持，開展和美國的軍事合作，以美制蔣，促進中國民主運動，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另一方面，針對美國為維護自己在遠東的利益採取扶蔣反共的政策，中共堅決站在維護人民利益的立場，與美國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

中共對外開放歡迎中外記者訪問延安

太平洋戰爭爆發標志著美國在遠東的綏靖政策破產。美國與中國結盟，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抗擊日本侵略者，並為中國提供部分武器和軍用物資，向國民黨政府派遣大批軍事顧問和專家，裝備和訓練國民黨軍隊，援助中國抗戰。在這一過程中，美國政府逐步認識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和解放區是奪取對日作戰勝利不可缺少的力量。1943年9月，擔任盟軍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的史迪威將軍向蔣介石建議：“調動西北方面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的兵力出山西、河南，襲擊平漢線，進逼鄭州、武漢，以扭轉中國局勢。”他還要求國民黨從自己積存的武器中撥出一部分給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使用，主張凡是中國抗日的力量都應得到國際的援助。這是蔣介石所不能接受的。

到了1944年，中國共產黨和它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軍民已經逐漸從最困難的處境中走出來。根據地有了明顯擴大，人口增長到8000萬，軍隊發展到47萬人，民兵有227萬人，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誰也無法忽視的力量。在日軍進攻面前，國民黨戰場上卻出現了駭人聽聞的大潰退。短短8個月內，相繼丟失20萬平方公裡的富饒國土，6000多萬中國同胞淪於日軍的鐵蹄之下。作為大后方的政治中心重慶陷入一片驚慌之中。人們對國民黨政府已喪失信任，要求實行根本性的變革。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和抗戰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國駐華官員和輿論的關注與不滿。

美國從自身利益考慮，希望中國抗日，更希望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起來共同抗擊日本。1944年6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敦促蔣介石迅速著手改善中蘇關系和解決國共矛盾，蔣介石沒有採納，引起美方的不滿。6月9日，在國內外各方面壓力下，國民黨當局極不情願地允許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一行21人前往延安等地採訪，其中美國記者佔多數。對中外記者到延安，毛澤東很興奮，覺得總算是打開了局面。這說明國民黨對解放區的封鎖失敗了，解放區對外的大門打開了。這是抗日戰爭時期外國記者僅有的一次對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進行的大規模集中採訪活動。毛澤東立即經過延安交際處安排了同記者見面的時間。在記者到延安的第三天，即6月12日，毛澤東會見記者參觀團。記者團的成員大多數是第一次到延安，對這裡的一切都感到新鮮，提出的問題特別多，毛澤東一一作了解答。關於國共談判，毛澤東說：“現在還在談判之中，我們希望談判有進步，並能獲得結果。”關於開辟第二戰場，毛澤東說：“第二戰場開辟的影響是廣泛的，直接影響歐洲，沒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將來會影響到太平洋與中國。”但他又指出：“中國的問題還要靠中國人自己努力，單有國外情況的好轉，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關於中共的主張，毛澤東指出：“中共希望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從各方面實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戰中，歐洲已進入決戰階段，遠東北戰爭也快要到來了，但中國缺乏一個為推進戰爭所必須的民主制度。隻有民主，抗戰才能夠勝利。我們很需要統一，但是隻有建筑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正的統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國與新世界。”

周恩來、朱德、葉劍英也分別會見了記者。一份經過毛澤東、周恩來審閱修改的葉劍英向中外記者團的講演《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通過中外記者的報道，廣泛傳播到大后方和許多國家，引起強烈的反響。國內外輿論開始重新評價中共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

到延安採訪的中外記者們親眼看到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和黨政軍的干部與士兵，生活清苦，工作熱心，與“重慶迥然是另一個世界”。他們回到重慶和各自的國內，發表了許多反映中國解放區真實情況的報道、文章和出版書籍。福爾曼的《來自紅色中國的報道》、斯坦因的《紅色中國的挑戰》，以及愛潑斯坦等發表的評論，都受到廣泛的注意。記者團中過去一向對共產主義思想抱敵視態度的夏南漢神父也認為邊區是好的。7月1日，《紐約時報》根據記者發回的報道發表評論說：“無疑地，五年以來，對於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在對日戰爭中，是我們有價值的朋友。正當地利用他們，一定會加速勝利。”

中共非常重視美國軍事考察團

中外記者代表團訪問之后，美國為了進一步了解中國共產黨和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情況，利用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在取得蔣介石的同意后，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部於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分兩批派遣美軍觀察組（又稱迪克西使團，以駐華美軍司令部的包爾德上校為團長）18人抵達延安。這是美國對中共派出的第一個官方代表團。中共開始有了與美國政府的正式接觸。

早在6月29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討論美軍觀察團（組）來延安的問題，決定：向美方表明，我們現在需要合作抗戰﹔抗戰勝利后需要和平建國，民主統一。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等同觀察組成員多次談話，全面介紹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軍民堅持敵后抗戰的情況，表示歡迎美國記者或外交人員到延安和其他地方進行考察，並歡迎美國向解放區提供援助。毛澤東同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多次談話，明確地表示中國共產黨堅持國共團結、反對分裂的立場。同時指出：“抗戰一結束，國民黨進攻共產黨的危險時刻就將來臨，如果中國發生內戰，美國供應的武器有可能被國民黨用於未來的內戰。如果美國把援助中國的抗戰武器隻給國民黨，而不分配給抗戰的共產黨，這不但是不公平的，而且實際上會助長國民黨堅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場。”

美軍觀察組成員還到晉綏、晉察冀抗日民主根據地考察，並寫了許多調查報告，比較客觀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和根據地的政治、經濟、軍事的情況，承認中國共產黨已經得到敵后抗日根據地廣大民眾的支持。他們的報告指出：“共產黨的政府和軍隊，是近代史上第一次受到廣大人民積極支持與擁護的政府和軍隊。他們得到這種支持和擁護,是因為這個政府和軍隊真正是屬於人民的。”匯報傳到國內，引起了美國政府的重視。

為了更好地適應當時擴大對外交往特別是與美國打交道的需要，中共中央於8月18日，首次發出了由周恩來起草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指示“闡明了黨的外交工作的性質、內容和原則立場”，重點指出：“外國人士的來訪，不應看成是普通行動，而應看作是我們在國際間的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我們的外交政策是在國際統一戰線的思想指導之下，以共同抗日與爭取民主、擴大我們的影響為中心內容。目前，我們的外交還是‘半獨立性的外交’。我們許多外交往來，還必須經過重慶國民政府的承認﹔國民黨不願我們單獨進行外交活動，我們與盟國隻有沖破國民黨種種禁令和約束，才能開展外交往來。發展國際統一戰線的一個關鍵問題是中共要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對外關系，特別是同美國的關系。指示強調：我們辦外交必須站穩民族立場，反對百年來在民族問題上存在的排外和懼外媚外的錯誤觀念。一方面，要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另一方面，要學習人家的長處，善於與人合作。”在這一指示指導下，中共提出放手與美國軍隊合作的方針，盡量滿足美方提出的抗日軍事合作方面的要求，積極配合美軍的軍事行動。同時提出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

中共重點對付美國總統特使赫爾利

隨著世界反法西斯的勝利進展，中國的作用日益減小，中國內部是否團結對美國已無關緊要，美國要考慮的是如何為美國戰后控制中國、控制亞洲、控制太平洋地區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1944年9月6日，美國總統羅斯福派前陸軍部長赫爾利作為總統特使來華。赫爾利插手國共談判一個不可動搖的前提就是堅定地扶持蔣介石，建立一個符合美國統治集團利益的蔣介石政權。由此可見赫爾利來中國是做國共關系的“兩面派”調解人的。

11月7日，赫爾利由林伯渠陪同，自重慶飛抵延安，毛澤東、周恩來等親臨機場迎接。赫爾利到達延安后，與毛澤東、周恩來舉行了多次會談。赫爾利先表示希望國共團結，以利抗日，美國無意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接著，赫爾利提交了一份《協議的基礎》的文件。這是赫爾利和國民黨方面共同起草的，主要內容是要求中共軍隊遵守並執行國民政府以及全國軍事委員會的命令，接受政府改組，然后國民政府才承認共產黨合法。毛澤東在發言中嚴厲批評國民黨抗戰不力，破壞國共團結。9日會談討論中共草擬的《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協議》，在這次會談中，赫爾利表示中共擬出的協議是完全合理的。10日，毛澤東、赫爾利在延安會談形成的《五條協定草案》上簽字。當天下午，周恩來與赫爾利同機飛渝，准備在重慶繼續與國民黨談判。赫爾利訪問延安后，多方威脅利誘中國共產黨交出軍隊。在嚴峻的形勢面前，中國共產黨既沒有聽信赫爾利的“好言”相勸，也沒有懼怕他的威脅，而是站在維護人民利益的立場上，與其進行了堅決的斗爭。12月12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留在重慶的王若飛轉告美方：“我們毫無與美方決裂之意”，但“犧牲聯合政府，犧牲民主原則，去幾個人到重慶作官，這種廉價出賣人民利益的勾當，我們絕不能干”。

12月24日，赫爾利在致美國國務卿電報中明確講了他來中國的目的：“一、防止國民政府崩潰﹔二、支持中華民國主席與軍隊委員長蔣介石﹔三、使蔣委員長與美國司令官的關系和諧﹔四、增進中國戰爭物資的生產並防止經濟崩潰﹔五、為擊敗日本方針，統一中國境內一切軍事力量。”他以這樣目的來做國共兩黨的“和平調解人”，明顯是中國童話故事裡的“披著羊皮的狼外婆”。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針鋒相對地採取了有理有節的斗爭。周恩來說: “赫爾利在延安和我們簽訂了五條協定，同意我黨毛澤東同志所提的聯合政府的方針。這五條主要內容是：為共同打敗日本強盜建設新中國，要在聯合政府之下統一起來﹔要成立各黨各派無黨派的聯合政府，要成立代表所有抗戰力量的聯合統帥部﹔要給人民自由，要實行民主的改革﹔要承認所有抗日的力量，裝備所有抗日的力量，統一所有抗日的力量（用聯合政府來統一）﹔承認所有黨派的合法地位。這樣五條不僅我們提出，而且美國大使赫爾利也是簽了字的。”

1945年2月13日，周恩來在赫爾利陪同下會見蔣介石。蔣介石根本拒絕接受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說：“組織聯合政府是推翻政府，黨派會議就是分贓會議。”周恩來當場堅決反對蔣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方針。這時，正站在蔣介石身邊的赫爾利是怎麼想的呢？他在2月18日致國務卿的報告中說：“我不同意或不支持任何在我看來會削弱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地位的原則和方法。”這就充分暴露了赫爾利名為調解國共關系的“調解人”，實為支持蔣介石的反動獨裁統治的后台老板。

4月2日，赫爾利根據雅爾塔會議后的國際形勢，在華盛頓公開宣布實行扶蔣反共的對華政策，美國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更加惡化。中共中央認為，美國已公開支持蔣介石，抗戰勝利后的內戰不可避免﹔但另一方面，中美兩國仍面臨著共同敵人日本法西斯，美國在軍事上尚需中共的配合，眼下又不敢與中共徹底決裂。由此，中國共產黨採取了利用矛盾、施加壓力、迫使美國改弦易張的對策，一方面強調自力更生，壯大自己的力量，並派兵建立華南戰略根據地，以制止國民黨的反共內戰﹔另一方面，動員中國人民及民主黨派起來一致批評美國政府的錯誤，迫使其改變對華政策。4月5日，《新華日報》發表時評，對赫爾利4月2日的反共談話予以堅決反擊，指責其隻能“有助長中國分裂與內戰的危險，有拖延抗戰勝利的危險”。24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政治報告中，又警告美國政府對於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呼聲，要加以嚴重的注意，不要使美國的外交政策違反中國人民的意志。6月11日，毛澤東在七大閉幕詞中第一次公開指責美國對華政策是“扶蔣反共”，認為它“說明了美國反動派的猖狂”。從6月下旬開始，《解放日報》先后發表了《從六人被捕案看美國對華政策的兩條路線》《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評赫爾利政策的危險》等措辭嚴厲、態度強硬的評論文章，指出美國扶蔣反共政策的實質就是要在戰后取代日本把中國變成美國的殖民地。假如這種政策繼續下去，是“把它自己放在已經覺醒和正在繼續覺醒的幾萬萬中國人民的敵對方面，在目前，妨礙抗日戰爭，在將來，妨礙世界和平”。

美國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在抗戰期間對中共採取從希望國民黨聯合中共共同抗日，尋求與中共的合作，到扶蔣反共，堅決站在中國人民的對立面的政策。雖然，在中共與美國的關系上，美國一直掌握著主動權，但是中共在制定對美政策時，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根據美國的“戰時表現”，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和“凡助我者友之，凡助敵者敵之”的策略方針，既反對忽視或不要外援的孤立主義，極力打破國民黨的封鎖限制，主動爭取美國的援助，又沒有依賴外援、聽任美國擺布﹔既利用了美國一切有利於中國抗日、民主的積極因素，取得了美國對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斗爭的同情和支持，加速了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又對美國一切不利於中國抗戰的消極行為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從而在復雜多變的形勢面前始終保持著對美政策的科學性和可行性。

原載：《世紀風採》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