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戰文化：戰勝日本侵略者不可或缺的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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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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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國歌，她誕生於民族危亡的抗日戰爭時期，原名《義勇軍進行曲》。國歌是代表一個國家、政府和廣大人民群眾意志、精神的樂曲，為什麼獨選《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

抗日戰爭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反對外來侵略斗爭史上最輝煌的民族解放戰爭。抗日戰爭的勝利，改寫了中國近代以來因外敵入侵而屢屢戰敗被迫割地賠款和出讓國家主權的屈辱歷史，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奠定了堅實基礎。而抗戰文化，作為戰勝日本軍國主義不可或缺的“軟實力”，對全民族堅持持久抗戰，並最終打敗日本軍國主義，起了重要的推動、鼓舞和激勵作用，為中華民族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抗戰文化起始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局部抗戰興起，歷經七七事變全國抗戰爆發，發展至1945年9月抗日戰爭最后勝利。由此可見，抗戰文化首先源於民族危亡意識的中華民族傳統愛國主義價值觀，其次源於中國抗戰軍事斗爭的現實需要，其目的就是抗日圖存，救亡復興。

抗戰文化的本質內容——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是戰勝日本軍國主義的決定基因

人類戰爭史表明，戰爭的勝負不但取決於一個國家的軍事、政治、經濟及戰爭性質等諸條件，同時也取決於這個國家民族的意志和精神，以及戰爭指導能動性（智慧）的優劣。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反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正義戰爭，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戰勝一個法西斯強國的戰爭。它既是中日兩國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的較量，也是中華民族與日本大和民族在意志、精神和文化方面的一場軟實力的較量。因此，“抗戰精神”應該是中華民族愛國主義傳統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發展與升華，它為戰勝日本法西斯發揮了強大的動力源泉和精神支撐作用。

“千萬頭顱共一心，豈敢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斷頭不做降將軍！”這是中國守軍第一三一師師長闞維雍孤軍固守桂林城，寡不敵眾，彈盡糧絕時寫下的一首絕命詩。中華民族有著深厚的愛國主義傳統，歷來崇尚正義，熱愛和平，不畏強暴，勇於反抗外來侵略。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把中華民族逼到瀕臨亡國的危難地步，卻喚起了全民族的危機意識。國民黨、共產黨摒棄前嫌、第二次國共合作，給所有黨派、各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參加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起了模范引領作用。在抗戰時期，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較以前任何時代都表現得更強烈、更廣泛、更持久、更具戰斗性，它使各階級、階層、政黨、地方實力派和不同軍事集團的利益在抗日問題上找到了契合點，使愛國主義在理論與實踐上實現了高度統一。抗戰文化的本質是愛國須抗日，抗日即愛國。

在長達14年的抗日戰爭的壯闊而曲折艱難的進程中，形成了偉大的抗戰精神。面對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機，中國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韌不拔的必勝信念。

抗日戰爭的硝煙已經散去75年了，但先輩們奮勇殺敵的那份震撼、那份信仰、那份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依然令人蕩氣回腸！

在中華民族反抗外來侵略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像20世紀30至40年代抗日戰爭時期這樣，民族覺醒如此深刻，民眾動員程度如此廣泛，群眾發動規模如此浩大，戰斗意志如此頑強，抗擊時間如此漫長。抗日戰爭的勝利表明，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蘊藏著民族的巨大凝聚力，這不僅是抵御外來侵略、維護祖國統一的偉大精神力量，也是鼓舞中國人民團結奮斗的永恆動力，值得中華兒女世世代代繼承和發揚。

毛澤東指出，抗日戰爭“鍛煉了中國人民。這個戰爭促進中國人民的覺悟和團結的程度，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的一切偉大的斗爭沒有一次比得上的”。如果說，近代百年以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每一次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思想的斗爭，都為中華民族的覺醒准備了量的積累，而抗日戰爭則使中華民族的覺醒產生了質的飛躍。可以說，抗日戰爭的勝利，也是中華民族團結覺醒、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的勝利。

抗戰文化的理論支撐——實行全民族抗戰、持久戰戰略方針和游擊戰及其一系列作戰原則的先進軍事理論，是取得抗戰勝利的關鍵

20世紀末，西方一個著名學術機構評選出影響人類歷史的十大軍事名著，中國佔有其中兩部，一部是《孫子兵法》，一部就是毛澤東的《論持久戰》。

世界各國的軍事專家學者一致認為，《孫子兵法》是人類冷兵器時代軍事學術的最高成就，歷來被認為“兵學聖典”， 而《論持久戰》則是熱兵器時代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弱國戰勝強國的具有指南針意義的代表性軍事著作。《論持久戰》是毛澤東在延安城西南的鳳凰山腳下的土窯洞裡寫成的，何以躋身於世界十大軍事名著之列而享譽全球？讓我們沿著歷史的軌跡來尋找答案。

全國抗戰之初，國民政府就確立“持久消耗戰略”，提出“以空間換時間”，其主體思路是正確的，但它實行單純依賴政府和軍隊的力量，而不依靠和發動廣大人民群眾進行一場人民戰爭﹔實行內線固守、分兵把口的作戰方針，並把全國抗戰分為戰略防御和戰略反攻兩個階段或稱兩個時期。戰爭指導的失誤，導致由此帶來巨大傷亡損失。

歷史表明，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先進政黨，在決定國家民族命運的關鍵時刻，可以發揮扭轉乾坤的歷史作用。抗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雖然不是執政黨，卻成為凝聚人民力量的有力號召者和堅強組織者。中國共產黨首先倡導並最終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實現了全民族抗戰，成為堅持持久抗戰的中堅力量。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持久戰的總方針，抗戰必經戰略防御、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階段理論及其一整套作戰原則，並把游擊戰上升到戰略地位，實行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成為中國人民戰勝日本軍國主義的有效作戰模式。《論持久戰》成為中國人民抗戰的指南，從而大大增強了中國軍民戰勝日本法西斯的信心、骨氣和底氣。無論形勢多麼復雜、戰爭多麼殘酷、條件多麼艱苦，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同各愛國黨派團體和廣大人民一起，共同維護團結抗戰大局。中國共產黨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張、堅定意志和模范行動，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引領著奪取抗戰勝利的正確方向，成為奪取抗戰勝利的民族先鋒。

中國共產黨堅持動員人民、依靠人民，提出和實施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和一整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認為“民力和軍力相結合，將給日本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廣泛開展伏擊戰、破襲戰、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等游擊戰的戰術戰法，並把游擊戰提高到戰略地位，實行游擊戰與正規戰相結合，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先后開辟了華北、華中、華南和東北四大敵后戰場，建立面積達100余萬平方公裡、人口約1億的19塊抗日根據地，與國民黨指揮的正面戰場協力密切戰略合作，創造了敵后與正面兩個戰場共同夾擊日軍的戰略格局。

抗日戰爭勝利的歷史說明，先進的軍事理論，對於弱國戰勝強國有著不可估量的指導作用。毛澤東關於抗日持久戰和游擊戰爭的理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仍然被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許多亞、非、拉弱小國家和民族廣為運用，產生了深遠影響。日本研究戰略理論的著名學者伊藤憲一把毛澤東的持久戰思想歸納為“以動員人民的戰略和游擊持久的戰略，來實現弱者對付強者的戰略理論”。原日軍大本營參謀山崎重三郎撰文說：“世界上雖然有各種各樣的游擊戰爭，但隻有毛澤東率領的中國共產黨軍隊在抗日戰爭中進行的游擊戰，堪稱歷史上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的游擊戰。他的游擊戰和運動戰相結合，把百萬帝國陸軍弄得團團轉，在中國打敗了日本人。”

抗戰文化的形態媒介——政治宣傳、思想教育、文學戲劇、音樂美術、新聞出版、影視作品等與軍事戰爭相結合，成為鼓舞中國軍民團結御侮、共赴國難、浴血奮戰的強大動力

風在吼，馬在叫！

黃河在咆哮，黃河在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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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大合唱》是著名音樂家冼星海作曲，詩人光未然作詞的歌曲，創作於民族危亡時刻在華人世界流傳了80多年，它的每個音符已經成為凝聚中國人情感與靈魂的載體。曾指揮《黃河大合唱》近千場的指揮家嚴良堃說：“每次聽到這首曲子，就會回憶戰爭年代的日子，不禁痛恨日本侵略者，而隨著歲月的累積，這首曲子已成為中國音樂的經典之作。”再如歌曲《八路軍進行曲》《抗戰到底》《在太行山上》《到敵人后方去》等等，唱響大江南北﹔抗戰之初上演的話劇《保衛盧溝橋》《八百壯士》等，風靡一時，鼓舞和激勵千百萬人走上抗日前線，奮勇殺敵，保家衛國。

七七事變后，中國文化界的抗日統一戰線迅速組織起來，僅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就組織40多個救亡團體3000多人的宣傳隊，奔赴抗日前線慰問演出，被譽為“文化戰斗的游擊隊”。南京淪陷后，全國的救亡團體、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名流、大批流亡學生和知識分子雲集武漢。當時，國民黨抗戰比較積極，在文化領域採取了較為開明的政策。以郭沫若為廳長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下設動員群眾、藝術宣傳、對敵宣傳3個處，成為中國共產黨擴大文化統一戰線、推動抗日救亡的重要陣地。各種抗日救亡和進步報刊如雨后春筍在各地創辦出版，如上海《救亡日報》 《烽火》、長沙《抗戰日報》、武漢《全民抗戰》、廣州《抗戰戲劇》《文藝陣地》、成都《金箭》等。中共創辦的《新華日報》，郭沫若為社長、夏衍為總編輯的《救亡日報》等報刊，成為中國抗戰文化的導向標。

隨著抗戰文化的興起，一大批優秀的文化藝術作品涌現。如《保衛盧溝橋》 《八百壯士》《塞上風雲》《台兒庄》等劇目，《到敵人后方去》《游擊隊歌》等歌曲，《盧溝橋演義》等小說、詩歌和報告文學，《盧溝橋事變》《八百壯士》等影片，郭沫若的歷史劇《屈原》《棠棣之花》等，特別是田漢作詞聶耳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為凝聚全民族抗戰之力提供了重要的精神食糧。

總之，抗戰文化的方方面面、各個層次，都以高昂的愛國主義熱情宣傳和推動抗戰，成為中華民族抗戰的一條重要戰線。

延安是當時中國抗戰文化的中心，中國共產黨人領導或組織的文藝團體是先進文化的代表，人才輩出，優秀作品涌現。比如詩歌像田間的《給戰斗者》、艾青的《向太陽》等，戲劇《放下你的鞭子》等，光未然作詞、冼星海作曲的《黃河大合唱》，最為激動人心，歌聲悲奮激揚，激發人們走上民族解放的戰場!

同時，延安成立抗日問題研究會、哲學研究會、政治經濟學研究會、自然科學研究會、克勞什維茨《戰爭論》研究會和文化協會等30多個學術團體，發行《紅色中華》《八路軍軍政雜志》《中國青年》《中國婦女》等報刊30多種，不但出版馬、恩、列、斯著作50多種，還出版了大量其他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方面的書籍，如《大眾哲學》《中國通史簡編》《孫子兵法》《戰爭論》《總體戰》等名著。

敵后各抗日根據地文化建設的民族化，還表現在運用中國傳統文化的形式進行抗日宣傳，以激發廣大人民群眾的抗戰意識，如太行山抗日根據地軍民利用過春節時寫對聯和貼年畫宣傳抗戰，就是敵后軍民文化的真實寫照。當時的對聯有“群策群力抗戰到底，一心一意爭取勝利”“春耕夏耘努力生產克服經濟困難，秋收冬藏屯積公糧增加抗戰力量”等。過去每家門上貼的《麒麟送子》《老鼠娶妻》一類的年畫，已被《抬傷兵送茶飯》《妻子送郎上戰場》一類的年畫所代替。春節文化是抗日根據地文化建設的一個縮影和折射。

敵后抗戰文化的各類藝術作品，實際上就是八路軍廣大指戰員戰斗行動或創建抗日根據地斗爭的藝術反映和折射。其表現形式和風格以北方陝、晉、冀、魯、豫諸省特征為主。如人們所熟悉的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 《李有才板話》、劉白羽的《八路軍七將領》《五台山下》、邵子南的《地雷陣》、馬烽的《呂梁英雄傳》、柯仲平的《血淚仇》秦腔劇本、孫犁的《荷花澱》等，在全國產生了很大影響，至今仍是紅色經典。

敵后抗戰文化緊緊圍繞抗日戰爭的形勢任務來展開，它既是團結、教育和鼓舞敵后抗日根據地軍民的精神食糧，又是抵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爭取抗戰勝利的有力武器。比如，八路軍的文藝宣傳作用非常突出，如著名的第十八集團軍西北戰地服務團（簡稱“西戰團”），1937年10月奔赴山西抗日前線，隨八路軍總部行動，在6個多月裡，行程3000余裡，途經16個縣（市）、60多個村庄，演出100多場，在發動群眾開展敵后游擊戰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38年11月，“西戰團”再次進入敵后抗日根據地，在晉察冀邊區開展文化宣傳活動一直至1944年4月。先后創作60多部劇本，創作和改編民歌400余首，並組織演唱了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

敵后各抗日根據地活躍著各種抗日文藝團體，既有從延安來的八路軍總部的魯迅藝術學院，也有第一二九師的先鋒劇團，還有晉察冀邊區行署下屬的太行劇團。各軍分區、各縣都有劇團，各村則有秧歌隊等。晉察冀軍區的每一個軍分區都有一個劇社。抗日文藝團體緊跟當時的形勢任務來創作排練文藝節目，《八路軍軍歌》就是這個時期創作的。

此外，八路軍各文藝團體以戰斗前線作舞台，部隊打到哪裡，行軍走到哪裡，軍旅文化就開展到哪裡。他們既是演員，又是戰斗員，經常配合部隊打掃戰場、看押俘虜、護理傷員等。

敵后抗戰文化以其獨特的吸引力，鼓舞、感召抗日軍民，直接服務於抗戰，成為爭取友軍、團結其他抗日武裝力量、瓦解敵軍的重要軟實力。1938年初，八路軍烽火劇團奉命在陝北慰問從抗日前線撤回休整的國民黨第十七路軍官兵，為了鼓舞友軍的抗日之舉，劇團當天就趕編了贊揚趙壽山將軍的活報劇，在舞台上高懸大字橫幅“慰問趙壽山將軍及全體官兵聯歡晚會”。他們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 《打回老家去》等劇目，反映了日軍侵佔東北、百姓流離失所的悲慘情景，極大地激發了官兵的抗日豪情。之后，趙壽山還請八路軍烽火劇團輸送一些文藝人才幫他們成立劇團以宣傳抗日，鼓舞士氣。東北軍將領看完八路軍烽火劇團的演出后感慨地說：“你們的一場戲比幾次政治課還管用，真是受教育啊！”

晉察冀軍區開展瓦解敵軍工作，注重開辦日語訓練班，制發各種宣傳品、標語、口號等，特別是利用經過教育的俘虜在戰場上向敵人喊話，收效顯著，僅1939年五六月大小龍華戰斗，就生俘日軍官兵14人，半數以上為自動繳槍投降過來的。在八路軍俘虜政策的感召下，第一個日軍俘虜前田光繁很快變成第一個“日本八路”，並於1939年11月7日發起組成日本人反戰組織“覺醒聯盟”。1942年8月，華北各地的“覺醒聯盟”統一改稱為“反戰同盟”。據1944年統計，“反戰同盟”支部有13個，成員達223人。侵華日軍視八路軍的俘虜政策“實為皇軍之大患”。

綜上所述，抗戰文化對於中華民族的覺醒和團結，對於動員、鼓舞全民族堅持持久抗戰，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起到了極大的作用。《義勇軍進行曲》 《黃河大合唱》《論持久戰》等已經成為中華文化的經典之作。隨著時間的推移，抗戰文化亦將成為中華民族偉大精神的一個杰出符號。（作者為軍事科學院原軍事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原載：《黨史文匯》2020年第9期